——原缫丝厂童工蒋金仙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蒋金仙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陆杰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
【访谈时间】2012年2月7日、5月4日【访谈地点】上海市妇联【整理者按】蒋金仙，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1944年于无锡五丰丝厂当童工。1945年直至解放初在上海肇新纱厂工作。1953年6月至共青团普陀区委工作，1964年调至团市委机关。1980年以后于上海市妇联工作，1990年退休。
我生于1935年11月15日（阴历十月二十日）。老家在无锡近郊的广益镇广益村。当时我们村里的男人大部分在无锡的油行、米行工作，女人或者在家里带小孩，或者去纺织厂做工。我们家族也是如此，我还没出生，爷爷兄弟俩就在油行工作，爸爸和一个叔父在无锡同一家油行做批发食用油的生意，后来一个姑父也在那家油行工作，我家的堂叔、表弟等也都在其他油行工作，我小姑父则在米行工作。
阿拉娘的娘家在东亭，她十几岁就开始到纱厂做工了。娘家有许多女人和她一样，年轻时就在纺织厂工作。结婚以后阿拉娘仍然去工作，家里还有几亩地，一般请别人种，但农忙时自己还要回来帮帮忙。应该说最初家庭经济情况还可以，可爸爸不怎么顾家，可能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所以家庭情况越来越差。在我之前阿拉娘还生过两个小孩，那时医疗条件极差，没养大就早早过世了。生下我之后不久，我还在吃奶，阿拉娘又得去上班，只好把我托给对门的人家带，阿拉娘出点钱给人家。我管奶妈叫嬷嬷娘，后来也一直在那家长大，所以后来我和他们家还是很亲的。
大概在我四岁那年，父亲就过世了，家里就更困难了。本家一个叔父想霸占我家的几亩地，便逼阿拉娘改嫁，说邻村有人死了妻子，要她嫁过去，阿拉娘坚决不答应，说宁愿出去做佣人，也要把自己的小孩带大。我下面还有一个阿弟、一个阿妹，当时我们三个小孩都还小，阿拉娘拉扯我们很不容易，而她宁愿自己吃苦，也不肯放弃小孩。阿拉娘先在无锡一个私营纱厂工作，工厂离家不远。后来日本人打来，把工厂炸掉了，她还一度给人家做佣人。阿拉娘真是辛苦，有一年农忙，她又赶回来干农活，屋里屋外都靠她一个人，大概太累了，营养也不够，一下子晕倒，把牙齿都磕掉三个。
阿弟长到六岁，也生脑膜炎死了。最初是阿弟的小朋友生病了，他去看望一下，谁知病却传染给他。那人家里比较有钱，得到很好的治疗，后来反而病好了。其实那家人也挺好的，听说阿弟也生了脑膜炎，还说借钱给我们去看病，但阿拉娘认为没那么严重，谢绝人家，而阿弟很快就病重没有了。那时候祖母还健在，就把我和阿妹托给祖母带。阿拉娘的性格还是蛮温和的，虽然爸爸对她不是很好，但她对奶奶一直很好。奶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但一个儿子早就送人了，我爸早早过世，两个姑姑出嫁之后不管娘家，叔婶又有很多小孩，他们都顾不上老人，全靠阿拉娘照顾奶奶，她们婆媳关系一直很融洽。后来我们都到上海做工了，我十三岁那年奶奶病危，还一定要阿拉娘回去，大概她要把仅有的一点东西交代给阿拉娘，阿拉娘也蛮伤心的。
小时候我没去上学，看到别人去读书，心里非常羡慕。九岁那年，我也到无锡五丰丝厂做童工了。第一天，堂姐领我走进车间，我真是吓死了。里面摆着许多锅子，锅里的水“咕嘟咕嘟”沸腾着，由于蒸汽不断冒出来，地上湿得一塌糊涂，不管冬夏工人都赤着脚或穿双木拖鞋。我们车间的工人把蚕茧抽成丝，丝卷成一团团，再送到成品车间，那相当于纺纱厂的摇纱间，在那里丝被卷成一筒筒的，然后才能送到丝织厂织成丝绸。我没见过那家厂的老板，只看到管理员拿根棒子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看到做得不好的工人就敲一下。
