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饮于广和居”——周氏兄弟在京交往圈子
读《鲁迅日记》及民国初年其他在京文人如郑孝胥、李慈铭等的日记，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夜饮于广和居。”据《郑孝胥日记》，仅1911年3月，他应邀赴广和居就达九次之多，而所接触之人也都是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或政坛要人。而根据鲁迅的日记，他1912年5月5日到北京，5月7日即“夜饮于广和居”。之后他自己或者和朋友去广和居吃饭喝酒的频率大概是每月三到四次，其中和他同行最多者当为许季上和许寿裳。
原来，清末民初时北京有两处文人聚会的地方，一是法源寺，一是广和居。如果是比较大型的聚会一般在法源寺，日常三五好友聚会就去广和居。这广和居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是“与绍兴县馆相近的一家饭馆”，似乎仅仅是一家普通饭馆，其实却大有来历。据崇彝所著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武门）南士大夫设也。”当时在北京做京官的南方人居多。广和居以菜肴清淡精致取胜，所以才会吸引郑孝胥、李慈铭及鲁迅这样来自南方文人的频繁光顾。夏枝巢所写之《旧京琐记》则谓：“士大夫好集于北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之洞）在京提倡最力，菜之著名者为蒸山鱼。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者，创自曾侯（曾国藩）；曰吴鱼片，始自吴闺生。”鲁迅日记中就有在广和居吃鱼的记载，可惜不知道他吃的是“潘鱼”还是“曾鱼”。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二十九日则云：“定子招同尗子、卣芗饮广和居，室隘，日昃热燥不可堪，晡归。”旧历三月北京还是初春，而李慈铭在广和居已经是“热燥不可堪”，据此可以想见那时广和居的热闹。此外，翁同龢每次逛琉璃厂，也要到广和居就餐。戊戌变法之际，一些变法人士如谭嗣同、刘葆真等，也常到广和居聚会。一家饭馆吸引如此之多的名人，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饭菜口味符合南人习惯，距离绍兴会馆又近，无怪乎鲁迅会如此频繁地去光顾了。
而且，当年广和居还提供送餐服务，可以派伙计把菜肴送到主顾住处。据周作人的《补树书屋旧事》：“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沙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所以，如果把到店堂吃和叫餐的次数加在一起，那鲁迅每月吃广和居的次数应该比日记上写的更多。
据此可以认为，这广和居绝非一般吃饭场所，它其实也是清末民初文人的一个公共空间，承担了文人之间交流信息、联络情感的功能。民国初年刚到北京的鲁迅，自然也要在这个空间找自己的同道，或者借这个空间与同乡同门一起互通有无，宣泄排解游子的思乡之情，平复内心苦闷或者干脆借酒浇愁。
从民国元年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到1918年鲁迅写《狂人日记》，这几年可以看作鲁迅的“蛰伏”期，也就是鲁迅称之为闷在“铁屋子”内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鲁迅的日常交往活动特别是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交往圈子，无疑对探讨他后来何以能够如火山喷发一般，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并迅速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和书信，可以把他的交往圈子分为三层：核心层以许寿裳、许季上和齐寿山为代表，算是至交好友；其次是鲁迅的同门即章门弟子；再次是陈师曾等谈得来的教育部同事。后面我们重点评述前两层。
在鲁迅最好的几个朋友中，一般读者比较熟悉许寿裳，他和鲁迅是真正的绍兴同乡，又是和鲁迅同年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友谊。在鲁迅由教育部职员周树人成为文学家鲁迅的过程中，可以说许寿裳当初向蔡元培的推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他在鲁迅的日常生活中还扮演了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当鲁迅需要向人诉说自己的苦闷或者烦恼时，许寿裳是最好的对象，因为他从来不会对鲁迅说“不”，更不会对鲁迅的观点提出质疑或反对。在两人的交往中，许寿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对性格倔强的鲁迅来说自然再好不过。不过，其为人过于忠厚在那个时代也不是好事，鲁迅就以为许寿裳“老实有余，机变不足”，所以他最终遇刺身亡多少也与其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有关。且说在民国初年，他和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值得一提。一个是在1912年8月，他与钱稻孙、鲁迅三位中华民国教育部荐任科长，被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指定研拟国徽图案，结果于8月28日完成。他们三人合作设计图样，由钱稻孙画出图例，再由鲁迅执笔文字说明，最后于1913年2月发表。再一个是1913年，他与鲁迅、钱稻孙等代表教育部参与审定国语字音，并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稻孙、鲁迅共同提议“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将会中审定字音暂用的“记音字母”通过为正式使用的“注音字母”。此事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建立影响巨大而深远。
再说许季上（1891—1953），出生于钱塘（今杭州市）名门世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学者。他19岁毕业于复旦公学哲学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1912年至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成为鲁迅同事。由于两人都爱好古籍与佛学，因此成为挚友。《鲁迅日记》中，从1912年至1928年间，记载有两人交往的地方达252处。在教育部同事期间（1912—1920），两人经常互访，叙谈，共饭，互借钱款、书籍，一同阅书、买书，同游名胜古迹、博物馆和街市，并互赠书籍、食物和土特产。尤其是在许季上母亲做寿、儿子满月、夫人去世等特殊时期，鲁迅都曾前往贺喜或吊唁。1917年10月至1918年1月许季上生病时，鲁迅前去探望多达14次。鲁迅于1914年出资刻印《百喻经》，也是由许季上促成的事情。许季上于1921年去天津工作，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鲁迅则于1926年8月南下厦门，后转广州，于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这样两人的交往逐步减少。1949年后许季上受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于1953年春病逝。
齐寿山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并非如许寿裳和许季上是鲁迅的浙江老乡，两人成为至交完全由于“投脾气”。齐寿山（1852—1965），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是我国著名戏曲艺术家齐如山的弟弟。他早年曾与蔡元培共赴德国留学，归国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从此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全集》曾两百多次提到齐寿山。[27]鲁迅在北京期间和齐寿山相交14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常生活中，两人多有礼品往来。经济上齐寿山更是鲁迅的坚强后盾，曾多次借钱给鲁迅。此外，两人还合作翻译过荷兰作家拂来特力克·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而且，由于脾气性格相投，齐寿山有时甚至成了医疗鲁迅疾病的“灵丹妙药”，如在鲁迅1912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
在其著名的《马上日记》中，鲁迅曾有一段绝妙的文字，记述他拜访刘半农而未果，只想了十秒钟就转而拜访齐寿山的过程。这件事发生在1926年6月28日，在其日记中仅仅寥寥十几字：“……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借此我们可以窥见他与齐寿山的友谊以及后者对其思想和创作上的影响：
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C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C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28]
不过，虽然上述三人是鲁迅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的至交好友，但如果要说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事业的影响，则他们不如钱玄同。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正是在钱玄同的不断鼓励下，鲁迅才开始了白话小说创作。从此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为新文学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之后由于多种因素，钱玄同与鲁迅开始疏远而与周作人继续保持密切往来。鲁迅对钱玄同，既有由衷的赞美，也有偏激的嘲讽。至于周作人，对于钱玄同的评价则一直比较正面。钱玄同对周氏兄弟的巨大影响，大约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没有钱玄同的登门劝说，就没有作为新文学大师的鲁迅；而如果不是钱玄同去世过早，周作人也许就不会“下水”当汉奸。如果要证明文人之同乡和同门关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变革方向和进程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则周氏兄弟和钱玄同的交往史便是最好的例证。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第五天，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交往后，谈了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一、治学最为谨严；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为此，他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药》和《随感录》为例，说这种文章如良医开方，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同时，他也指出鲁迅的弱点有三：一、性格多疑，“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实事求是地说，钱氏的概括一针见血，如果不是对鲁迅有深刻了解，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
