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年至1919年间中国社会各区域的差别将能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其中甚至会有一些是属于积极的进步事件。然而，在多数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眼睛里，这个阶段的全部景象无非是堕落、残破、腐败和野蛮。在中国，进化的洪流似乎总是要陷入令人沮丧的泥沼之中。[61]
“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
学术界通常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鲁迅，精神上陷入由失望导致的空虚乃至绝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夕，至他投入新文学创作开始“呐喊”才大致结束。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以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长达七八年的精神上的压抑、苦闷以及极度的空虚与绝望心态为前提的。这一时期，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尚在孕育之中，人们看到和接触的只是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前者因为对现实生活感到极度失望和痛苦，经常有“无事”可做的无聊之感，而后者因为还要在世俗生活中为谋生而奔波，倒是经常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而且，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对于这样的忙碌生活似乎并不怎样厌倦，相反有时还感到比较满足。那么，“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这两者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地栖居在它们所共同依赖的同一“肉身”之中的呢？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对于以后鲁迅开始其伟大的文学历程又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
对此，笔者试图从这一时期鲁迅的私人记录，主要是日记中，从对鲁迅之日常交往活动与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内容及形式的分析中，获得进入鲁迅复杂深邃之内心世界的密码。在讨论日记对于了解鲁迅心态的重要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日记这种对于作家而言属于“准”文学的写作形式稍作说明。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叙事，人们记日记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回忆历史和了解自身，特别是记录和了解自身的心理以及具体的思想过程等等。现代医学专家认为，写日记具有某种医疗作用，类似于一种“写作疗法”，借此可以实现人与自我之间的对话。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其实就等于“对自我说话”，可以帮助人们进入自我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层次。因此，有时连日记的写作者本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书写内容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最后，日记所构成的文本与自传不同，前者形成于正在经过的时间之中，而后者是在时过境迁后根据回忆写成。自传的写作往往以最基本的时间流逝为线索，但这种线索明显表现为主人公的成长历程。而日记的写作虽然也依赖时间，但仅仅表现为时间的流逝，日记的记录者在写作时无意按照预设的思路进行文字组织，也就是说日记中通常并没有作者有意突出的一些事件线索。[62]鲁迅的日记，虽然主要是出于备忘目的而写，内容简单，基本上算是纯粹的记事体，但其中的内容乃至书写方式，仍然为我们了解鲁迅内心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对此学术界早已认同。当然，鲁迅自己对于其日记的看法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马上日记》）
因此，作为鲁迅长达二十余年基本没有间断之日记的开端，这1912年5月5日第一天的日记显然具有特殊意义。虽然已被多次引用，但为了更好地把握刚刚来到京城之鲁迅的心理，还是再引用如下：
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63]
看来北方单调的景色给来自南方的鲁迅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加之次日搬入绍兴会馆后即受到臭虫的“热情接待”以及来后不久就“微觉发热，似冒寒也”的身体状况，离家千里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之外地工作的境遇等，可以想见此时的鲁迅心情不会好到哪里。于是在5月10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记述其无聊、无趣心态的文字：“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社会教育司是教育部的一个新设机构，在清朝学部时代是没有这一分科项目的。依其工作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文化工作外加自然科学方面的一部分工作，例如它所规定的工作内容是：
第一科：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
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第二科：
关于厘正通俗礼仪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及宣讲会事项。
关于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之编辑、调查、规划等事项。
其他有关通俗教育的事项。
而鲁迅就是第一科的科长。
初到北京的鲁迅，为了摆脱人地两生的状况，尽快适应北方的生活和教育部的工作，自然会设法与自己的朋友同乡等建立联系。因此这个月的日记中，有大量鲁迅拜访友人、在京的同乡，以及他们来会馆看望鲁迅的记录。与此相应的是，鲁迅与家乡亲人之间的书信联系极为密切，这主要表现为与周作人的书信往来：仅仅二十几天时间，鲁迅给周作人写信六封，后者回复五封。此后数年，周氏兄弟大致以每月书信往来六七封的频率联系，如果加上他们不时互寄书籍等物品，则联系更为频繁。单身在外且正品尝包办婚姻苦果的鲁迅，对周作人来信的渴望自然格外迫切，以致当月日记中出现“苦望二弟信不得”的字样。同时，关于书信往来的记录构成了该月以及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鲁迅日记》的重要内容，甚至其中很多天日记的内容，全部是对书信往来的记载。
