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时，工厂还是私营的，厂里成立了工会。年龄大的工人都加入工会，我也跟着加入。我们选出主席、组织委员、劳保委员、宣传委员和生产委员，其中劳保委员就专门为工人谋福利。工会为工人主持公道，许多事情由工会说了算，说一天只能工作十个小时，工时就缩短了，后来又缩短到八个小时，但解放前我们厂并没有晚班，解放后才实行三班倒。然后实行工资改革，工人按月拿固定的工资。工资不能随便由老板说开多少，何况有的工人还是喜欢以前的计件工资，认为过去开工资没有限额。于是工会决定先算出每个人最近三个月计件工资的平均数，再作为以后每个月的工资数目。过去大家吃食堂由老板包饭，定工资以后得凭饭票买，我们觉得不合算，后来和老板商定，每月再贴十五元饭钱。计件工资的平均数加上饭钱，便是每个人的月工资，算下来工人最多的拿九十多元，但那是极个别的，大部分就六十多块，许多职员也是六十多块，只有个别高级职员的工资特别高，改革的时候还要他们自愿让一些出来。我运气好，算工资那几个月没有贪玩，又没有请假，活做得又多又好，所以我的工资定为七十六块，父亲也不过七十八块，所以我不赚钱的话，家里生活费就相差一半。
记得解放前还有一个抄身婆，下班时她站在厂门口，每个工人都让她上下捋一把。解放后这个抄身婆就没有了。我家里太小，住在宿舍又能和小姐妹玩，所以后来也住到厂里了。解放初的一天，老板突然下令查工房，查到一个女工的床位时，搜出一块机头布。机头布是织布时两头的边角废料，本来就没什么用，堆在角落，最后当下脚料称称分量卖钱。但最底层的工人是不能随便拿机头布的，稍微有点权力的人才能取一些送人。工人生活比较困难，有时会问职员要一些做鞋面布，职员一般也会给，但往往瞒着老板，因为老板不会随随便便让职员做好人。后来那个女工告诉我们，实际上这块布也是沈先生给她的。老板当着大家面逼问：“这是你偷来的吧？” 她只是低着头不作声，因为她恐怕说出来沈先生会被老板责备，后来老板威胁说要开除，她就突然跪在老板面前，一边流泪一边哀求说：“不要开除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周围也没人敢帮她说好话，还是工会主席说情：“算了算了，她年纪还小，又是第一次，就原谅她吧。”为了和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老板才没有处分这个女工，那时老板已开始拍工会的马屁，因为老板对工人不好，工会可以向上面申诉。虽然那个女工留了下来，但从此在厂里蛮尴尬的。我当时也很气愤，觉得不该这样羞辱她，心想： 你为什么要跪在他面前！后来想想那时候找工作也不容易，也就只得忍气吞声了。其实她的身世也很不幸，她是本地人，据说她是父亲在外养的私生女，亲生母亲被父亲的正妻逼走，从小跟养母长大。她比我大三四岁，也很小就到厂里工作了。
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会议也很多。那时我们很天真，上面怎么号召，我们就怎么做。首先是镇压反革命，那时反革命分两种： 一种是历史反革命，即历史上有污点，如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为国民党政府做过事的人；另一种是现行反革命，即有反对共产党言论行为的人。我们厂也捉进去一个工人，他是外厂来的，据说在浴室里做过，具体因为什么被抓，我们也不清楚。然后搞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整资本家和工头。老板下面有两个高级职员，准备部门有一个，另一个在织造部门。解放前有个工人出了工伤，把大拇指轧伤了，在家养病期间，准备部的高级职员就把工人开除了。解放后工人来告，这个职员被判三年政治管制，也就是说仍让他在厂里工作，经常要做思想汇报，也不能乱说乱动，但大家也没怎么歧视他。织造部的高级职员一度下放到崇明农场劳动，大概因为表现好，他就留在农场当领导了。我们厂的资本家对我们不是特别凶狠，所以当时也没怎么整他们。公私合营以后，工厂一半属于国家，由国家派来的干部管理，而原来的老板有技术，就让他们当车间主任，负责生产。资本家被打倒了，财产被没收，让他们做做车间主任，他们也蛮感激的。在那些政治运动中，我们厂基本都是走走过场，没怎么整人。