当代学者卢毅，对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有专门研究，对于二人从同乡到同门再到战友最后却反目成仇的历史，有过细致考察。他认为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对他们交往历史的评述，“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基本上真实反映了二人关系变化的轨迹。具体说来，他们最初相识于东京时的《民报》社听讲，但当时关系尚不亲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时期，他们才在思想上产生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而这当中钱玄同往往是主动者。根据《鲁迅日记》和《钱玄同日记》，钱玄同当时几乎每隔几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交谈，往往一谈就是半夜。对此，鲁迅在其《呐喊自序》中有这样生动的记叙：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之“一六六”中，也对此事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通过他们的日常交往，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最终成功地动员了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结果，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第五号。此外，即便是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对于钱玄同在新文学运动中作出的巨大贡献，鲁迅给予高度赞扬：“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得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29]其中虽然不乏戏谑的成分，但也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初期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查看这一时期两人日记和书信，可以发现他们的联系相当密切，在书信中也多有幽默诙谐之语，且看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鄙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其如此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30]
而钱玄同，也总是在写给周氏兄弟的信中，袒露其幽默风趣的一面。例如下面这封，与鲁迅的信如出一辙，不仅反封建之思想内容一致，而且连文字风格都极为相似：
写这信时，外面爆竹之声不绝于耳。顷从香厂洗澡回来，看见一家人家屋顶上火光炎炎，据说并非祝融氏来税驾。又见琉璃厂有两家门口在那里放火，不知烧什么东西。总而言之，真旧而已。国故万岁！昏蛋万岁！KOSO万岁！……要睡了，不高兴多说废话了。[31]
然而“五四”之后，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却日益恶化，甚至到了互相抨击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关于鲁迅与钱玄同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周维强在其《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中是这样描述的：“1929年5月，鲁迅回到北平省亲。有一天在孔德学校，偶然遇到钱玄同，两位章门弟子，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但从两位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述来看，他们在孔德学校只是话不投机，确切的证据是1929年5月25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其中说道：“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对此，钱玄同的说法是：“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是月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见《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而作为他们共同朋友的沈尹默是这样描述的：“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问题在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后来发表了，也就等于将鲁迅对钱玄同的苛刻评价公之于世了，对此钱玄同自然气愤。还是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钱玄同这样反驳鲁迅：“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由于毕竟是为鲁迅逝世而写的文字，钱玄同没有过分表示对鲁迅上述评价的反感，但字里行间的不以为然还是可以体会得到。
不过，尽管两人关系发生改变，在《两地书》出版前，鲁迅并没有像攻击“第三种人”那样公开抨击钱玄同，而多是私下议论。譬如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钱玄同“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1933年12月27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又说钱玄同“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而钱玄同也在此时日记中多次提及：“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可以说二人关系至此已彻底破裂。最后，由于《两地书》的出版，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被公之于众，他们的关系也就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过后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无疑是在对胡适、钱玄同等人“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表示不满。与此相对应，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钱玄同也对鲁迅的日益“向左转”不满，多次讽刺鲁迅是“左翼公”“左公”，并提出要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
其次，除了思想分歧之外，二人的人际交往原则不同和交际圈子不同也是他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1929年6月1日，鲁迅第一次到北平探亲时曾写信给许广平，其中就有这样的评论：“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1932年他第二次北游探亲时不忘同门情谊，拜访了马幼渔、沈兼士等人。事实上马、沈等人当时都已远离政治成为纯粹学者，但这并未妨碍鲁迅与他们来往。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与钱玄同有分歧，并不是因为钱玄同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专心学术，而更多是由于二人在交际圈子和待人接物方面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钱玄同一直与某些“正人君子”保持友好往来，而这些人却是鲁迅最反感的文人。
所谓“正人君子”指的就是胡适、陈源等人，钱玄同与他们关系很好，自然会使鲁迅不快。对此，钱玄同曾评价鲁迅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客观看来，钱氏此言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鲁迅性格中真实的一面。而鲁迅对钱氏也是早生不满。早在1924年，鲁迅便写文章说：“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这显然是怀疑钱玄同在“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
此外，两人对顾颉刚的态度是导致其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鲁迅对顾氏向无好感，不仅写文讽刺顾氏，甚至要诉诸公堂。而钱玄同则极为赞同顾颉刚的“疑古”之说，对顾氏的学术研究评价极高，为此他甚至还改名为“疑古玄同”，这自然也会影响他与鲁迅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钱玄同仍然和周作人继续交往，这当然也会引起鲁迅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周作人1934年五十岁时发表所谓的《五秩自寿诗》时达到顶点，因为很多人都写诗唱和，其中就有钱玄同。
周作人的诗当时由林语堂发表在《人间世》杂志创刊号上，共有两首：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分明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吃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苦茶。
其诗一出，和者众多，其中钱玄同的和诗如下：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显而易见，已经和周作人失和的鲁迅看到众人如此热捧周作人，心理上自然会不平衡。而鲁迅对所谓“看客”的憎恶程度一向是超过对“杀人凶手”的，所以就此事而言，与其说鲁迅反感的是周作人，还不如说是那些唱和者。他在当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之后，鲁迅在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再次谈到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以及所引起的风波：“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晦瞒，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鲁迅的深刻在于，他认为周作人之诗“诚有讽世之意”，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其实并不是像当时上海某些左翼批评家所说的“堕落”“颓废”。鲁迅认为其实诗本身倒无大碍，关键是“群公相和”，大都“吹擂太过”“多近于肉麻”。此外，鲁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要当心有人会利用这场“风波”，将“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应该说，鲁迅对其弟弟的理解之深远超他人，所以当周作人日后从《鲁迅书简》中读到这两封信时，觉得鲁迅“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看来兄弟之情虽然淡去，但他们之间相互了解之深，仍是旁人无法达到的。
回过来再说钱玄同，鲁迅对他也没有完全否定。1935年，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即是对钱玄同当年提出这一口号之功绩的肯定。自然，钱玄同也没有因鲁迅对他的反感而诋毁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极力称赞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之心理。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不仅文字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并夸奖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此外，钱玄同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最后，他还总结说：“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鲁迅与钱玄同由同门而成为好友，最终却关系破裂，如今思来确实令人叹息。不过，钱玄同与周作人的交往却一直很密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钱玄同对周氏兄弟采取了不同的交往态度？是否是周氏兄弟的不同个性使然？