然而，家乡亲人的书信以及与在京友人同乡的往来，并不能抚平鲁迅那因教育部工作的单调乏味而倍感空虚无聊的内心。于是该月29日的日记，居然第一次简单到只有“无事”二字，鲁迅似乎连最基本的天气状况也懒得写下了。学术界早已注意到，“无事”字样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次数之多，已经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
按照鲁迅对可以写入日记之事件的一般标准，个人的牙痛、胃痛，当天的天气状况、一日三餐吃的什么等极琐碎之事都可以成为日记的内容，则鲁迅在书写“无事”那天绝非真正的无事可记，而是感到生活的无聊、无趣以至于不再认为有任何写的必要。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日记中的“无事”与“休息”“休（病）假”等有明显的区别，绝不能等同，因此这“无事”二字，只能是反映了那时的鲁迅，内心是何等地空虚与绝望。为了谋生、为了挣钱养家，他不得不做那些无聊的工作；但在外人看来，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又是一个忠于职守，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操劳的忙碌者。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5月29日这天是星期三，是鲁迅的上班工作日，他却记载“无事”。显然，在鲁迅看来这样的日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若非为了养家，他绝不会将生命耗费于此。然而，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难道也无聊到了被视为“无事”的程度，难道与亲人书信往来、与友人的交往以及研究古籍等等也全部毫无意义？既然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则活着岂非已经没有必要？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没有完全被这样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或者说“五四”之前的鲁迅，尽管还没有找到以文学创作来摆脱无聊空虚状态的途径，但早已意识到自我这种心理状态的可怕，如果不能摆脱或者至少在意识层面上意识到应该摆脱，则后果必然极其危险和严重：要么走上自杀或发疯之路，要么完全堕落，以混迹于红尘且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唯一生存目的。那么，此时的鲁迅，所找到的唯一合乎逻辑且能刺激和挽救自己免于坠入黑暗的途径，就是以对空虚的感受填补空虚，以对无聊的反感对抗无聊。
且看之后鲁迅日记内容中仅仅出现“无事”二字的次数和频率。
1912年自5月至年底，八个月的时间出现了12次，最多的一个月有4次。1913年则大致与1912年相同，“无事”之记载每月出现1到2次，全年为20次。1914年为22次，1915年为20次，1916年为19次，1917年为35次，1918年为40次。从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夕，前几年出现的次数和频率比较平稳，但从1917年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且开始出现连续三天均以“无事”为日记内容的情况，其内心中增长的空虚与苦闷可见一斑。
如前所述，鲁迅写日记不过是为了和自我对话——因为他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也许与二弟周作人的书信往来可以多少弥补这个缺憾却又不能完全弥补，而本应成为其最佳倾诉对象的妻子朱安早已被判定为永久的“不在场”者，这本身带给鲁迅精神上的伤害是致命的。尽管鲁迅认为自己写日记主要是为记事，但事实上，对于虽然已婚却以单身状态在外工作的鲁迅，写日记的过程就是被迫不断讲故事给自己听的过程，就是一种关于庸俗无聊单调重复生活的叙事。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单调”和“重复”：鲁迅被迫每天做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例行公事，这样的多次“重复”正是日常生活的本质，甚至连放假休息也因为是有规律的“重复”而变得毫无新意。尽管鲁迅可以尝试去做不同的事情，但连这尝试本身也不过是“单调”的“重复”。换句话说，被鲁迅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有关个人日常生活的叙事绝不会令人兴奋，因为毫无惊险和刺激可言，它们只能给读者，也给鲁迅自己带来更多的无聊与空虚之感。更重要的是，按照“西马”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看似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其实具有意识形态性，但由于是以神秘且常不为主体所感知的状态出现和持续，因此会控制主体的思想并削弱主体的正常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使人们在满足的轮回中坠入世俗深渊的真相反而被掩盖了。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当他独自经历像鲁迅这时期的生活很多年后，还能保持精神上的正常状态。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意志坚强者，如果不甘于被这种日常生活所控制并免于堕落的命运，也必要寻求一些外力以获得支援，这也正是我们从其日记中所看到的。
在真正投入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我们看到鲁迅所指望和尝试获得的支援力量其实是以畸形方式出现的：一个是早已被很多学者指出的“抄古书”，一个是和好友一起逛旧书店购书、购古玩等，此处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就是被多次记入日记的“病”。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疾病给人带来的除却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外，也更多地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如果疾病更多地发生在一个本来就陷入精神危机且又极为敏感者如鲁迅身上，则这些痛苦就会以成倍放大的方式产生影响。且看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的几个例子。
