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乃清末大学者、书画家、金石家，官至湖南巡抚的吴大澂的孙子，自幼家学根底深厚，用功精勤，书画金石诗文全能，再加上收藏宏富、学养深厚，其画自然格高韵清，典雅华润，缜丽丰腴。他将传统的“四王”画风和新兴的市民审美相结合并能变汇通融的大家，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海派书画的表现形态和审美层次，既通俗又雅致，既明丽又高逸，博采众长，自创新意。并在上世纪30年代以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身份前往北京鉴定文物，并任故宫评审委员，这相当于具备了国家级鉴定评审的资格。因此，在同期的海派书画家中吴湖帆的润例一直是执牛耳的。1920年10月26日《申报》刊其润例是：扇每叶四元，屏轴每尺方四元，如以三尺屏轴算即是十二元。这对当时年仅26岁的青年画家来讲是属于高价位的。1921年1月4日《时报》刊其润例是：折扇四两，立幅每方尺五两，横幅每方尺五两，条幅四尺以内者每方尺五两，五尺以内者每方尺六两，每两作一元四角。1923年7月18日《申报》刊其润例是：折扇八两，条幅每方尺八两，立幅每方尺八两，横幅每方尺八，堂幅每方尺十二两，每两作一元五角。1931年11月《墨海潮》第3期刊其润例是：折扇三十二元。立幅三尺九十元，四尺一百六十元，五尺二百五十元，六尺三百六十元。屏条三尺八二元，四尺一百二十元，五尺一百六十元，六尺二百元。1930年12月6日《申报》刊其篆刻润例：石章不论朱白，每字五元。1940年3月1日《申报》刊其润格为：“山水例：扇面尺页（以一尺为限）每件五十元。直轴二尺者一百元，三尺者一百六十元。”从中可见吴湖帆的润例尽管起点甚高，尔后又逐年增加，但依然订者踊跃，其书斋“梅景书屋”内时常求者盈门。在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稿酬标准是官办的报纸杂志每千字在4—5圆，民办的每千字在1—3圆，而名家的稿酬要更高些。如商务印书馆给鲁迅每千字在3—5圆，郭沫若是千字4圆，胡适是千字5—6圆，章士钊是6圆，最优惠的是梁启超，每千字20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据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上海新闻出版界的总主笔、总编辑月薪在150—300银圆，副刊编辑有40—80银圆。那些亭子间作家追求的谋生稿酬是每月30元即可。当时上海“四～五口之家收入一二百圆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月租金在20圆～30圆，伙食费40～60元。常常雇佣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女佣的开支除了供给一日三餐（约合6～8圆）、安排住宿以外，另给月工资4～5圆，每年需多花费120～150圆。这样的家庭逐步进入‘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坚”。（《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吴待秋乃清末著名画家吴伯滔的儿子，画学家传，宗法“四王”，笔墨精湛而功力深厚，山水幽逸雅致，花卉浑朴绮丽，再加上其父的影响，吴待秋的画在当时的上海亦很有人气。1925年5月有美堂金石书画家润例为：“山水：堂幅三尺五十元、四尺七十元、五尺九十元、六尺一百二十元、八尺二百二十元。佛像：视山水增二成。花卉：视山水减四成。”1927年春吴待秋在九华堂所刊的书画润例为：“山水：堂幅三尺六十元、四尺九十元、五尺一百一十元、六尺一百四十元。佛像：视山水增二成。花卉：视阔笔山水减三成。”1930年9月《墨海潮》创刊号上刊吴待秋的润格为：山水：堂幅三尺七十二元、四尺一百八元、五尺一百三十二元、六尺一百六十八元。佛像、花卉均照前。1935年吴待秋的书画润格为：“山水：堂幅三尺九十元、四尺一百四十元、五尺二百元、六尺二百八十元。阔笔山水为：堂幅三尺七十元、四尺一百十元、五尺一百五十元、六尺二百元。佛像视山水增二成。花卉视山水减四成。”1936年吴待秋的书画润例为：“山水：堂幅三尺一百十元、四尺一百七十元、五尺二百四十元、六尺三百四十元。”此次润例是他第十三次重订。1925年的润例与此次润例相比，涨幅是相当大的。