周作人与钱玄同结识于他们留学日本时期。同为章门弟子，钱玄同因爱讲话和爱动而被同窗们送以“话匣子”“爬来爬去”的绰号，而周作人则给人以“甚是高傲，像只鹤似的”印象。仅此一点，似乎两人不能成为好友，但事实上他们却保持长达数十年的友谊，直到钱玄同去世。相对于和鲁迅，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来往。钱理群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钱玄同和周作人不仅在很多社会及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心有灵犀，而且在私人情趣上也保持了高度的契合。他们相识的三十余年中，信函往来不断，可称挚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文人都因到日本留学，而迷恋日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周氏兄弟就是如此。尽管理智上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予强烈的批判，但在情感上却又为日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特别是周作人，他一踏上日本国土便为日本的风土人情所陶醉，一些在当时中国早已消失的汉唐古风，他竟然还能在日本找到，使他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怀古之感对于文人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此外，他的老师章太炎所宣扬的复古情绪，也促使他更热衷于各种所谓的“复古”试验。例如此时他和鲁迅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故意使用很多古字，还曾尝试使用非常古奥的古文来翻译《圣经》和《伊索寓言》，这种做法与钱玄同可谓异曲同工。
也因此，同样热衷复古的钱玄同之言行，自然就会引起周作人的共鸣。例如钱玄同不仅有“我以为保有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后，当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愈古愈好”的说法，而且更有日后身穿自己设计之汉服上班让同事笑话的“喜剧经历”。
按说，当时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且生活在一起，他们和钱玄同的关系应一样密切。不过，在日本时周作人和钱玄同的关系似乎不如鲁迅与钱玄同亲密，这大概和鲁迅是兄长而周作人此时多以大哥的意见为是有关。
从日本回国后，周作人和钱玄同在1917年前后来到北京。同年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见钱玄同君”的记载，此后其日记中，“钱玄同（君）来”就成为常见的字眼。此时，章太炎的众多弟子，有的在教育部工作，有的进入北大等高校任教，更有如鲁迅这样的兼任者。诚如周作人后来回忆：“那时章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沈钧儒）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来做教育司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到京后的周作人与钱玄同再度成为同事，共同服务于北大及后来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从这时期起周作人与钱玄同的关系逐渐升温，在周氏兄弟居住的绍兴会馆中，就常常可以听到钱玄同的笑声了。有意思的是，当时周氏兄弟常常做东请客或邀同门到会馆来吃饭聊天，发出邀请的居然不是做哥哥的鲁迅，而是周作人，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1920年，因为钱玄同的趋于沉默，引起陈独秀的担忧，还曾经让周作人转达他的意见，即希望钱玄同能和周氏兄弟一样，继续多写一些战斗性很强的随想录一类的文字。有趣的是陈独秀也没有通过鲁迅而同样是让周作人代传信息的。也许在《新青年》同人看来，周氏兄弟两人，还是弟弟比哥哥更给人以容易打交道的感觉罢。
此时的钱玄同已经在“反省”自己的战斗业绩，对过去那些过激言辞和与刘半农一起“唱双簧”的行为表示出否定之意。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他就这样认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诧诧’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实事求是而言，钱玄同的这种看法其实更为深刻和全面，对过去进行反思也是有益的，但这在更为激进的陈独秀看来却是一种退步，所以他才会担忧，而让周作人传递信息。此外，陈独秀可能也已知道，表面通达平和的周作人，内心深处其实是不通达也不平和的吧。
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说法，周作人与钱玄同“五四”之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在《语丝》上的两次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在周作人、刘半农和钱玄同之间。其开端是1924年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等说法，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这些观点得到刘半农的赞同，而且刘半农不仅指出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容抹杀，甚至为自己当年攻击林纾而感到后悔。但钱玄同对周作人和刘半农的观点却坚决反对，钱玄同不仅赞同鲁迅的“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观点，而且提出他所爱的中国就是“欧化的中国”等。他们之间的这次论争虽然没有继续深入，但因涉及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以及如何看待东西文化的问题，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东西文化论战这个大背景，他们的分歧和论争就更加值得被关注——因为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参与者，由他们之间或微妙或明显的差异，自可看出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学术之争和政治之争。尽管在关于“国粹与欧化”的讨论中，钱玄同与周作人观点相左，但在坚持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传统的观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此外，在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与鲁迅等站在一起，对杨荫榆侮辱学生的行为大加“讨伐”，也值得赞美。
也是在1925年，周作人与钱玄同之间又发生了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这一年的3月，《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周作人、穆木天、郑伯奇等人的通信，讨论的主题就是要发扬民族主义，建立“国民文学”，显示出一种在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复古”情绪。不过，周作人的意见比较全面，他一方面认为“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民族的一针兴奋剂”，一方面又提醒人们注意防止封建复古主义的乘机复活。对此，钱玄同依然坚持“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而将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全盘承受”。此时的钱玄同还是坚信“进化”论，认为既然社会是进化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那么不管哪个国家的旧文化，就都应该予以抛弃。显然两人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方面还是有着分歧，只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人交往。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朋友都劝仍在北平的周作人一起南下，但他却不愿离开。当时钱玄同因患病不得不滞留北平，而周作人则是由于贪图安逸，此为二人的关键差异。在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上，两人也开始出现重大分歧。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国文化界很多人的严厉斥责。而同样留京的钱玄同却表现出坚决不与日寇合作的态度。1938年春，钱玄同恢复旧名“钱夏”，以示自己心向故国决不变夏为夷之志。此外他还多次写信给友人，表示决不做汉奸。钱玄同的态度对周作人自然有很大影响，1938年“座谈会事件”之后，周作人拒绝了数次敌伪的邀请与任命，尽管所用方式是“婉辞”。孰知人算不如天算，之后的周作人遇刺事件，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钱玄同获知消息后先派长子钱秉雄去周家探视，之后又抱病亲自看望。他本打算借此机会劝诫周作人不要“下水”，可惜因周作人家里客人不断，他们没有能够深入交流。于是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聘，正式“下水”。得知此事的钱玄同，在1月15日即去世前两日再次写信给周作人，可惜此信今已不见。不过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讲：“信中间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很有价值有意思，却也就不能发表。”由此可以推测，钱玄同对于老友的立场转变，肯定表示了不满。令人遗憾的是，两天之后钱玄同就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失去“畏友”的周作人大概觉得不用再顾忌老友的监督，于是“下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还是要问：如果钱玄同没有过早去世，周作人能继续保持清白，坚持不“下水”么？
其实，钱玄同之死应该说也与周作人遇刺有一定关系。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钱氏本来血压就高，且有些神经过敏，所以很有可能是受周作人遇刺之刺激而导致了病发。此外，周作人还讲了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钱玄同本不相信命运，但恰好在去世前一年时，从其旧书中发现一张批好的“八字”。虽不知是何年何月发生之事，他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偏偏在此时又被看到，而上面所写恰恰是说他只能活到52岁，正好是他去世时的年龄。周作人认为，无论钱玄同怎样不相信迷信，这多少还是在其心理上留下了一些阴影。
在审美趣味和治学趣味方面，周作人和钱玄同也确实有很相近之处。如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很多人以为有特色，但却很难进入其境界。特别是周作人写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后期散文，差不多就是等同于“抄书”，他自己亦以《夜读抄》名其集。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无法接受，但钱玄同却能体会到其妙处，并能从文体创新的角度给予赞扬。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这里所说的“文抄”，即是指“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最多中间加上一两句说明议论文字。这类“文抄公”的文体，人们一般认为不是自己的创见，所以评价不高，周作人的老友林语堂就批评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但周作人却对此自视甚高，认为抄书实际上比自己写还要辛苦难得，因为要从古人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到符合自己想法和心情的文字，其难度绝对超过自己写作。他说：“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所以，他直到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起此事仍流露不满，以为林语堂之“眼光也只是皮毛”。在周作人看来，“抄书”即是“寻友”，如同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即一方面用自己的思路和眼界去“发现”古人，另一面又通过这种发现反过来肯定充实自己。“抄书”的过程，就是“物我回响交流”的过程，就是通过与古人（即想象的友人）的“结缘”，实现古今沟通，最终获得精神愉悦与思想深化的过程。其实，在周作人的这类文章中，他所抄引的古人文字与自己的评点议论，都已融为一体，完全可以当作周作人自己的文字来读，而不可简单地视为“抄书”之作。自然，这类文章如果把握不好，容易流于泛泛之谈甚至堕落为抄袭之作，没有足够的积累和胸襟，不可轻易写作此类文章。所以，周作人曾经告诫后学说：“学我者病，来者方多。”不妨看他此类抄书体的一则例文：