在鲁迅刚到北京的1912年，短短八个月时间，其日记中关于身体不舒服乃至患病服药的记录就多达19次，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最多者为胃痛，其次是感冒。显然，这既与鲁迅单身在外地工作没有人照料有关，也与他初到北方水土不服有关。之后，其症状又多了一个“牙痛”，于是到医院治牙也多次被记入日记。1913年，有关上述症状的记录为20次（包括一次得病多日服药休息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这些症状的出现，似乎既比较看重又有些不以为然，例如有时明明胃痛发作，却还与好友不加节制地饮酒，多少带有以疾病自我折磨以求早死的心态，也即学术界早已认同的“等死（俟堂）”意识。但问题似乎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我们从日记中也看到鲁迅对这样庸俗乏味甚至充满痛苦的日常生活，有时居然还相当满足和留恋。1912年12月1日，其日记中破天荒出现了对北方自然景观的赞叹：“风而日光甚美。”这一天，鲁迅不但给周作人寄信寄物，又与友人会面且互赠礼物。当天晚上，他又接到周作人的来信。是否这些活动使得鲁迅的心情轻松，以致对当天的自然景色敏感起来，并认为有必要记入日记呢？当月26日之日记，再次出现对天气状况的较为详细的描述：“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向午雪霁，有日光。”不仅如此，在12月31日日记中，连对所吃菜肴也有了正面的评判之词：“肴质而旨，有乡味也”，以至要与好友“谈良久归”。自然，这种对世俗生活的留恋与其说是发自文学家“鲁迅”，不如说是来自教育部职员“周树人”的，因为此时那个为我们熟悉的文学家“鲁迅”尚未出现或者说还在孕育之中。就在当日所记该年书帐的最后，出现了这样感慨的文字：“今人处事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鲁迅”与“周树人”，至此合二为一，回归对生活的清醒判断。正因清醒如是，则精神上之痛苦亦更为深切。
读鲁迅早期日记，常会发现鲁迅日记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小市”的地方。这主要是指民国年间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从1912年5月13日开始到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一直居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这里到教育部要经过菜市口、宣武门这很长一条街道，大约有三里（1.5千米）路。鲁迅来北京的头几年，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几乎每天都是按时到教育部上班，虽然没有多少公事可办。无论上班下班，都要从这市口经过，就可以顺便到里面买一些日用品，有时也可以在处理旧货的小摊上买到一些古玩。纵观这时期的《鲁迅日记》，他去得最多的要算是琉璃厂和几个“小市”，主要目的是买书、买纸，修书和搜集碑帖拓片等等，而他经常光顾的有这些店铺：
直隶官书局：购买过丛书，金石志，文字学及其他史料书籍。
神州国光社：购买过汇刊，画册，诗类，经券等。
有正书局：购买过诗稿，画册，佛经，墓志等等。
文明书局：购买过山水画册，墨宝，佛经之类。
中华书局：购买过考古及艺术方面的丛刊等书。
商务印书馆：购买过碑考，秘籍及外文书籍。
德古斋：购买过石刻、造像拓片，墓志拓本等等。
仿古斋：购买过石刻、造像拓片片及砖拓等等。
李竹斋：购买过古钱之类。
敦古谊：购买过墓志造像拓本。
松筠阁；购买过土偶及拓片。
富华阁：购买过画像拓本等等。
从日记中可知，鲁迅除了为维持其日常生活，不得不光顾一些商店餐馆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大都消磨于上述这些书店、古玩店内，而很少外出游览自然景点。这与其性格爱好有极大关系，同时也和其结交的一些朋友的爱好有关，例如鲁迅当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大画家陈衡恪就常与鲁迅一起逛古玩店，两人并经常互赠物品，这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录。
马克思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4]民国初年的鲁迅，精神上处于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也必然表现在日记的写作之中。既然从正处于“破茧待出”、即将“呐喊”阶段的“鲁迅”看来，民国初年的日常生活是极度无聊和没有意义的，以至可以用“无事”可做进行概括；那么，从一个普通教育部职员的角度，那个以“周树人”之名与外界打交道的鲁迅，感觉生活忙忙碌碌、十分充实，也非常自然。
首先，作为教育部的高级职员，鲁迅的工作有很多方面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这期间，鲁迅为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做过很多具体工作，终于使该馆在由教育部接管后，于1912年的8月27日开馆；又如鲁迅和许寿裳、钱稻孙一起负责草拟国徽图案，钱稻孙绘图，鲁迅则负责撰写文字说明；还有为求课程改革，教育部曾邀请专家讨论大学专门课程的改进办法，鲁迅也作为部内专家出席等，这些工作都不能说没有意义。不错，鲁迅当时在教育部有很多时间确实处于无事可做或者所做之事毫无意义的状态，由此引起鲁迅的厌恶和厌倦之感当很自然。不过，我们应该在双重意义上看待“工作”这个概念：一方面它指的是特定类型的日常活动，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指的是直接的类活动，因为它是类本质的对象化。按照马克思的界定，他把一般的日常活动称为“劳动”，而用“工作”专指类本质范畴。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作的类本质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无论怎样，工作所完成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需要，不然就不能称为是“工作”，而仅仅是“劳动”——也许是“无效”和“浪费”人力物力的劳动。[65]由此，在讨论工作的“意义”时，我们有必要辨析“我们必须做某事”和“我们被迫做某事”的差别。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工作都多少带有使工作者被“异化”的倾向，但有些工作，由于工作者意识到其工作的价值或者意义，即便他知道自己多少已经成为工作的奴隶或者工具的奴隶，他还是会感到乐在其中；相反，他将因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而感到极度痛苦。