吴子深系吴中望族，家藏宋元古画甚丰。他的山水取法董源、董其昌，典雅秀润而意蕴内含，品格十分高逸。其竹石亦参文同法，疏密有致而顾盼多姿，亦擅长书法，运笔爽捷洒脱，有米芾遗绪。他亦是一位美术教育家，以巨资创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于沧浪亭边，曾赴日本考察美术。1925年5月24日吴子深在《申报》刊出的润例是：“折扇银十两。纨扇八两。立轴每尺十两，四尺而止。条幅每尺八两，六尺而止。每两作大洋一元五角。”1932年10月30日《娑罗画刊》折扇号刊娑罗画社几十个社员的个人折扇润例，大都在十元以下，四五元之间，而吴子深却鹤立鸡群，为二十八元，系最高的，可见其地位之高。1934年4月6日《申报》刊吴子深润例为：堂幅三尺八十元、四尺一百四十元、五尺二百元、六尺三百元。屏条三尺六十元、四尺八十元、五尺一百二十元、六尺一百八十元。扇面折扇二十八元。其画价仅略低于吴湖帆。冯超然自幼习画，山水、花鸟皆能，亦工于书法及篆刻，很早就有画名。晚年专攻山水，笔致雅逸清醇，气格高古。曾对入室弟子陆俨少说：“名利不可重，学画要有殉道精神。”他与吴湖帆住同一条弄堂，其“嵩山草堂”与吴的“梅景书屋”相对，时常切磋画艺。1930年11月《墨海潮》刊其润例为：直幅三尺八十元、四尺一百元、五尺一百四十元、六尺二百四十元。屏幅三尺六十元、四尺八十元、五尺一百元、六尺一百四十元。纨折扇三十元。人物同例，仕女加倍。冯超然创作态度严谨，颇有艺术觉悟，他的润例刊发得并不多。
从艺术资历、社会地位、功力造诣及文化修养来看，“三吴一冯”的确是继任伯年、吴昌硕后海派书画的杰出代表，正是他们精湛的画艺、独特的追求，打造了海派书画的市场规模，并对日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起到了主流画派的导向作用，从而有效地抵制了当时一些海派画家媚世低俗的倾向，最终完成了海派书画体系的构造，同时也开创和奠定了海派书画最为兴旺和活跃的经济形态和润例结构。正是凭借着这个经济基础，海派书画焕发了巨大的艺术活力和社会影响，不仅开拓、整合了整个海派书画市场的覆盖面，而且提升了海派书画受众群体的品位。当时的上海，书画雅集及赏画会时常举行，海上画家的社会活动十分频繁，并且富有公益意识和参与精神，时常赈灾助学。“五卅”时期，甚至还以书画义卖支持工人罢工。
海派书画家在当时所展现的勃发的艺术创造力和积极的社会参与性，与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是分不开的。而当时海派书画家，特别是像“三吴一冯”这样的名家，月收入都在千元以上。作为自由从艺者，其经济条件远远要比大学教授、报馆主编，乃至高级职员等优越得多。另外具有代表性和知名度的海派画家，如黄宾虹、贺天健、郑午昌、赵叔儒、王福广、沈尹默、刘海粟、钱瘦铁、马公愚、张大千、徐悲鸿、丰子恺、来楚生、陶冷月等人，其润例也是较高的。黄宾虹1926年的润例是：四尺六十元、五尺八十元、六尺一百元。条幅同例。其时62岁。贺天健1935年2月10日刊《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润例为：“山水：写意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十四元，八尺至一丈二尺止每尺廿四元。工夹写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十四元，八尺至一丈二尺止每尺三十元。工细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三十元，八尺至一丈二止每尺六十元。其时44岁。”郑午昌1926年11月9日刊一美术周刊润例为：“山水：堂幅三尺至五尺每尺四元，六尺以上递圆一元。其时32岁。”赵叔儒1930年9月刊《墨海潮》创刊号润例为：“书例：堂幅六尺十八元、五尺十二元、四尺十元、三尺六元。画例：堂幅山水六尺八十元、五尺五十元、四尺四十元、三尺三十元。花卉六尺四十元、五尺廿六元、四尺二十元、三尺十四元。印例：石章朱白文每字四元，牙章加倍，极大极小倍之。其时56岁。”王福厂1930年在《湖社》月刊第17期刊润例为：“堂匾：银币十六元，横直整幅四尺八元、五尺十二元、六尺十六元、八尺二十元。刻印：石章每字二元，牙章三元。过大过小倍值。其年50岁。”沈尹默1917年7月刊《南社丛刻》第20集润例为：“堂幅每幅银四圆、五尺以外六圆，横幅同例。