一岁货声
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序，盖近人所编，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序文自署“闲园鞠农偶志于延秋山馆”，其文亦颇有意思，今录于后：
“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不择好音，耳遇之而成声，非有所爱憎于人也。而闻鹊则喜，闻鸦则唾，各适其适，于物何有，是人之聪明日凿而自多其好恶者也。朝逐于名利之场，暮夺于声色之境，智昏气馁，而每好择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远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风盲，惊心溅泪，诗亡而礼坏，亦何处寻些天籁耶？然而天籁亦未尝无也，而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
凡例六则。其一云：“凡一岁货声注重门前，其铺肆设摊工艺赶集之类，皆附入以补不足。”其二云：“凡货声率分三类，其门前货物者统称货郎，其修作者为工艺，换物者为商贩，货郎之常见者与一人之特卖者声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闻见者，仅自咸同年后，去故生新，风景不待十年而已变，至今则已数变矣。往事凄凉，他年寤寐，声犹在耳，留赠后人。”说明货声的时代及范围种类已甚明了，其纪录方法亦甚精细，其五则云：“凡货声之从口旁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语而已，其字下叠点者，是重其音，像其长声与馀韵耳。”如五月中卖桃的唱曰：
“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即其一例。又如卖硬面饽饽者，书中记其唱声曰：
“硬面唵，饽啊饽……”，则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概。卖花生者曰：
“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空儿的——多给。”这种呼声至今也时常听到，特别是单卖那所谓半空儿的……大约因为应允多给的缘故罢，永远为小儿女辈所爱好。昔有今无，固可叹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尝无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也。
自来纪风物者大都止于描写形状，差不多是谱录一类，不大有注意社会生活，讲到店头担上的情形者。《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有这几句话：
“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气，《帝京景物略》及《陶庵梦忆》亦尚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绪中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
“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但其所记亦遂只此二事，若此书则专记货声，描模维肖，又多附以详注，斯为难得耳。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
我看了这些货声又想到一件事，这是歌唱与吆喝的问题。中国现在似乎已没有歌诗与唱曲的技术，山野间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调，或者还是唱曲罢，但在读书人中间总可以说不曾歌唱了，每逢无论什么聚会在馀兴里只听见有人高唱皮簧或是昆腔，决没有鼓起·咙来吟一段什么的了。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是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哪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戏文老是那么叫唤，我从前生怕那戏子会回不过气来真是“气闭”而死，即使不然也总很不卫生的，假如新诗要那样的唱才好，亦难乎其为诗人矣哉。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并不至于不自然，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这里有诗歌发生的可能，总之比戏文却要更与歌唱相近一点罢。卖晚香玉的道：
“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一个大钱十五朵。”什么“来”的句调本来甚多，这是顶特别的一例。又七月中卖枣者唱曰：
“枣儿来，糖的咯哒喽，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此颇有儿歌的意味，其形容枣子的甜曰糖的咯哒亦质朴而新颖。卷末铺肆一门中仅列粥铺所唱一则，词尤佳妙，可以称为掉尾大观也，其词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菉豆的粥咧。”
此书因系传抄本，故颇多错误，下半注解亦似稍略，且时代变迁虑其间更不少异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会今昔情形如于君闲人者为之订补，刊印行世，不特存录一方风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间接有益于艺文，当不在刘同人之《景物略》下也。
（二十三年一月）[32]
至于鲁迅的弟子，也就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一般读者多已熟悉，此类研究成果也很多，此处不赘，只简单介绍一下周作人的弟子。一般认为周作人有四大弟子：俞平伯、江绍原、冯文炳（废名）、沈启无（原名沈杨）。1934年8月，周作人访日期间，在回答日本记者井上红梅的问题时，说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两三个”，首先举出来的，就是时任“清华教授的俞平伯”和“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的确，一般我们也是将俞平伯与废名视为周作人之真正“传人”的。
按照董桥先生的说法，俞平伯与周作人的相识始于1917年。当时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算是周作人的学生，所以他写信总是称周作人为“知堂师”“启明师”“岂明师”，自称弟子、学生，而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则多称其为“平伯兄”。不过，他们真正在思想上“相识”则要到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俞平伯认为新诗应当走平民化的道路，所谓的贵族气息应该是后有的，所以通俗是诗歌的本质。周作人则认为文学家不必在自己的创作中迁就群众。当年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说道：“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这一分歧显示出俞平伯的战斗精神，相对应的则是周作人的逐渐失去“五四”时所主张的启蒙精神及隐士情结的抬头。不过从另一层面来说，倒是周作人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尊重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再看周作人与其另一位弟子废名的交往。据周作人回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1920年末1921年初）吧。”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蛰居苦雨斋内，立志“闭户读书”，不问世事，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弟子的交往却日益密切。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在周作人周围有一个以写精致的小品文为特征的文人圈子，对此阿英在1933年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里有精彩的分析：“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派别。这派别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阿英虽然过于强调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共同思想倾向，多少忽略了文体自身的“一致性”，但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和文学创作特征。
抗战爆发使得三人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废名南下隐居，俞平伯虽与周作人一起困居北京城，却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节操，唯有作为老师的周作人不光彩地“下了水”。学生毕竟是学生，不好过分责备老师的过错，相反他们两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周作人这一段不光彩的往事。1945年冬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后，俞平伯曾写给胡适一封信，请他出面援救周作人。信中俞平伯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劝谏老师的责任：“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1946年，北平十五位教授呈文国民党政府法院为周作人说情，列名者中也有俞平伯。学生做到这份上，也就可以了。至于废名，后来放弃文学，转而倾心佛学，即使对老师“下水”心有不满，大约也只能腹诽了吧。
总之，俞平伯和废名两人对周作人始终是尊敬有加的，这可从废名所写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看出。他说自己和俞平伯谈到知堂老人之为人，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进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确实，周作人没有一点做作和虚伪，完全出于自然的和本性的为人和风度，是他人所无法学习更无法模仿的——就像他的抄书体无法被模仿复制一样。
沈启无虽也曾师从周作人，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出过两个选本即《近代散文钞》与《大学国文》，却不被承认为弟子。周作人本人有过这样的说法：“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惟独沈杨（即沈启无），他只继承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讲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非称为徒弟不可，而且破门也可以应用……。”这里的“破门”源自日语，指的即是逐出师门。至于破门的原因，是因为沈启无稍有名气后便对周作人不敬，搞若干小动作。周作人非常生气，遂于1944年3月15日公开发表声明将他逐出弟子之列，其《破门声明》（原载《中华日报》1944年3月23日）云：“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之后周作人又写过好几篇文章谈到与“破门”有关的种种情况，一时颇引人注目。
据当代学者黄开发《沈启无——人和事》一文的考证，其实在这场破门风波中，沈启无多少是有些委屈的。他祖籍浙江吴兴，但出生于江苏淮阴，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25年转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中文专业，因此得以认识他非常崇拜的周作人。1932年至1936年间，沈启无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当时周作人不愿意离开北平，并劝沈也不要离开北平。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当中文系主任。