就鲁迅而言，当所做“工作”在他看来多少有些意义时，他其实是并不拒绝甚至乐于去做的，例如他先后四次到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办的“夏期讲演会”讲演《美术略论》，虽然有一次讲演开始时仅有一名听众，最后也不过十名听众，但鲁迅仍然坚持讲演。这样的事鲁迅不仅每次都记入日记，且讲演时间、地点和听众人数也全部记下，在其惜墨如金的日记中尤显突出，说明他对此事极为看重。这一时期的鲁迅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似乎也不讨厌，就在教育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那天，也就是191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出现了“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的文字，显然这与其被任命有直接关系。又据1913年12月26日日记，鲁迅获“（教育）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虽然这样的人事变迁让鲁迅发出“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的感慨，对官场之黑暗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但无论怎样，自己可以照旧工作赚钱养家，还是值得庆幸的，不然就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入日记了。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鲁迅是否就总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的呢？似乎也不是。而且，在其业余时间我们发现鲁迅或者说那个教育部职员“周树人”总是很忙：忙着外出见朋友和在住处接待朋友，忙着“得病”和看病，忙着和朋友一起逛街、饮酒、喝茶、购物，忙着给亲友写信特别是写给周作人，忙着寄书寄东西给家人……
且看那个以“周树人”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的鲁迅的人际交往活动。
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的鲁迅，其与亲友、同事的日常交往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间接方式主要是书信，其中最主要的书信往来对象是周作人。笔者根据其日记统计，1912年5月到当年年底八个月间，鲁迅写给周作人的信件多达76封，后者的回件数也大致相同。如果说这是由于鲁迅初到北方有些不习惯的话，则此后数年，他们二人仍然维持这样的书信往来频率，就只能说明周作人在很长时间内充当了鲁迅精神苦闷的唯一倾诉对象：1913年是76封，1914年83封，1915年97封，1916年则为106封，1917年前三个月是24封，之后因周作人来京，书信自然中断。按照那时的邮政投递速度，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书信往来频率是惊人的，这还不包括两人经常会有的互相寄书寄物等交往活动。相比之下，鲁迅该年以书信方式与当年留学时的日本友人、其他同学、亲友进行联系的频率就比较一般。以1913年为例，这年鲁迅写给亲友（不含写给周作人）、同学、同乡等的书信仅为78封，且往来对象相对固定，人数也不多，说明鲁迅与他们保持书信交往的意愿不强。而且较为奇怪的是，对于同一个交往者，鲁迅常常是上午已经寄信寄物，当天下午又去邮局寄信寄物，似乎并不担心在此事上浪费时间。
至于直接交往，则主要体现为与朋友、同事、同乡等一起饮酒吃饭、喝茶、逛旧书店、购物、互赠礼品、游览景点和看望朋友等。我们以1913年为例，因为这一年年初鲁迅到京已半年，其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应该已经趋于稳定。这一年鲁迅外出次数为294次（含一日内多次外出，但不包括去邮局寄信寄物寄钱这样的活动），朋友同事同乡等来访209次，最多者一日内有5次。其中外出次数最多者为3月份，是34次，平均每天超过一次。来访者最多次数为24次，最少9次，整体上少于其外出次数。无论如何，这样的交往活动是相当频繁甚至是相当忙碌的。不过，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似乎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厌倦，证据是几乎所有的邀请他都参加，似乎只有一次因身体不佳谢绝，还有一次因喝酒时间过长，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他才设法中途“逃出”。
一般而言，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形式有习惯性交往、组织性交往、偶然或随机性交往以及依恋性交往等，当然它们常常是混合而非孤立地出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其中依恋性交往在促进交往者思想情感交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一交往不仅要求交往者双方或者多方都处于持续的、充满强烈情感的状态，而且这一交往必须基于对情感契约的共同参与。[66]显而易见，这样的交往更容易发生于至亲好友之间，且常常以直接交往形式出现。根据上述对鲁迅与之交往的亲友同乡等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的交际圈子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固定为有限的几个人：书信交往是与周作人，直接且密切交往者则是许寿裳、许季上、钱稻孙、齐寿山、陈衡恪等，大致不超过十人，其余则都是偶尔来往的泛泛之交。对此我们也可以从日记中找到一些证据。例如一次鲁迅在与许寿裳等人吃饭归来时，当是心情不错，日记中出现了“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67]的描述，可谓罕见。又如在寄出写给二弟、三弟的信后，鲁迅竟然发现北方的雪景十分美丽：“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雪而时见日光。上午寄二弟信。晚雪止，夜复降，已而月出。”[68]
自然，在鲁迅日记中，这样有“亮色”的记录较少，人们比较熟悉的还是那些表现其内心苦闷和绝望的文字，但其实那些文字也不多见。鲁迅更多情况下是用极为简练的文字甚至只用“无事”二字来表现其内心对世俗生活的失望与苦闷。值得庆幸的是，鲁迅既没有被这种绝望所摧垮，也没有被世俗生活所带来的短暂愉悦所麻痹，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对现实给予批判的心态——尽管这等同于无法消弭的精神上的痛苦。马尔库塞曾经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引用过本雅明的一句话，我以为可以用来概括鲁迅在民国初年的精神世界：“仅仅是为了那些绝望的人们的缘故，希望才给了我们。”[69]没有经历民国初年至“五四”长达数年的精神煎熬，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巨人鲁迅就不会出现。
