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时小姑娘总归要有点架子，否则人家会觉得你心太急，所以平时总是他先到，我晚到一点。有一天他约我到大光明看电影，我到了，却发现他还没来，心想： 难道我来得太晚，他没耐心等就走了？可转念一想，我来得也不晚呀！等等不来，我就走了，事后他也没和我联系。直到第三天，他才打电话给我，我生气地问：“那天你怎么没来？”他说：“那天我来了，正好单位临时开紧急会议，一个都不能出去，一散会我衬衫都没穿，套上一件马甲就急急忙忙冲出来了，但到电影院你已经不见了。”后来他告诉我，那天单位召开反胡风反胡风是1950年代发生的政治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胡风及其支持者和以周扬为首的人发生文艺争论，后高层介入给予胡风等“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定性。1980年中共中央为此案平反。大会，还说他是胡风的爪牙，其实胡风和他没有一点关系，只不过他读了《收获》上胡风的文章，觉得写得蛮有道理的，就在单位里瞎说，所以就被人家冤枉了。那天一散会他就跑出来，也被怀疑通风报信去了，第二天上面审问他，要他坦白。他说那天讲好和女朋友约会，时间已很晚了，担心失约才跑出去的。单位领导不相信，还派人到我们单位来调查。那些人也不直接找我，而去问我们党支部书记：“你们厂有没有一个叫江惠英的，她的情况怎么样？”书记说我是共青团支部委员，家庭成分也很好。他们说：“陈明远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自己也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现在正被审查。江惠英既然不错，就不值得和他交往。”书记把我从车间叫到办公室，把他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我吓坏了，心想怎么会认识这种人，决定从此不再理睬他。后来他们单位的另一个领导出来干预，说他不应该被控制，所以他被管制了两天就放出来了。他一出来就一次次打电话找我，说：“你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问题。”我明确回答说不谈了，也不肯跟他出去。他脸皮挺厚的，又跑到厂里找我，一直坐在厂门口的门房间等。我很老实，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就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小姐妹不了解，特地跑来叫我：“江惠英，你男朋友来了，怎么不出去？”我说：“你告诉他说我不在。”她傻乎乎的，竟然对他说：“惠英说她不在。”
后来单位要他下乡劳动，他不肯去，说：“我女朋友被你们吓跑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去。”于是，他们处长又带了两个人来，这回直接找我，我有点生气地问：“你们怎么又来了？” 这回他们很客气地说：“上次是个误会，他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是有的。现在政府号召干部下放，需要他去，两年就回来了。希望你多支持支持，最好你们先结婚。”当时我非常气愤，说：“这算什么？我的婚姻怎么可以由你们支配！反正我决不会拖他的后腿，但是不是结婚还得看以后的发展，万一他不回来，我怎么办？”不久，他下放了，机关还分一间婚房给他，其实他就下放在彭浦新村附近，我们也继续联系，他一周回来一趟。1958年，我们结婚了。
就在那一年，国家号召大炼钢铁。所有的单位都搭个土炉子炼钢，没有原料，我们就动员群众收集废铁，废铁没有那么多，就把铁门、铁窗架都拆了。把铁烧到通通红要花很长时间，积极的人炼起钢来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且炼钢要用业余时间，大家一下班就去，对女同志还稍微照顾一点，允许休息一会儿。很多人炼得眼里布满血丝。最后炼出一堆废铜烂铁，像粢饭团一样，结果全部扔了。
工厂也要“放卫星”，也就是不负责任地乱定目标，真是瞎讲八讲。开动员会时领导说：“既然可以一天不出次品，那么就可以一周不出次品；一周不出次品，就可以一个月不出次品；一个月不出次品，就可以一年不出次品；只要努力，就永远不会出次品。” 工人问： 工作中不可能不出错，万一出次品了怎么办？他们说：“只要你努力一定能做到。其他很多家纺织厂都在放卫星，既然他们能放，那么我们也能放。”还要求我们贴大字报，上面写某某人保证不出次品，保证产量达到多少数额。一旦有人带头，后面的人不想跟也得跟，我年纪轻轻自然不甘心落后。我们报出指标，每个小组都有专门做记录的，科室里的人也来帮忙，就由他们负责上报。其实，后来成果没有人检查，即使出了次品也不了了之啦。但这样的状况持续时间并不长。
当时农村不好好种粮种菜，也乱放卫星，所以以后三年全国都粮食紧张。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还好，不会像农村有很多人活活饿死。大家吃不饱怎么办呢？上头想办法限制口粮，先派人问你一个月要吃多少粮食，但我们又不知道具体的数量，他们就问： 那你一顿吃多少？我说： 我们女同志饭量不大，中午和晚上大概各吃两碗饭，早饭两碗粥。但并不是报多少就能吃多少，粮食定额还得根据你的工作性质分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口粮是不一样的，体力劳动又分轻体力劳动和重体力劳动。我属于轻体力劳动，分到每月二十八斤。以后凭购粮证买米，每顿饭都要算着吃，当时只能吃到洋籼米，菜也很少，只有一点点卷心菜和酱油汤，偶尔吃点面疙瘩、米糊。那时还发糕饼票，我和丈夫都不舍得吃，要把糕饼留给孩子吃。肉也定量供应，规定一个人每月六两肉，还要分上、中、下旬购买，买到点肉我就做肉饼子炖蛋给小孩吃。听说大陆食品紧张，在香港的阿哥还给我们寄过听装的猪油，那时收到海外寄来的东西很开心的，一听猪油可以吃很久了。这以后什么东西都要计划供应，他还寄给我一条很漂亮的被单，我还不舍得用，藏了好久。