由上文可见，沈启无和周作人的关系本来就极为密切，而且当周作人落水当汉奸后，沈启无也继续为周作人出谋划策，还四处活动，为周作人当上“伪国府委员”及“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立下功劳。按照沈启无的如意算盘，是指望自己的如此卖力，能够博得周作人的赏识，提拔他当上伪教育总署的秘书长，或者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然而周作人碍于各种矛盾，最后只任命沈启无为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这让沈启无大失所望以至开始对周作人萌生恶意，终有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之事。不料周作人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出此文出自沈启无之手，大为愤怒，当即将沈启无逐出师门，并多次在报刊发表文章，一定要置后者于死地。而沈启无当时尚未真正在文坛立足，自然毫无还手之力。不过，他还是写了一首诗为自己开脱，此诗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五号上：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之后，被逐出师门的沈启无无奈之下去投奔另一个汉奸文人胡兰成，后又辗转于国内一些学校任教。1949年后，他在国内高校任教，后虽曾被打成右派，倒还能继续从事教学。十年“文革”期间，沈启无的经历自然会招致批斗，于1969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而在此之前，周作人也已被迫害致死，但愿九泉之下，这师徒二人终能“一笑泯恩仇”吧。
从挚友到对手——对胡适与梅光迪“文学革命”争论的再评价
胡适与梅光迪，这两个安徽老乡、留美同学本是知己，却因在提倡白话诗方面意见针锋相对，终于渐成陌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梅光迪坚决和持续的反对促成了胡适逐渐坚定用白话创作诗歌的决心并最终付诸实践。那篇使得胡适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那本《尝试集》就是这样问世的。自然，在胡适萌生用白话创作诗歌的想法的过程中，他的其他几个朋友如任叔永、杨杏佛和陈衡哲等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陪衬人”的作用，他们或反对或赞同，最终成就了胡适的一世英名。不过，胡适自己承认，还是梅光迪的反对最为重要。在此我们仅就他们二人民国初年的交往历史特别是在美国留学时的交往情况进行梳理，以说明这种同学老乡兼好友关系的日常交往活动，是如何深刻制约和影响文人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实践的。
胡适与梅光迪的最初相识，按照梅光迪的说法，当是在1909年的上海，其居间介绍者是他们共同的安徽老乡胡绍庭：“自余寄迹吴淞江上，同游中颇与绩溪胡绍庭意相得。绍庭数为余言其宗友适之负异才，能文章。余心至之而未有一识其面也。去秋，适之过淞视绍庭，时余与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由绍庭以介于适之。今年仲夏，余约一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遇适之于舟中，彼此惊喜过望。由是，议论渐畅洽，而交益以密。”[33]梅光迪此处所说的“今年”就是1910年。可惜梅光迪此次考试落榜，而胡适却考取并于同年赴美，两人失去了同年出国留学的机会。好在梅光迪次年即1911年考取了清华教会学校官费留学生，胡适得知消息后极为兴奋：“见北京清华学堂榜，知觐庄（梅光迪）与钟英皆来美矣，为之狂喜不已。”[34]这时是1911年的8月18日。
梅光迪等好友的赴美留学之所以令胡适兴奋，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到来可以有助于自己的学业，有利于他们一起就共同关注的中国文化命运问题进行思考。按照当代学者段怀清的说法，此时的胡适与梅光迪，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诚然在1915年之前，胡、梅二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现代阐释上存在分歧，甚至在不少方面分歧还很严重，但这些分歧基本上还是局限于思想学术，没有直接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对于胡适的思想才华与学术见识，梅光迪很早就发现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中人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正所谓梦梦我思之者也。”又说：“足下论阴阳极透彻，论打通小康亦详尽，谓孔子不论来生，以为诚实不欺，尤令吾叹赏。”
这一时期，胡适留学日记中涉及梅光迪处也很多：
梅觐庄月前致书，亦言女子陶冶之势力。余答觐庄书，尚戏之，规以莫堕情障。觐庄以为庄语，颇以为忤。今觐庄将东来，当以此记示之，不知觐庄其谓之何？（1914年6月8日）
发起一会曰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不多，其名如下：
任鸿隽 梅光迪 张耘 郭荫棠 胡适（1914年7月18日）
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任叔永、梅觐庄、陈晋侯、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1914年8月14日）
梅觐庄携有上海石印之《白香山诗集》，乃仿歙县汪西亭康熙壬午年本，极精。共十二册，两函。有汪撰年谱，及宋陈直撰年谱。汪名立名，吾徽清初学者。（1915年8月3日）
梅光迪此时没有日记留存，但从其回复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比较自负，好胜好强，尤其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与胡适争辩清楚，这无形中也埋下了他日后与胡适在白话写诗问题上一争到底的种子。且看此时他致胡适信中的几段：
来书所言极是，足下既以为吾两人所争非重要，自此可不必争矣。然迪仍有数语欲贡诸左右，非敢言争也。寸衷之所执，欲就有道君子以商可否耳。[35]
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而忌者中伤之术乘隙以售，一生吃亏全在于此。[36]
看来梅光迪对于自己的毛病也很清楚，但性格使其不能不好胜好辩。就上面所引第一段而言，既然梅光迪已经坦承“可不必争矣”，就该打住不再多论，但接着他还是用该信的绝大多数篇幅为自己做了辩护。第二信更是如此，彼时梅光迪与一留美同学争吵乃至动手，为怕胡适误解自己动手打人，梅光迪此信有上千字几乎都是在解释和辩解，同时不忘攻击那位与他起争执的同学。所以后来他与胡适因对白话写诗意见不一致而起争论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好胜心太强，都是必欲战胜对方而后快之人。
就胡适而言，他承认是在自己明确要以白话创作诗歌后，才遭到梅光迪坚决反对的。之后两人的友谊也随之逐渐淡漠，由亲密变为客气，随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后，他们的关系更是日渐恶化。后来胡适先于梅光迪回到北大任教，曾致信梅光迪邀他也到北大，但被梅光迪拒绝，原因即在他对胡适以及《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持反对态度：
足下所主张无弟赞一辞之余地，故年来已未敢再事哓哓。盖知无益也……足下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澜……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37]
不过梅光迪并未完全断绝去北大任教念头，毕竟这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学府，而且当时他对胡适也没有完全绝望，表示倘能摒弃学术观点的不同，仍愿去北大任教：
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所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38]
恰在此时东南大学的文科正由梅光迪的留美好友刘伯明主持，其文学见解与梅光迪接近，所以梅光迪回国后决定任教东南大学。根据吴宓日记中的说法，梅光迪决定召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办刊物写文章，与胡适大战一场，为此力邀尚在美国留学的吴宓提前回国参战。吴宓接到邀请后几乎没有犹豫，即放弃在北京高校任职的机会，而毅然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一起创办《学衡》，为此甚至不惜接受很低的报酬。之后，梅光迪与胡适自然还有交往，但已沦为客气乃至生分了。对于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成功，梅光迪给出了很有见地的评价：“（胡适）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如此评价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是出于妒忌。
胡适晚年曾对唐德刚说，正是由于梅光迪的不断反对，才把他“逼上梁山”开始白话诗歌创作试验的。[39]胡适与梅光迪两人1916年的书信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胡适萌发以白话作诗念头并付诸实践的整个过程，以及他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因梅光迪的反对而不断完善观点并最终成为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首倡者的。其中特别值得关注者，是在这一阶段胡适对包括梅光迪在内友人意见的态度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受一些日常小事刺激所导致的有关心理变化。
查胡适留学日记，可知他由思考中国语言的改革问题转而思考“文学革命”问题并最终尝试写白话诗，实在是出于偶然。[40]但偶然的背后又有很多必然，例如胡适的性格抱负决定了他不愿继续学习农科最终转攻哲学，并拜在实用主义大师杜威门下，等等。
首先，就胡适个人在1915年下半年和1916年的留学生活而言，笔者以为有这样一些“小事”值得注意：
（1915年）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这一年秋天，梅光迪从美国的西北大学转到哈佛求学，胡适在9月17日写了一首长诗送他，诗中第一次出现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誓不容坐视。[41]
请注意加着重号的部分，当笔者反复考察胡适与梅光迪两人的这场重要争辩后，开始逐渐认识到这场争辩的发生和结果，与其说和两人的文学观念有关，不如说和他们同样不服输和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只是胡适相比于多少更趋于空谈的梅光迪，更愿意深入思考也更愿意做一些具体的实践也即尝试写白话诗，所以辩论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可想而知了。
吾国古谚曰：“死马当活马医。”言明知其无望，而不忍决绝之，故尽心力而为之是也。吾欲易之曰：“活马作死马医。”活马虽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则姑息苟安，终于必死而已矣。（1916年1月4日）[42]
此段话已隐约可见胡适对文言之态度，那就是“活马作死马医”。其实之后他与梅光迪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文言，而这种“拔本清源”“斩草除根”的主张显然是无法被梅光迪接受的。
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对我们之看法呢？如何准确地评价我们自己（如果不是更行的话），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能行吗？（1916年1月27日）
此段见于胡适写给美国的H.S.W.太太的信，被胡适收入日记，可见他对此信的重视，由此段话亦可以看出胡适的自负和抱负所在。
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而张先生甚不喜之，以为“不像诗”。适虽不谓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1916年1月29日）
这一段也极为重要，说明胡适已经有意无意地在作诗过程中追求通俗易懂了，只是暂时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而已。如果有了合适的契机，胡适当然就会把自己用白话写诗的力量释放出来——胡适是幸运的，因为此时他离这个契机已经不远了。