总之，阅读民国初年的鲁迅日记，不仅让我们对那时鲁迅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让我们对其日常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蕴含的意义能有所把握。长期以来，我们对文人的日常生活总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很少能意识到在这样看似乏味、单调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着了解文人精神世界的丰富线索。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对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对其采取批判性分析态度的“距离感”，培养我们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看似无聊活动的敏感性，以深入发掘其潜在的意蕴，帮助我们了解那些真正的文化巨人在成为巨人之前所经历的长期阵痛。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远在美国的吴宓和徐志摩在各自的日记中，对此事都有很多记录和评论，可见此事对中国留学生的冲击之大。鲁迅虽然此时早已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以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与胡适等人的白话诗一起，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篇章，但他当年5月和6月的日记中却只字未提发生在身边的这个运动，只有一次提到和周作人一起去看胡适所写的话剧《终身大事》的演出，才多少让人感到有一丝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不过，考虑到鲁迅的日记本来就是纯粹个人杂事的记录，他不在日记中提及五四运动也属自然。
创作白话小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一帮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按说这些都应该使鲁迅兴奋起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无聊和苦闷即便不能消除，至少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笼罩在鲁迅心头了罢。可是，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兴奋似乎只维持了很短时间，鲁迅就又回到民国初年那样的“无事”可做的境遇之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其日记中“无事”的记录又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并迅速增加到令人震撼的程度：1920年的7月，“无事”记录出现12次，8、9两个月，出现“无事”的次数达到15和16次！而其他各日的记录也极为简单，整整一个月的日记内容不足两页（以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排版为准），7月份每日字数达两行的仅有七天，8月份每日字数达两行的仅有五天，9月份达两行的则仅有三天。相比之前其日记每月内容往往长达四五页，每天内容记录多达五六行者很多的状况，这种变化是惊人的。阅读这一阶段的鲁迅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鲁迅已经连日记也懒得写了，之所以还有这样简单的记录仅仅是为了维持日记的连续性。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年底，至次年年初才稍稍好转（日记中“无事”字样在10月为13次，11月为10次，12月为10次）。
我们不禁要问，这一阶段鲁迅怎么了？其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其思想上有什么变化，才导致其日记出现如此状况，这个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战士的“鲁迅”，怎么又感到“无事”可做了呢？
也许，了解鲁迅此时心态变化的一个角度就是书信。可惜，鲁迅在1920年所写书信至今被收入《鲁迅全集》者仅有该年5月4日写给宋崇义的一封。不过，就是这一封我们也可以发现鲁迅当年心态变化的些许蛛丝马迹：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70]
显而易见，鲁迅这里所评述的就是刚刚过去一年的五四运动，不过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却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态度，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似乎都不入鲁迅的法眼。在鲁迅看来，那样一次伟大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对于中国的未来，鲁迅更是绝对失望：“但有一塌糊涂而已。”请注意“而已”一词在鲁迅笔下绝非简单的语气助词，而是有深刻意蕴的特殊词汇，只要想想他后来那本有名的《而已集》就能明白。
像鲁迅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如果连“五四”这样的伟大运动都不能使他改变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态度，那么即便是继续从事刚使他获得世俗名声的白话文学，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于是我们看到，在书信中，因为毕竟还是对外人讲话，鲁迅还是尽量表现出一些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至于日记，因为是纯粹私人的记录，则鲁迅本来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其中宣泄自己所有的绝望情绪。不过由于鲁迅记日记一向采取较为简约的记事形式且已形成习惯，也就不会因为暂时的个人情绪变化而更改其形式。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看来，其实任何试图宣泄悲观绝望的企图已不再必要，因为自己既然还要忍受枯燥漫长的现实生活，则书写本身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能书写的形式“而已”，那么“写什么”和“怎么写”也就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还在“写”——借“记日记”这个活动证明自己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和勇气。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鲁迅这几个月过于简略的日记，看看透过这些极为简略的文字，是否能够窥见鲁迅那时的内心世界。先看“无事”出现第二多的8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