解放前夕，社会上流传说共产党掌权要搞共产共妻，所以解放军进上海前，稍微有点钱的人怕遭殃就带着全家出去。我舅舅是专门做木模的工人，技术很好。他的老板要逃往香港，考虑到还要开厂，所以带我舅舅一起去。当时母亲托舅舅说：“明富今年也十五六岁了，有机会的话你把他也带到香港学生意吧。”我舅舅过去几个月后，托人到上海带他的家属，我阿哥就跟着一起去了。后来舅舅在香港参加罢工丢了工作，又回到上海，而哥哥却在香港定居了。解放初我们还偶尔通信，但只问问衣食冷暖，根本不提国家大事，后来书信也断绝了。厂里人都知道我哥的情况，并没有人来问。那时有海外关系是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海外关系是要吃苦头的，有些人很想入党，但只要有这一条，再积极也不批准的。而我比较老实，政治方面也不积极，只是随大流，所以也没人提阿哥的事情。我很幸运，解放后虽然政治运动很多，而且每一次都轰轰烈烈，但我从没有受苦，也从来没有整过别人，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
解放后，我们厂陆陆续续并进许多小厂，工人越来越多，才开始在工作服上印工号，有一段时间我们还穿过淡蓝色的工作服呢。我当上准备车间管理员的助手，负责选配纬线用的纱线圆子。织布讲究经纬，经线是事先排好的，梭子穿梭其中就构成纬线，这样才能织出多种多样的花纹布，如平布格子、提花格子等。经车师傅要根据不同需要排好花样颜色，再把排好花样的纱卷在轴上，最后再送往织造车间。纬线用的圆子也同样要调配，织一种布要用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颜色的纱线，而且各台机器织的布还可能不是同一种花样，摇好的圆子有许多种颜色的纱线，不同颜色的纱线都标有不同的号数，都送到收发间来。我要按照布头的花样把对应颜色的圆子挑出配好，再排好送往织布间。
1953年，第一次普选人民代表，我还没成年，不能参加选举，但领导很器重我，派我到大会上发言。他对我说：“惠英，虽然你不能参加选举，但你是祖国的小主人呢。”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站在主席台前说：“解放了，托共产党的福，工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旧社会我们是奴隶，为资本家服务；现在工人当家做主，工作就是为自己服务。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更要搞好生产。”
我妹妹长大了，阿奶可以帮忙照顾，母亲又去其他厂做做临时工作。50年代，中国什么都学苏联“老大哥”，苏联提倡多生小孩，我们国家也号召说养五个小孩以上的母亲可以评为“光荣妈妈”，所以我母亲又养了几个孩子。这时生活条件改善一些，生孩子前后母亲待在家里，孩子大一点，她又出去工作。
以前厂里有一个管理员很自以为是的，常常唠叨：“我要是这都不会，那我六年书不就白读了吗？”那时读过六年书就可以炫耀了，那样子蛮滑稽的。解放后，我们工人也有机会读书了，我很早就在区里报名读夜校，听说夜校的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教书很耐心的。一些年纪稍大的人或者要恋爱结婚，或者要照顾孩子，都没有心思读书，而我喜欢读书，每周一三五晚上都去读书，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读，学习的课程有算术、语文，三四年级以后还读点简单的历史、地理，等等。我成绩挺不错的，读到小学毕业，又去读中学，最后取得初中毕业文凭。
我每周有三个晚上去上夜校，剩下两个晚上还要开会，一天是政治学习，另一天是生产学习。政治学习就读读报，讨论讨论，同事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的人是讲不起的，而那时批评起来是理直气壮的。生产学习主要总结每周工作中的不足，设定生产指标，指标不仅看数量还要看质量。相比之下总有些人手脚快，有些人动作慢，工作慢的日子过得很不安，因为总要受到批评；而手脚快的人要总结经验，制定更高的目标，所以指标一直在提高，每个人都永远完不成指标。我刚刚开始工作时贪玩，后来越来越投入，我虽然个子小，但手脚灵活，所以在生产方面一直名列前茅，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三名。为此，工会领导很器重我，党员也和我有过接触，但我那时太天真，也就不了了之啦。