这一年的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与梅光迪讨论“诗界革命”，主要就语言问题展开，也就是所谓的“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参阅梅光迪的回信，可知二人对诗歌的语言问题已经有不同意见。其分歧的关键在于梅光迪认为文学中的“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截然不同，而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梅光迪这样的看法“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胡适在同日就翻译外国名著事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提出了如果要创造中国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先让本国作家模仿，“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的建议。[43]如此种种迹象，说明胡适已经“蠢蠢欲动”，内心潜藏的“以白话入诗”的念头就要付诸实施了。
自然，胡适写白话诗还需要一个契机。在契机未到之前，他仍要继续积攒力量，同时经受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刺激。此处笔者根据胡适日记，仅把比较重要者列在下面并加以简单分析：
1916年2月29日，胡适收到母亲来信，得知其大哥大姐竟然于两日之内先后去世，胡适极为悲痛，发出“吾家骨肉凋零尽矣！独二哥与吾犹漂泊天涯一事无成耳”的感慨。显然，胡适对自己留学在外多年彼时尚一事无成极为羞愧，因为他一向自负且极自信。这自然会触动他去寻找可以尽快获得成功的机会，他后来不顾同学朋友的反对坚持写白话诗，这应该也是一个内在的原因。对此可以从胡适不久之后的日记中找到证据。在同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胡适记述了自己将过去所写一首诗赠与一日本留美学生的事。诗中有“词人慢说柳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之句，该日本同学看后说日本有谚语“雪压不断杨柳条”，正与胡适诗句之意相同。胡适“大喜”，将此事记入日记。这句诗似乎表明，胡适冥冥中已经意识到他不久后要从事的白话诗创作，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对此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而在这种对文学革命的“心理准备”上，胡适与梅光迪在一开始似乎是一致的：
1916年3月间，我曾写信给梅觐庄，略说我的新见解。指出宋元的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觐庄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
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3月19日）
这封信真叫我高兴，梅觐庄也成了“我辈”了！[44]
有些文学史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段所传达的信息，其实无论是梅光迪的原信还是胡适的复述都很清楚，那就是梅光迪赞同来一场“文学革命”，这革命必须是从“民间文学”入手，必须提倡“俚俗文学”，而且梅光迪已经做好了迎接保守派“讪笑攻击”的准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梅光迪是完全有可能与胡适一起走到历史的前台，去提倡白话，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而非反对者的。那么，是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他由胡适的同道者变为反对者的呢？我们还是先看胡适的有关日记，再看梅光迪的相关回应。
在1916年4月5日日记中，胡适用大量篇幅，就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文学革命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得出了“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的结论。显而易见，胡适是在为自己即将从事的白话诗试验从历史角度谋求支持。
该年4月13日，胡适第一次将《沁园春·誓诗》记入日记，其中有“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句子，俨然是一副拯救中国文学救世主的姿态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首词，胡适竟然修改了五次，且每次都记入日记，对比一下他修改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初稿中的“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在第二次修改稿中还有，但后面三次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语必由衷，言须有物”，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其次，胡适的几次修改都似乎是在自我激励，强调“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可见当时他似乎还是有些底气不足，所以才要如此自己鼓励自己吧？
接下来，胡适日记中还有一些内容值得注意。在此，我们不仅关注这些内容本身与胡适后来的白话诗试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关注胡适将这些内容写入日记的原因，以及它们折射出的胡适内心的想法。
该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中他认为是“活文学”的例子，主要摘取了一些元杂剧和话本小说的段落。该年6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又为马君武感到遗憾，认为他“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过如此”一词以及为马君武遗憾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指责他人没有做好某事，那么他自己为了避免也受到他人的指责，则必定会倾全力于某事并务求其成功才是，从这个角度看，此时的胡适显然已经决心要为社会国家做一件大事了。
几十年后，胡适在其《胡适口述自传》中对这几个月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关于白话诗的问题有这样的评述：
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45]
不过，胡适尽管有了这样的想法，但还是需要一个契机来引发他的实际行动。就胡适与梅光迪而言，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很多意见还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看待文言上有所分歧。而不想1916年7月8日发生的一件小事竟然成了他们开始持续论争的导火索。事后看来，这件事甚至不值得当事人回忆，其促成胡适尝试写白话诗实属偶然。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确孕育有触发或成为历史事件的种子。
这一年的7月8日，胡适的几个好朋友任鸿隽、莎菲（陈衡哲）、梅光迪和杨铨等人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上划船游玩，突然黑云密布暴雨将至，他们急忙划向岸边，情急之中几乎将船弄翻，最终还是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事后任鸿隽就写了一首题为《泛湖即事》的小诗并寄给胡适请求批评。胡适看了这首四言古诗后大为不满，认为诗中所使用的一些句子如“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等都是一些陈腐的表述，是“三千年前之死语”，所以回信指责任氏，说他写得不好。任鸿隽不服遂与胡适展开辩论。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许就不了了之了。然而，两人的辩论引起了梅光迪的兴趣，他当即加入论争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任鸿隽一边，很快他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反驳胡适。于是，20世纪文学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好友之间的论争正式拉开帷幕。此时胡适与梅光迪两人或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往来书信，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史料，而白话诗的创作也将随着他们论争的不断深入而最终由胡适付诸实施。当胡适冠以“尝试”之名的白话诗集问世后，他们两人其实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成功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就梅光迪此封信的主张而言，应该强调的有两点：第一，梅光迪是赞同文学革命的，只是责怪胡适“言之过激”；其次，梅光迪认为胡适把改革文字看得过于容易了，文字改革远非将古代文字看做死文字，将白话俗语看做活文字那样简单，因为文字是世间最保守的事物，对其进行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何况胡适要改革的还是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更有特殊的要求。对于梅光迪的信，胡适毫不掩饰其不满，从收入《梅光迪文集》的此信中可以看到胡适很多的眉批，其意见十分尖锐，与梅光迪的对立极其鲜明且不可调和。此外，胡适还写了一首长达一百句的白话诗来嘲笑梅光迪，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后者的不满，使论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多少令胡适感到有些灰心的是，他的主张在他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只有莎菲一人表示支持，并用创作白话小说的方式给予胡适最大的支援。胡适在留学生朋友那里得不到支持，自然转而在国内谋求同道，于是他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新青年》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了。
而与梅光迪之间的每一次论争也刺激和激励着胡适，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尝试成功，用事实来回击对方。且看梅光迪信中的一些多少有些意气用事的表述以及不够冷静的嘲讽之语，读者可以据此揣度胡适看到这些话后的反应：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做作文”。迪颇不以为然。……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鄙意“诗之文字”问题，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至今实无讨论之余地。然足下欲翻此案，驾诗界革命第一大家Wordworth而上之（因此老欲翻案而未成功）。迪方惊骇不知所措，又何从赞一词。
读来书，甚喜足下之辩才，惟足下亦恐犯“无的放矢”之病耳。弟虽顽固，岂如足下所推测者。……以深知我如足下乃误会如是，殊可浩叹。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忝于知交之列，故不辞厌烦再披愚忠，此为最后忠告。
读致叔永书，知足下疑我欲与足下绝，甚以为异。足下前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耳。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46]
再看胡适日记中有关文字，但日期不一定逐一对应：
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
我最恨“耳食”之谈，故于觐庄来书论“新潮流”之语痛加攻击。
觐庄有长书来挑战，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觐庄闻吾病，曰，“莫不气病了？”[47]
从一开始针对对方观点反驳的直言不讳，到最后大肆攻击乃至嘲讽，梅胡二人在白话诗问题上针锋相对，双方毫不退让，多年友情因此几乎破裂。我们这些后人在为他们如此伤害情感之辩论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们为捍卫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和事业而不惜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在胡适看来，既然梅光迪等人集中攻击白话可以入诗的观点，既然双方的立场最后已绝无调和的可能，那么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最该做的是抓紧试验，用成功来让对方的观点不攻自破。所以在1916年8月4日，胡适这样回答任叔永：“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48]