三日 晴。无事。
四日 昙，下午雨。无事。
五日 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至夜写讫。
六日 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得李遐卿信。
七日 晴。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八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昙。夜写《苏鲁支序言》讫，计二十枚。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午前访章子青先生，取泉卅，由心梅叔汇来。
十四日 晴。上午徐吉轩泉十五。下午昙。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六日 晴。晨访蔡先生，未遇。晚寄汤尔和信。
十七日 晴。上午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 晴，下午昙，风。无事。
十九日 小雨。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下午雨。晚得蔡先生信。
二十一日 昙。下午宋子佩来。寄蔡先生信。晚李遐卿来并送平水新茗一包。
二十二日 昙。星期休息。午后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假泉十二。夜雨。
二十四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得李遐卿信。寄朱孝荃信。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并假来泉八。傍晚雨一陈。得高等师范学校信。夜寄毛子龙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雨一陈，夜大雨。无事。
二十八日 昙，午后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整理书籍。
三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买鞋一双。
三十一日 晴。无事。
从日记中数次出现“星期休息，无事”字样看，显然休息仅指这一天不用上班，而无事指的是鲁迅个人的状态，既包括形式上的无事可做，更表示心理上的无聊与寂寞。然后这一个月中，鲁迅记入日记的内容有：
关于写作事2次、书信往来11次、看病取药1次、外出购物1次、看朋友及朋友来10次，其中书信及与友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借钱与还钱，次数多达8次（对此下文会分析）。除此外就是那些触目惊心的“无事”了，如果不是还有一两个关于当日天气情况的词汇，则出现在日记中那一排排整齐的“无事”将更加引人注目。大概鲁迅也觉得那些会使得日记太惨不忍睹，才又增添上一些反映天气的词汇吧。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年从7月到12月，鲁迅逛琉璃厂的次数明显减少到只有5次，购买古书等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与以前每月前往数次且每次购入甚多形成强烈对比。而从7月到12月日记中竟然没有任何与好友外出吃饭的记录，也是反常的情况。这如果不是鲁迅有意不记录，就与其情绪不佳或者是经济上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可能影响到鲁迅心情的事件还有家人的病，其中以沛（鲁迅三弟之子，当时仅一岁）的病最为严重，住院时间长达两个月，之后又是鲁迅母亲患病。这两次家人之病显然会严重影响鲁迅的心情，且直接导致鲁迅为看病借钱多次。本来按照鲁迅的正常收入，应付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方面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大量欠薪，导致鲁迅实际收入大减；另一方面是周作人一家来京后，其妻子大肆挥霍，使得入不敷出，鲁迅为维持家庭正常生活不得不借债。据1920年的日记，当年鲁迅就借债20多次，总计近千元。也许，被迫借债的鲁迅又会联想起当年为父亲医病而不得不来往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日子，如此，鲁迅的心情又怎么会好呢？
“西马”著名代表人物、20世纪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其意义就是要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深处发现历史的无穷希望与可能性，就是寻求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永恒的轮回性与瞬间超越性的统一。[71]日常生活就其单调乏味的循环过程而言，确实无法给人带来希望，似乎也没有任何值得欣喜之处。但是，它毕竟潜藏着无穷的希望与产生短暂幸福感的可能——谁知道那人生的辉煌何时会大放异彩呢？问题在于，为了等待那短暂的辉煌却要忍受漫长的无聊而空虚的时光，忍受极大的身心方面的痛苦，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代价过于昂贵，以至他们宁愿放弃这种可能而混迹于世俗生活，拒绝思考自己的不幸。那么，似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级人物，是否就一定心存不甘而拒绝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否就必然会去寻求免于堕落的一切机会与可能呢？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本来是鲁迅借此摆脱个人苦闷与痛苦的极好机会，也几乎是唯一机会。可惜，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20年，领导者与参与者之间却发生了分裂，对此鲁迅有一段有名的话给予总结：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72]
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句：“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显然，已经拿起笔来的鲁迅在取得重大成就后，已经无法停止文学创作的脚步，但此时他所寄予希望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却开始分道扬镳，让鲁迅一时无所适从。继续创作是必然的，但再听谁的“将令”呢？“新的战友在那（哪）里呢？”所谓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鲁迅此时心境的最确切概括。