没过多久，蔬菜也没得吃了。厂里也没有生产任务，上头就派我们下乡种菜。当时我孩子还很小，需要照顾，但他们横竖不管，硬派我到郊区种菜。那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对不对，总觉得领导派你去，你就应该去。而且那时明明是领导要你去的，也会搞得像你自己非要去不可的样子，你不想去，他们就会一次次做工作，直到你不好意思主动报名为止。丈夫也到宝山下放两年，他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和我们又不一样。其实我们还算好，只是暂时到郊区劳动锻炼。那两年上海还清理门户，有一批上海人被全家下放到江西或宁夏。家里只要有一点点政治问题，就可能被动员走，这些人基本是回不来的。
我们被分到马桥公社，一群工人根本不会种菜，就跟着农民学，但实际上也是捣糨糊，拿把铲往土里一铲，再敲两下就算种好了，根本种不出什么来的。那时搞人民公社，农民也不好好种地，上工时扛把锄头就站在田里谈“山海经”，时间一到，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饭。当地的老老小小都到食堂吃，只有卷心菜烧饭，那种东西饭不像饭，粥不像粥，米不多，里面都是卷心菜，简直像猪食，但我们肚子饿了照样可以吃两大碗。有时看到地里有胡萝卜，农民叫我们拔出来拿到河边洗洗就生吃，有些人洗都不洗，用手拍掉表面泥土，再用衣服搓搓就吃了，肚子真的很饿，但也不好意思多吃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韩非韩非（1919—1985），浙江宁波人，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52年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成功主演了《幸福》、《乔老爷上轿》等喜剧影片，被赞誉为“喜剧大师”。和我们在同一个生产队劳动，一早在食堂碰见，韩非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开玩笑说：“韩非，你演《乔老爷上轿》，坐在轿子里的时候，里面有四块饼，你真的吃了吗？好吃吗？”韩非笑笑说：“当然吃咯，是枣泥饼，蛮好吃的。”我们去了三四个月就回来了。
时代变了，全国提倡艰苦朴素，平时穿得越朴素越好，头发也不能烫。但等到有外宾来访问时，上面又要你把最好看的衣服穿出来去参加夹道欢迎。我们厂生产搞得好，所以每当有接待任务，领导都派我们厂组织员工迎接来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领导还要挑选一番。我们厂大多是常熟人，其次是绍兴人，上海人最少。常熟人就像现在的农民工，土里吧唧的；绍兴人比常熟人稍微时髦一点；真正的上海本地人也很土的。凡有接待任务，领导都愿意派上海人去，像常熟人是轮不到的。我在上海久了，也算上海人了，所以常被派去迎接国宾。我还和周恩来握过手呢！当时欢迎的队伍很长，一直排到飞机场外马路边，我们三个人一排，就在龙华机场里面，离飞机只有几步路，我个子矮小，又穿了一件很漂亮的大红色外套，所以让我站在第一排。那天我看到周恩来从飞机舷梯上一步步走下来，然后和第一排的人握手，我心里可激动了。后来我还远远看到刘少奇、王光美、陈毅等，就是没看到过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和我们工人没什么关系，只是许多娱乐活动都停止了。60年代中流行过四寸裤，女孩子穿起来很挺拔的，但红卫兵一上街，就规定不能穿小脚裤、尖头皮鞋，金项链也不能戴，要是被红卫兵看见是要挨骂的，有一段时间还有人在街上剪小裤腿的裤子，砸尖头皮鞋。那时大家只得乖乖地把瘦裤管裤子、尖头皮鞋和金项链等交到厂里，不久厂里又还给我了，说： 这是你自己劳动得来的，和资产阶级剥削来的不同。那几年单位请客看电影也都是革命样板戏，都是教育老百姓的，没有以前的好看。
我有一个好姐妹叫王小凤，她是共产党员。她男人的爷爷是大地主，谈恋爱时，厂里领导三番五次做她工作，说：“你要听党的话，不能和他结婚。”而男方对她说：“我爷爷是大地主，但并不等于我也是大地主，你要相信我。”最终他们没分开，还是结婚了。“文化大革命”时，她男人被斗得半死，屁股都被打烂了，每月只发给他十五块钱，这点钱当时连自己的开销都不够，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就全靠女人那点工资。当时只要他们孩子一出门，邻居小孩就欺负他们，所以除了上学，小孩就一直待在家里。照理说党员有困难，党组织应该帮她，可那时组织非但没帮她，反而不让她过组织生活，说：“当时我们劝过你，是你执迷不悟，非要和他结婚。”我和她关系一直很好，下班买了菜就到她家去分一点给她。她很感动，说：“你少来我们这里，免得受到影响。”我说：“我又没有辫子给人家抓，我不怕。”有些人看到人家有问题了，会远远躲开，这种事我做不出来。后来她男人也平反了，工资也补发了，但有一段时间的确很苦。
“文化大革命”时还斗“走资派”，那时候认为领导都是“走资派”。被批斗的人头颈上挂一块很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着罪名，我们厂开斗争会那天正天冷，一位领导被拉上台，他把牌子挂在棉袄领子外，这样不至于磨得皮肉疼。突然一个人冲上台，把绳子拎起来再狠狠地挂到贴肉的头颈上，有人就喜欢瞎起劲，还有人乘机上去拳打脚踢。我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几个人偷偷说：“这个人这么坏，以后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