之后数月，胡适果然集中精力创作白话诗，其中包括一些打油诗。至于水平如何，文学史早有定论。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自己的白话诗虽然不能算写得成功，白话新诗至今也许也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成功，但他所开启的白话诗运动——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而言，确实是成功了。至于由此引发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更是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一点上说胡适是成功者，毫无问题。至于站在胡适对立面的以梅光迪为首的一些胡适留美的朋友，也不好简单地称他们是失败者。其实，正是他们不断的而且是有很高水准的反对意见，才迫使胡适以“逼上梁山”的勇气和毅力深入思考白话如何取代文言之问题并坚持“尝试”写“白话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梅光迪等人就值得我们尊敬。更何况他们的很多反对意见不仅在当时确实击中了胡适的要害，即便在今天看，也还是很有价值。只是历史老人让胡适站在了引领时代和社会潮流前进的方向，而梅光迪等则沦为了逆流而动者。但我们已经看到在他们最终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时，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因素可能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点滴小事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枝末节。时过境迁之后，看看影响他们当年立场的那些生活细节，读者也许会对当年的那场论争有新的感悟吧。
最后，有两点还需一说。其一，就胡适而言，这极为重要的一年他确实极为忙碌，这既值得赞美，也令人惋惜。他到哈佛这一年，精力超群，学业之外，又积极参与了很多学生社团活动与社区活动，还一边思考白话诗问题一边拼命作诗。此外，其交往颇多，书信往来更是惊人。据胡适日记统计，1915年9月至1916年9月一年间，他收到来信999封，写信874封，无怪乎他要发出“甚矣，无谓酬应之多也”[49]的感慨了。而且，在促成其尝试写白话诗的过程中，如果说梅光迪是从反对角度刺激了他，则陈衡哲、韦莲司等人的鼓励就给了他正面动力，而任叔永（任鸿隽）等人后来偶尔写写白话诗，也让胡适感到欣慰。所以胡适说自己是孤身一人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自然，我们这里主要考察的是胡适与梅光迪的交往，所以没有对这些情况多加讨论。
其二，就梅光迪而言，如果不是他性格的过于好强和极端自负，他本来是有可能站在胡适一边，成为鼓吹白话之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的，如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也将完全不同。那么，是否是因为胡适已经早于他自己提出了“文学革命”和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使得一向不甘人后的梅光迪既然不能做提倡白话的第一人，索性就做了反对的第一人？加之胡适的不断反驳，才使梅光迪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当时是胡适写了一首文言诗，梅光迪是否会转过来加以嘲讽，从而使得他们的立场来一个对换？
笔者思考了很久，也许这种情况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早在1915年之前，胡适的思想立场就已确立，特别是在受到杜威的哲学思想影响后，他已经不可能再接受保守的观念了。美国学者周明之注意到，胡适曾多次引用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一段写于1915年的有关“提倡新文学”的论述。彼时黄远庸在美国的旧金山，胡适可能在当时就已知晓此人的观点。[50]但梅光迪倒真的是有与胡适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之可能性的，可惜他自己的性格使他宁愿走向反面。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章太炎及其弟子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群体。而在章门弟子中，以钱玄同、周氏兄弟、许寿裳和曹聚仁等浙籍弟子为核心构成的一些较小的文人群体，以及最终被整合在“章门弟子”名下的大群体，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人群体自有其较为固定的形成、传承模式，但这种模式自19世纪末叶以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后，必然发生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文人在进入某个群体或者群体自身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外来学说以及更具体的如何对待“洋教师”——无论是西洋老师还是东洋老师的问题。就章太炎及其弟子这个文人群体而言，其中很多人都曾经留学日本，那么日本文化以及留日这一经历对于其群体的形成以及该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又有怎样的影响？章太炎与其弟子的交往是否因为他们曾留学国外而产生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变化？此外，受地域文化和同乡因素影响，浙籍弟子作为所谓的“嫡系”自然会受到章氏青睐。也许外省弟子中唯一受到章太炎看重的就是一个黄侃，不过这基本可以看做例外，因为黄侃本人的学问已经和章太炎不相上下——史称“章黄之学”，章太炎自然不能轻视之。
章太炎的浙籍弟子中，名气最大者当属周氏兄弟，其次就是钱玄同。因此本章重点讨论章太炎与这几位赫赫有名的弟子及这些弟子之间交往的情形。
周氏兄弟拜到章太炎门下，是在其东京留学之时。在众多章门弟子中，周氏兄弟不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至少不属于所谓的“五大天王”[51]。在章太炎心目中，周氏兄弟大概也不是最被看重的弟子。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章太炎晚年所列的“弟子录”中，只有周作人而没有鲁迅，他人问起时，章太炎的回答是仅凭记忆，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在内。章太炎的回答恐怕有问题——那时鲁迅的名气之大，其实已经和他这位老师差不多，何况他们周氏兄弟是一起拜在章太炎门下的，他怎么会只记得弟弟而忘记哥哥呢？不过，有意思的是偏偏是他所记得的周作人，却写过《谢本师》，要与章氏断绝师生关系。而一向被认为是激进的反封建斗士鲁迅虽曾撰文指责过章太炎“拉倒车”，反而未做出“谢师”这样决绝的举动。兄弟两人为何如此不同，确实耐人寻味。不过，章太炎对周氏兄弟似乎也并无多少偏见，反过来周氏兄弟对老师也没有真正不敬的举动——即便周作人写了《谢本师》，章太炎到北京时他还是和其他章门弟子一起招待老师，而章太炎也没有表示出任何不快情绪。其实，学术界一般认为，在精神气质、文学趣味和作品风格方面，周氏兄弟其实最得章太炎真传，例如他们对魏晋文学的认同以及对道家思想的高度评价等。
对于周氏兄弟何时和怎样开始和章太炎交往，太炎先生之孙著名学者章念驰曾特意撰文叙述此事：[52]
鲁迅与太炎相见，是1906年之后的事。当时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七月初抵达日本，他作为“革命党之骁将”，在留学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热烈欢迎，七千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倾听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说。当时，鲁迅刚刚从国内完婚后返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欢迎会或聆听太炎演讲，难以确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鲁迅·章太炎·尊师重道》一文中说，“鲁迅作为激进爱国、胸怀兴亡感的青年留学生，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七千人的大会”。如果鲁迅确曾参加了这欢迎会，那么，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见到了太炎。太炎抵日本后，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中，主持《民报》，宣传革命，而鲁迅是《民报》忠实的读者，他不仅爱读《民报》，而且还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他当时虽然知道太炎创办国学会事，但他正彷徨于“医学救国”与“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这样一条“治人”还是“治国”的十字路口，所以他没有立刻成为太炎讲学的第一批学生。次年，鲁迅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弃医从文，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而“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太炎寓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这期间太炎与鲁迅之间有这么多共同朋友，必然会导致相识与交往，但真正从学拜师太炎却是1908年去《民报》社听课时候的事。
此外，周氏兄弟和章太炎还曾有过共同学习梵文的经历，那也是在主办《民报》期间，章太炎计划翻译佛学著作，为此决定学习梵文。待老师找好后，章太炎认为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弟子来听讲，就写信给学生要求他们来学习梵文。他给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的信是这样写的：
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月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53]
谁知上课那天竟然只有章太炎和周作人两人，鲁迅因为要回国缺席，而其他弟子居然也一个未到。由于这位老师教学过于死板，内容又枯燥乏味，周作人学了两次就不愿再去，不久章太炎也因经济负担过重而放弃学习梵文。
总之，东京期间，周氏兄弟与章太炎往来还是频繁的。如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时，就得到章太炎的鼓励支持。周氏兄弟翻译俄国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章太炎不仅为其修改，还将其译作登在自己主编的《民报》上。
而作为弟子的一方，鲁迅对老师也是极为尊重并多次出手相助。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政府查封，并处以罚款一百五十元，日本法院故意宣布如果不能按时交纳罚金，身为编辑人兼发行人的章太炎就要被罚做苦役。当时章太炎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罚金，于是日本政府将章太炎抓捕准备处以劳役。鲁迅得知此事后即与许寿裳等商议，替老师缴纳了罚金，使章太炎在被关押一天之后即获释放。
此外，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时，鲁迅也时常去探望，其日记中即有七次探望记录，春节时更是去给章太炎拜年。对此章太炎自然也很感动，曾亲书庄子的一段话赠给鲁迅，条幅内容为“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为量”。[54]
对于章太炎给予早期鲁迅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著名学者章念驰是这样评价的：