丝织厂通常把熟练工称为“上手”，我刚去只能当“下手”，也就是做最苦的活。我站在一个锅子前，把蚕宝宝结的茧子丢进水锅，先用竹丝板在锅里翻捣，然后从滚烫的水中把丝头捞出来，有时用竹丝板能把丝头挑起来，有时只能用手去捞，当时也没戴手套，所以往往手上被烫出许多泡来。而“上手”可以坐着干，她负责把我捞出来的丝卷成团，有时候“上手”心情不好，还用热水浇我，其实她也挺苦的，没办法就拿我们出气。当时被烫伤也没办法医治，连涂的药都没有，直到现在我的手上还能看出有许多疤痕。我做那个工种时间还不算长，有些工人做得时间长了，因为长期处在潮湿环境，手脚都烂了。
从家到工厂大概四里路，途中有一半路程沿着田埂走，然后才走上大路，单程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所以我们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来，急匆匆吃点早饭就出门了。我太小了，早上爬不起来，祖母总是一边叫“快点起来呀！快点起来呀！”一边挠我脚底心，每天都要挠好几次我才能醒过来。天还没亮，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出家门，两个堂姐和我在一个工厂上班，她们挺照顾我的，往往一前一后地护着我走。这条路平时还好一些，最讨厌落雨天，满脚泥泞就更难走了。有一次我带着睡意跟堂姐走出去，一只脚踏进稻田，稻田的泥水深及膝盖，拔出脚来，鞋子却找不到了，找了一会，堂姐说：“快点走吧，要迟到了。”我只好赤着脚走去上班，那天脚痛极了，现在想起来还蛮伤心的。我们在厂里吃中饭，工人都要自己带饭去，我也每天拎一个饭盒去上班，早上出门前祖母把饭装到饭盒里。车间里热气蒸腾，天冷时把饭盒放在煮茧的锅子旁，吃的时候热乎乎的，但天热时食物就容易坏。当时家里蛮穷的，不能每顿吃干饭，有时只能给我带点粥。一次，到中午吃饭时我才发现带去的粥馊掉了，所幸两个堂姐照顾我，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我吃。那时真的很苦，但也没办法，为生活所迫，还是得去做工，全靠两个堂姐给我壮胆，我才坚持下来。
在五丰丝厂我大概工作了一年左右。工人工资按月领，但从未经我手，每次都由介绍我们去做工的隔壁婶婶代领，然后交给祖母或阿拉娘，所以具体多少钱我也不清楚，总之童工是非常便宜的，大概一个月只有几块银元。那个厂很早就成立了，当时是私营厂，大概有四五百名工人，听说解放后改为公私合营，很晚才关闭的。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无锡的纺织厂大多关门了，以后迟迟没有恢复。1945年，无锡的许多妇女都到上海找工作，我们村有五六个人结伴而行，包括原在五丰丝厂带我的两个堂姐，阿拉娘也跟她们一起去，把我也一道带去。后来村里有更多的妇女来上海做工，仅我们厂就有十多人。这时阿妹还小，而祖母身体不好，已不能带孩子了，阿拉娘只得把阿妹寄养在同村的小姑姑家里。
这家工厂在新会路396号，原叫肇新纱厂，后来改称广勤纱厂，现在厂房已被拆掉，在原址造起大厦。这家纱厂蛮大的，在上海算中型纱厂，有七百多个工人。大老板姓杨，听说他在无锡和上海开了好几家厂，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他。厂里有一幢独立的洋房，周围用篱笆围着，透过篱笆可以看到里面漂亮极了，杨家就住在那里。一般工人是不能进去的，只看到杨家的子女背着书包走出走进，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趾高气扬的，心里既羡慕又有点阶级仇恨。二老板姓邹，他天天到厂里来，据说他儿子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车间里有职员巡视，他们称作领班。领班又分总领班与小领班，总领班只上日班，管整个车间，小领班分成日夜两班。说实话，领班没什么事做，就是管管人，到处看看，有时一台机器同时卡断很多条线，线头很多一个人来不及接，领班看到就猛吹哨子，大家便聚拢来，七手八脚把线头接上。他们好像蛮空的，有时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往往到下半夜小领班就去睡觉了。试验间的记录工也不时到车间来，他专门记录车间里的温度、湿度，或把纱带回去检验，他的工作相当于现在质检间的职责。