关于新青年同人此时的分裂情况，学术界已有论述，此处仅从影响鲁迅心态的角度分析。《新青年》从1918年一月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开始，即具有同人杂志的形式，鲁迅也从第四卷开始写稿。到1919年第六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宣布此后各期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六人分期主编，鲁迅没有担任过主编但却参与过编委会的工作。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新青年》诸同人之间的辩论，可以看成是其分裂前的信号。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七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已在上海居住的陈独秀接触到一些共产国际的思想，《新青年》的办刊思想逐渐政治化。而胡适却是个不喜欢谈政治的人，《新青年》的编辑内部出现分裂。结果，《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于1920年9月1日在上海出版，其中刊登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驳斥胡适等人“不谈政治”的主张，分裂自此公开化。不过，陈独秀还是于当年12月给胡适、高一涵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但对于胡适的意见，陈独秀却又不能接受。当时，陈独秀曾经让胡适提出意见，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办。胡适于是提了三个意见，其一是将《新青年》撤回北京，编辑同人们共同刊发一则声明，说明不谈政治，只做文章；其二，让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来办《新青年》，大家另起炉灶，再办一份其他的刊物；其三，停办《新青年》。陈独秀得到这封信十分生气，给《新青年》的编辑同人们回信，专门驳斥了胡适提出的这三个解决方案。关于不谈政治这个问题的回复，陈独秀措辞坚决，写道：“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不赞成第二条办法。”钱玄同见信后十分感慨，“初不料陈、胡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并认为胡适“所主张者较为近是。……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73]。
鲁迅和钱玄同当时关系还很友好，后者当然会将这些消息告知鲁迅。而鲁迅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同意胡适说的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由北京同人发表声明，此后刊物重点在学术思想文学方面，但鲁迅不同意一定要声明“不谈政治”，理由是一则“不愿示人以弱”——这是典型的鲁迅性格；一则是“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74]但此后显然，陈独秀没有听取北京同人的意见，《新青年》此后迅速脱离了与鲁迅、钱玄同等的关系，这大概就是使得鲁迅失望的原因。那么此后，鲁迅是否又要回到抄古书的道路上去？他自然不愿意如此，但连参与新文化运动都落得一个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么还会有什么值得他再去尝试？鲁迅是真的害怕再次掉进希望——失望——再希望——最终更加失望乃至绝望的恶性循环之中了呢。
值得注意的信号再次出现：一个是鲁迅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国小说史》，虽说是为了上课的需要，但这毕竟显示出鲁迅的一种姿态，他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可做之事了；一个是他重新开始校《嵇康集》，这个就更加明确是要回到原先的老路。此外，在1920年年末用日文写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未来极为绝望：“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鲁迅又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吧。”此外，对于《新青年》的掉头转向政治，鲁迅也表示出担忧：“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75]
现实生活确实对鲁迅过于严酷，在刚刚给鲁迅提供了一些希望的“新芽”后，就要无情地摧毁它们。不过，鲁迅既然已经体验过可以借世俗生活中的某些看似有意义的活动（文学创作）来摆脱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无聊与空虚之感，就不想再次回到“绍兴会馆”那单调乏味的抄古碑之中。在其稍后创作的《故乡》中，那著名的结尾虽然有些吞吞吐吐，但还是表达出他寻求走出一条拯救自我之路的渴望。《新青年》的改弦易辙以及和一些战友的分道扬镳，固然给鲁迅带来莫大的打击，但其他的尝试还是可以进行。鲁迅至少找到了两个维持世俗日常活动的出路：一个是到北京的高校教书，这个效果极为明显，后来他与许广平开始交往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是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虽然限于其教育部职员身份，鲁迅不能直接参加，但借助于周作人，鲁迅实际上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时的鲁迅，尽管有意无意有回到旧生活轨道的倾向，但内心深处渴望新生活、寻求新的拯救之路的愿望更加强烈。日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没有意义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对于鲁迅这样思想深刻而又对现实格外敏感者。但是，也只有继续这种简单的重复，才有可能于无数的重复之后获得瞬间的对人生的美好感受，这就类似于浮士德的一生及其幸福的结局。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看似永恒轮回的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深处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只是短暂的“灵光一现”，还是值得我们为此等待大半生乃至一生。作为普通人，也许只能被动等待而已，但像鲁迅这样的哲人贤者，就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去主动谋求“灵光一现”的尽快到来和更多出现。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人物，日常生活中那些短暂的有意义的瞬间毕竟太过短暂，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时候的无聊的日常活动，该如何打发才不至于重新陷入苦闷与“无事”可做的状态之中呢？唯一的可能出路就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给予“节日化想象”，就是谋求日常生活的“狂欢化”，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鲁迅对尼采、对“酒神精神”为何会给予高度评价和推崇了。本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对尼采学说很有研究，1920年在《新青年》面临分裂之时，他还是要从尼采那里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一年的8月10日，鲁迅完成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作《译后附记》。鲁迅在对此序内容和一些术语进行说明的同时，也隐隐显现出自己的心境态度：