1908年8月至12月，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是他早年两篇思想代表作，如果将这两篇论著，与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著作，以及当时发表于《民报》上一系列文字相对照，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点如出一辙，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由此可见他当时多么全面接受了太炎在《民报》上的主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发表这两篇代表作之时，正是他在《民报》社听太炎讲《说文》期间，正是他从师太炎，交往最密期间。可见，他不单单是去听太炎讲古老的汉学，而是如他自己所述“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去《民报》社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鲁迅从太炎那里所接受的主要影响，也是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思想，从而影响了一生的选择，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反封建的主将。他以文学为武器，源自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性”，他一生致力国民性的改造，源于太炎先生“增进国民的道德”说。只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渐感单纯依靠宗教、国粹，是增进不了国民的道德和爱国热肠的，这止不过是“高妙的幻想”，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55]
章念驰还关注章太炎和鲁迅在魏晋文学与文风方面的共同爱好和趣味，认为后者的喜爱魏晋与章太炎有很大关系：
太炎文风，总的来讲，尚质，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重形式、轻内容、刻意模拟，或无病呻吟，反对雕琢、浮华、颓败、陈腐的旧文风，他说：“文不论骈散，要以文骨为主”，他认为文风可见国势的盛衰和民气的刚柔，反之，国势与民气又需要文风的改革，在众多文学流派中，他特别赞扬和推崇魏晋文风，称之“可以为百世师矣”（章太炎：《国学论衡》上卷，1906年出版）。……
鲁迅正是继承了太炎文风，尚崇魏晋文风，不尚空言，长于辩理，精于用词，文风峻利，用词典雅，嬉怒哀骂，皆成文章，师生可谓一脉相传。[56]
鲁迅好友刘半农曾为鲁迅撰联一幅，称他“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即是说鲁迅思想上曾迷恋尼采学说，崇尚浪漫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则汲取魏晋文体之长，尚崇反抗和叛逆精神，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迅另一位同门好友曹聚仁曾说：“章师（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黄）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得魏晋的神理。’他（鲁迅）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57]鲁迅逝世后，他在东京时的另一位同门马幼渔写了一幅挽联，称鲁迅“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菿汉”是太炎先生号）。将鲁迅的为人与文风与章太炎并论，也是看出了他们思想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一致。从刘半农、曹聚仁、马幼渔的评价，都可证明鲁迅确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从魏晋到章太炎的文风与精神。
1927年，鲁迅在广州有一次讲演，就是那篇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鲁迅对魏晋文人及其文学风格的意见，从中很能看出他受章太炎影响的痕迹。此处仅摘录两段，供读者欣赏：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
那么，周作人在留学东京时，又是怎样看待章太炎的呢？周作人认为：“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
在周作人看来，章太炎是一位“儒佛兼收，佛里边也兼收婆罗门”的学者，这是章太炎“最为可贵”之处。周作人说：“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不过，后来周作人对于章太炎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转变。
1926年周作人在《语丝》发表《谢本师》，公开反对章太炎，这在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
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
周作人为何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呢？原来，1925年至周作人写此文时之1926年8月间，章太炎屡屡发表反赤演说与通电，且任上海反赤大同盟主席兼理事、反共救国大联合干事会主席。周作人称所见到的第三个电报，即1926年8月13日所发《章炳麟通电》，载于同年是月15日的《申报》。通电反对北伐，斥蒋介石“尊事赤俄”“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希望他所致电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一串南北军阀做曾国藩，谓“昔卢循必待刘裕而后灭，洪、杨必待曾国藩而后破，……今之世虽无刘裕，而曾国藩为老生逮见之人，非不可勉而企也”。对此周作人认为章太炎的做法是错误的，以至于写出了《谢本师》。
不过，周作人并未真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后来章太炎思想变化，周作人的态度也就改变了。据《知堂回想录》，章太炎1932年春北游讲学，周作人不但两次去北大听讲，还参与了章门弟子几次宴请老师的聚会。并且他自己还设家宴款待章太炎，不仅让马幼渔以汽车迎接，还请同门钱玄同等陪宴。[58]据《知堂回想录》，周作人之所以写《谢本师》，是因为太炎主张把北方交给张作霖，南方交给吴佩孚，在《谢本师》中“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振常按：文中并未写到李鸿章，此是周误记）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章太炎逝世后，周作人特意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
在章太炎一方，其实也并未视周作人为外人，如章氏晚年让弟子刊行《同门录》，鲁迅、许寿裳均未被列入，而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据钱玄同告周作人，《同门录》名单，全凭章太炎记忆所及，所以才漏了好些人，然而周作人却依然入选，可见当年“谢师”之事没有影响他们的师生之谊。
总之，“谢师”归“谢师”，章太炎与周作人两人的师生之谊，似乎还是一如既往，毫无变化。而且，抗战时期，当周作人“下水”当汉奸后，还曾借去南京的机会，顺便去苏州访问章太炎的故居，并去章太炎墓前祭拜。后来他写了一篇《苏州的回忆》，说俞樾、章太炎两人晚年“不约而同的定住苏州”“是非偶然的偶然”。那么，由俞樾与章太炎的关联，周作人是否也在暗示读者，他与章太炎之交往，也当属于“非偶然的偶然”呢？
至于鲁迅，在现实生活中他对章太炎是严守尊师之道的，那么，他笔下的章太炎又是怎样形象呢？在其《华盖集》里的《补白》有一段相当有趣的文字：
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即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注销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注销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尽管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章太炎晚年的复古倒退有所批评，但尊师态度始终未变。在鲁迅晚年写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表白：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59]
至于今天，该如何看章太炎与周氏兄弟关系，网络上有一署名为“资产重组”的帖子，也许可以反映当代读者对鲁迅与章太炎关系的态度，特别是对鲁迅评价章太炎的有关看法的认识：[60]
鲁迅说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这里恐怕就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所谓“既离民众”，应该是指章太炎对后来无论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一概不感兴趣，甚至有时还骂两句赤化，嘲笑一下孙中山。所谓“渐入颓唐”，则重组（作者）不得其解，大概以为章太炎后来对北洋旧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频仍，苛政虐民少有鸣控，而只是谈论学术。重组认为这里是鲁迅还没有真正了解章太炎，太炎先生以复兴古道为己任，对激烈的民族内部革命难以接受，并非不可理解，用这点批评老先生有失厚道。其实像章士钊他们那样的老先生，积极参与革命勉为其难。再说，革命激烈异常，利弊互现，当时传言四布，非血热气盛之少年，踊跃参与的也确实不多。至于，军阀内战，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败政殃民，章太炎先生闭口不言，并不是“颓唐”，而是像他自己在私信里说的“不仁者不可与言”。他认为以蒋氏为首的国民政府，属于“不仁者”，跟他们说，纯属浪费时间。实际也可想而知，以蒋氏、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辈的醉心内战争权，视部下之生死、百姓之疾苦如浮云过目而无动于心，章太炎先生纵日日发电作文以规劝呵斥讽刺，言之平和他们充耳不闻，言之激烈他们反而恼羞成怒，章太炎先生纵不自惜其身，却哪里能使得这些人幡然悔过也哉？所以不言，惜其言，正深贱不仁者之人而已矣。但太炎先生并不就是缄口不言，后来“九一八”事变，日人占我东北，章太炎道：有如此总司令、如此副总司令，欲国土之不丧，其可得乎？愤然发电，指斥“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其大声疾呼、声色俱厉固不让当年之直斥袁世凯也。
“参与投壶”，恐怕指章太炎后来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交往。这个重组认为也情有可原。北洋军阀里的人物，多假托古道，虽然有些言不由衷，毕竟与章太炎先生有臭味之投。而且，北洋军阀虽然误国殃民，其中却多有耿直者。他们承认自己内战误国，对举国责骂不敢反驳，失败后基本上都安于失败，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结党护私，割据一块地皮，仰赖洋人的鼻息与中华为敌。孙传芳死于非命而行凶者无罪，吴佩孚身困北平而意气自如，张学良毅然易帜而成就统一，这三位都有可劝可怜、可歌可泣者。不要说他们任内并未割土赔款，就是众口指责的内战，北洋军阀时期的内战，往往持续不过数天，最多几周，一分胜负，失败者自然下野，其毒民伤兵的危害比起后来国民党内部的内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定要说，恐怕民国时期只有北洋军阀时期算是比较太平的。尤其比起国民党战败之后，割据台湾，投靠洋人，与中华为敌，则其人格高下，判然可见。我想当时“论者”所不满的“北洋余孽”较之他们当时盛赞的蒋氏还是光明磊落的，章太炎与他们交往又岂足病哉？
鲁迅说章太炎“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这点应该说是双方意见不同之处。我本人并不认为章太炎的主张是“高妙的幻想”，恰恰是中华之急图。以重组看来，鲁迅在文笔犀利语言尖刻方面固然似乎青出于蓝，但学问则不如章太炎深广，胸怀不如其博大，眼光似不如其长远，而浩然之勇气亦未必有其豪壮。以鲁迅之论为盖棺定论，重组期期以为不可。
话虽然多少有些偏激和片面，但不能不说，该作者对鲁迅的理解比较深刻，在如何看待章太炎之政治与学术关系方面，很多观点还是值得思考的。
此外，有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就是一向给人以偏激之感的鲁迅虽然也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却至死也没有“谢本师”之举，倒是一向让人们觉得平和中庸的周作人对章太炎做出了“谢本师”的举动，是否骨子里周作人的偏激其实超过鲁迅？他平时所表现出的为人处世方面的平和中庸以及冲淡自然的文风难道仅仅是一个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