后来我们厂分到两个读速成中学的名额，去读书工资就不发了，只能拿点生活费，毕业后还要全国分配工作，但听说读两三年以后就可以做干部。工会干部觉得我年纪小，家庭成分清白，又要求上进，学习努力，考试成绩也不错，决定把机会留给我。我也蛮想去的，但父亲执意不让我去，因为那时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没办法去工作，他严肃地说：“你要是去了，没有这一份工资，家里开销不够用的。”我赌气说：“反正不用你养，国家会养我的！”父亲提高嗓门吼：“国家只承担你一个人的生活费，不会承担你弟弟、妹妹的生活费！”我天真地回答：“没关系，家里开销不够，你可以申请困难补助。”那时食堂的菜分五分、一角、一角五分三档，五分的只有一些蔬菜，一角的蔬菜上配两个油面筋包肉，一角五分的才有一块红烧肉或者咸肉。一般工人很少有人舍得吃一角五的菜，只有个别人才肯吃。生活非常困难的人才会申请困难补助，而他们吃一块肉都要受到白眼，别人会冷嘲热讽：“他不是要补助吗？怎么吃起肉来了？”父亲一直在食堂工作，就经常听到这些闲言碎语，虽然他不会因此瞧不起别人，但他很有骨气，坚决不申请补助，常说：“申请补助的日子太难受了，我是不会申请的。”这时父亲只好恳切地对我说：“我再困难也不申请！你能帮我就帮帮我，不能帮我也没有办法。再说毕业后万一被国家分配到东北、西北，听说在那里一出门眉毛就会冻僵，一流鼻涕就会马上结冰的，这种地方怎么能去？”我还是坚持要去读书，父亲当时就哭了。大姨妈拉着我的手说：“惠英啊，你就别去了，你看看你爸爸，这么大的男人都流眼泪了，你心肠怎么这么硬呀？你不拿钱回家，这么多弟弟、妹妹怎么办呢？”想到弟弟、妹妹，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后来兄弟姐妹对父母不孝顺，我就对他们说：“我要是像你们这样有书念，就不会一辈子都做工人，最起码现在也是一个干部！你们对得起我，对得起爸妈吗？”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当干部，但事实是我太想念书了，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还是会掉泪。
解放初工人生活还是蛮好的，一方面工资够用，另一方面食品丰富，穿衣服也蛮自由的，很多女孩穿得蛮花的。以前娱乐很少，除了上班就是开会，年轻时我就喜欢看戏。那时票价很便宜，电影票只要两角，最贵的也不过八角，戏票贵一点，所以场子几乎客满。因为前排票价贵，我们通常坐在当中后排。不同的行业休息日是不同的，纺织行业逢周五休息，王家阿妈就带我们去看戏，几乎把上海的每一个戏院都看遍了。我们厂有一帮小姑娘都喜欢看戏，而且沪剧、越剧、京剧都要看，有时候大家心情好，看完下午场，在外面随便吃点东西，晚上再到另一个戏院看。苏联电影也很好看，像《蜻蜓姑娘》到现在还记得。
50年代初，上面号召开 “周末饭会”，相当于现在的联谊会，也就是男女青年在一起跳舞。那时陈毅当市长，他很洋派的，还亲自教下面的干部跳舞呢！当时我在团委担任宣传委员，负责写邀请函，上面写“邀请某单位来我厂参加我们的周末饭会”，印好发出去，对方领导会把它发给职工，谁想去都可以参加，这张邀请函就等于门票。1955年，我和陈明远就在“周末饭会”上相识。他在公安局工作，当时工资只有五十多块，比我还少，其实那时工人的地位挺高的。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恋爱，我们那时很少去公园，去中山公园看看动物也是难得的。他总是打电话到厂里，约我出去跳舞、看电影，也会在一起吃吃点心之类，我也去过他们单位跳舞。直到柯庆施当市长以后才不允许跳舞，他说跳舞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