第七节 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 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第九节 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 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76]
其中那“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一句不就是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心境的最好写照吗？此外，那蛇所象征的“永远轮回”一词也值得注意，是否鲁迅从中悟到一些日常生活对“超人”的影响以及“超人”试图挣脱之努力了呢？
看鲁迅1921年的日记，的确有所变化。首先是日记篇幅重新开始拉长，对有关事项的记录变得详尽起来，出入琉璃厂的次数也变得多起来。1921年的书账为137.19元，虽然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确实有了很大增加，原因就是鲁迅这年拿到了一些欠薪，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心情自然也会变好。其次当然是那触目惊心的“无事”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1921年1月还是10次，到2月就减为4次，到4、5月份已经各只有2次了。1921年其全年日记中出现“无事”的次数为59次，仅为1920年117次的一半，减少幅度之大也说明鲁迅的心态有所变化，对自己所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已经逐步减轻了那种无聊与苦闷之感。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鲁迅的心情确实开始好起来了，那就是这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多日，后又移居西山疗养，为此鲁迅不仅在经济上再次承受压力，时间精力等也都付出很多，但从其日记的字里行间，却很少流露那种民国初年初到教育部上班时的无聊、寂寞与空虚之感，此时的鲁迅似乎变“俗”了。也许，以精神上的“俗”之一面应对世俗生活，就是“五四”之后鲁迅所能找到的新的救赎之路。自然，在灵魂深处，他对此采取的是不屑的态度，但鲁迅懂得，如果自己不想回到民国初年那种枯坐终日抄古碑的状态，就必须暂时忘却这所谓的世俗之“俗”，甚至还要带有热情地投身其中才是。
在当年9月11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对热衷于表现派戏剧创作的浙江老乡宋春舫给予这样的讽刺：“表现派剧，我以为本近儿戏，而某公一接脚，自然更难了然。”[77]被鲁迅如此讽刺的那个剧本名为《只有一条狗》，是宋春舫翻译的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弗朗西斯科·坎基洛（Francesco Cangiullo）的作品，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剧本只有三句：
登场人物？……
一条街；黑夜。冷极了，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狗慢慢跑过了这条街。（幕下）
实事求是地讲，这剧本虽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确是很有内涵的，至少不像鲁迅所讽刺的那样。鲁迅之还要讽刺，是否意味着他不想再看到这样荒寒冷寂的场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心灵深处？
对于鲁迅在“五四”退潮后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和复杂心态，也许可以用“西马”中以研究日常生活知名的阿格妮丝·赫勒的一段话进行概括：“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是在过有意义的生活。过有意义的生活的个体，并非是一个封闭实体，而是一个在新挑战面前不畏缩，在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实体。这是一个对它而言只有死亡才能确定期限的过程。这一个体不压抑自己的个性，不给自己的个性强加期限，而是‘同宇宙较量’。在对他开放的可能性中，他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世界——他与之较量的宇宙。”[78]是的，既然作为战士和新文学家的“鲁迅”已经诞生，既然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已经“退居二线”，那就没有理由停止对命运的反抗。无论鲁迅的友人如何高升和退隐，无论鲁迅自己的内心是否滋生有退回到黑暗的危险念头，鲁迅其实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是为了他那时所不得不品尝也就是还不能抛弃的日常生活，他也必须继续从开始呐喊以来的战斗，而不能过多地陷入彷徨之中。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这彷徨是使得鲁迅暂时免于退回黑暗绝望之内心的第一步，接下来鲁迅就要以对日常生活更大的关注来驱散这彷徨的心态，无论是采取哪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或态度。与此同时，在文学活动以及其他方面，鲁迅也必然迫使自己更加投入，对此学术界亦有深入研究。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鲁迅在“五四”之后，对于围绕其身边日常生活的精力的投入，似乎更应值得人们关注。从这个角度观照鲁迅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以及他与周作人的反目，还有他为何决心开始与许广平的爱情，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