领班下面有工头，工头又叫拿摩温。拿摩温下面管六个摇车头，一个摇车头管一排即六台车。摇车头类似于工人小组长，她手下一般有五个落纱工和四五个挡车工，解放后这个岗位改称落纱长。机器上的纱锭不断旋转，把粗纱抽成细纱，挡车工要把待纺的粗纱装上，还负责看管不断运行的机器，一旦纱头断掉，得赶紧打个结把它接上。细纱绕在筒管上，绕满以后由落纱工把纱筒取下来，再把铜管插回去，这就叫落纱。摇车头一般有点技术，兼做落纱的工作，她先把车子关上，然后把车摇下来，摇得好断头就少。阿拉娘带着我在细纱车间做工，周围六七个人都是同村的，包括在丝厂带过我的两个堂姐，母亲带着我多少有些照顾，所以我比以前安心一些。阿拉娘先做落纱工，后来升为摇车头，而我一直是挡车工。那时我还未满十一岁，个子太矮，粗纱筒又装在机器上端，换粗纱时我要踩在机器的铁杆上才勉强够得着。在车间里，挡车工是最辛苦的，我们还要兼做清洁工作，但在这家厂做工起码不被烫伤，所以我觉得还是比丝厂好一点。
纺织厂以女工为主，男工不是很多。我们厂的纺纱工人大多是无锡人，织布工人主要是常州人，所以工人分成无锡帮和常州帮，有时两个帮派的女工会吵架，偶尔男工还会打架，一般因为赌博或与钱有关的利益。这样的状态和工头有关，工头是无锡人，就从老家带出一大批人。其实拿摩温也是纺织女工出身，因为技术比较好，或从老家带出一批工人，后来才升做工头的。她们当了工头就厉害了，不仅工资高多了，而且还直接管工人，我们工人当面叫她们“某某阿姨”。有的工头还不错，但有的就一定要工人送礼，谁不肯送礼或送礼太轻，就会被他（她）找麻烦，有时他们心情不好也会打工人，一般拿铜管敲工人的手心。摇纱间有个叫汤三姐的老太是大拿摩温，个子又高又大，她从老家带出一大批工人，包括她的孙女、侄女、外甥女等都在厂里，所以她凶得不得了，骂起人来很厉害，有时也会打人，工人蛮恨她的。另一个姓童的老太比较迷信，房间里摆个佛像时常烧香，她对工人还可以。
我们车间总共有四个拿摩温，一日两班各有两个，带我们这班的阿盘阿姨人蛮好的，而另两个就很凶。阿拉娘也被工头打过，借口说她犟头倔脑。我也被打过一次手心。一次，我刚换上粗纱，纱放得不对，结头便打不好，总领班周艇基奔过来，二话不说就命令，“手伸出来！”当即“啪啪啪”狠打几记。其实他人并不坏，只是做事极其认真，往往打完了才教你，当时就是这种风气，但起码我没看到打死人。周艇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手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后来听说我喜欢读书，他还劝我练毛笔字，甚至说：“我来教你。”
我们住在厂里的宿舍，房间里放着六个高低床，上下铺可以住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铺没有人睡，让我们摆摆东西。宿舍人多通风不好，热天是很难过的。宿舍里有公用的厕所和浴室，在这方面我们厂还算好的，一天辛苦下来总算有地方洗洗。浴室分成二十几个小间，里面有个水门汀的浴缸，工人日夜换班，大家便轮流进去洗，所以也够用了。热水限时供应，如果回来晚了没有热水，就自己拿个铅桶去老虎灶拎水。
上班时到吃饭时间可关一下机器，让工人到厂里食堂吃饭。食堂的桌子非常脏，饭装在一个大木桶里，自己去盛，一般第一碗多盛点，否则过一会再想盛可能就没有了，菜当然很差，一天到晚让我们吃咸菜，喝菠菜汤，素菜在水里汆一汆就给我们吃，根本没什么油水，只能说基本吃饱肚子。出去回来错过开饭时间，还可去厨房要，好在厨房里的工人也都是无锡人，对我们蛮好的。职员不和工人一起吃饭，不仅饭菜好多了，饭厅也很漂亮。工人对此一直心怀不满。有一次，几个老工人带着一帮女工冲进职员饭厅，把职员的小菜抢来吃掉了。职员下班得知也只好笑笑：“阿拉今朝没得吃，全被抢光了。” 职员也以无锡人为主，还是蛮友好的。虽然那时我还小，可对这种行为也不赞成，我想： 他们是职员，又不是老板，吃什么菜也不是职员决定的。总的来说，这个厂的设备还是可以的，也让工人吃饱饭，但就是不让工人出去接触外界，所以我们也无法和其他纱厂比较，究竟工资是多还是少，我们确实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