单条每条银二圆、五尺以外三圆，其年34岁，正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刘海粟1927年5月10日刊《申报》润例为：“海粟秋间去欧，早绝酬应，惟迩来萦画者愈众，特再卖画三月，以答海内爱我者盛意。直例如下：山水：条屏横幅每条三尺十五元、四尺二十元、五尺二十元、五尺二十五元、六尺四十元。其年31岁。”钱瘦铁1928年8月17日刊《申报》润例为：“书例：堂幅三四尺四元、五六尺六元、七八尺八元。画例：水墨山水中堂三尺十六元、四尺廿元、五尺廿八元、六尺三十四元、八尺五十元。篆刻例：牙石章朱文每字三元，白文每字二元。其时31岁。”马公愚与其兄马孟容1926年的润例为：“画例：花卉翎毛：堂幅三尺十元、四尺十五元、五尺二十元、六尺三十元、八尺五十元。书例：堂幅三尺四元、四尺六元、五尺八元、六尺十二元，八尺廿元。刻例：石章每字二元、牙章每字四元。其年33岁。”张大千1928年5月润例为：“花卉、堂幅丈二尺六十元、一丈四十元、八尺廿四元、七尺二十元、六尺十六元、五尺十二元、四尺十元、三尺八元。山水人物：堂幅丈二尺八十元、一丈六十元、八尺四十元、七尺三十二元、六尺廿四元、五尺二十元、四尺十六元、三尺十二元。书例：堂幅丈二尺三十元、一丈二十元、八尺十六元、七尺十二元、六尺十元、五尺八元、四尺六元、三尺四元。刻印石章每字二元。其年29岁。”丰子恺1935年3月2日《申报》刊彩色漫画润例：立幅六元，册页三元，扇面三元。其年37岁。来楚生1935年6月刊《东南日报》润例为：“绘画整张三尺二十四元，每增一尺递加银四元，扇面六元。篆刻：石章每字一元，牙二元，铜四元，晶玉八元。其年31岁。”陶冷月1926年刊润例为：扇面每叶十元、堂四尺以内每方尺十元。四尺以外每方尺十五元。其年31岁。邓散木1928年在上海城隍庙的润例为：“楹联每对五元，堂幅每幅十元，横幅每件五元，市招每字廿元。刻章：石章每字四元、牙章六元、金章十元，其年30岁。”陈巨来1929年3月30日刊《上海画报》润例为：石章每字二元，牙章五元，犀角章六元，铜章十元。其年24岁。这些海派书画家的实际销售情况都是不错的。黄宾虹、贺天健、郑午昌的订件就应接不暇，赵叔儒、王福厂的篆刻在工商界、银行界颇盛行。画月名家陶冷月在1926年所记的账目是：定价在二百至三百元一件的作品售出有七八件，定价在百元以下者则很多，月均在500圆。当时1银圆折合人民币为35元，计每月收入一万七千五百元。这是当时一级名教授的收入，而陶冷月仅31岁，刚过而立之年。
百年辉煌，百年轮回。以上所例的一些书画家，大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就在老一辈扶持下，以书画艺术立足于海上，其经济形态基本是自足而稳定的。从大背景来看，从民国成立1912年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物价基本上是较稳定的。正是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一些即使不是大名家的书画家，生活亦是属于小康型的，这就使他们的艺术创作有了一个较好的经济支撑。就从他们居住的条件来看，除了王一亭、康有为、吴湖帆等大名家住高级住宅外，其余大都住新式的里弄房子，如福熙路四明村、霞飞路霞飞坊等。正是在这个时期，自清末民初发轫的海派书画进入了全盛期，大批著名画家云集上海，形成了老中青书画家群体，容纳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可谓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从艺术发展史上来看，这个时期的海上书画苑为中国书画界打造了一支艺术精英团队，为日后涌现的大师名家建构了一个平台，从而支撑起了百年中国书画艺术的大师之门，如当时均属青年辈的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陆俨少、谢稚柳等，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成为中国书画界的领军人物。而移居海外的张大千、吴子深、汪亚尘、王季迁等人，也在国际上弘扬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瑰丽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