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
----社会转型中的文学与作家/批评家立场变迁
钟雪萍
“在80年代，我们都以为文学进步是和物质生产、技术进步相匹配的，把西方的一切想象为文明和先进，把自己想象为野蛮和落后，中国文学没有走向世界是因为技不如人，可以理解。然而时至今日还在坚持这样认识则是闭目塞听顽固不化了”。
----曹征路“中国文坛上的‘华盛顿共识’”●51◆
“‘阶级’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一度很少有人提及，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阶级是可以被现代化，甚至市场经济消灭的。但是，在1990年代，我们重新看到了阶级。阶级这个概念的复活，实际上也使我们许多的记忆，包括某些理论，也复活了。比如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是值得敬仰、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继承的思想遗产”。
-----蔡翔“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52◆
“我从来反对神化人民。这种神化就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膜拜底层身份的背景。这种膜拜也许出于某种左派幼稚病，与膜拜市场的右派幼稚病貌离神合。但我们反对仰视，不是主张俯视。反对神化，并不意味着人民就是垃圾，精英就有理由自恋和自大。精英的意义在于他们能够为大面积的民众造福，并且善于凝集和提炼民众的智慧。他们如果忘记这个责任，忘记这个依存条件，仅仅把自己当做社会金字塔结构的高端大人物，就与希特勒没有多少区别了。因为我们反对希特勒的全部根据，不就是他漠视人民、脱离人民、危害人民吗”？
----韩少功“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53◆
“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特指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变化了和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日益凸现的背景中，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变化和张力，创作与不同“阅读”之间的互动（包括时常看到的对批评的批评），以及各种不同文化和思想资源----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理念----在创作和批评中的碰撞。尽管在时间上，这一切仍在发生，在空间上，作为处于相对有点距离的我，倒觉得在国内文坛上纷杂的创作和批评现象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些颇有实质意义的话语和思想层面上的交锋。尽管很多“发言者”往往各说各的，甚至互相不以为然，但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所有这一切，客观上却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同时在思想，理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发出的各种“声音”。其中互相之间的质疑，商榷，或者不以为然，同时亦可被视为写作者和言说者们在思想和立场上的交锋。也许可以不夸大地说，面对“发展”和“现代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市场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文化形态，●54◆文学创作以及“阅读”之间在话语和思想层面上的交锋，可能是当今为数不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积极的文化政治实践，面对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反思其中理念，价值观，理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无论文学在应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变化与沉浮，在传递对社会的不满，反抗，妥协，无奈，以及个人的欲望中，同时总是传递着不同的观念和理念，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的价值观在文学领域里的“博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层面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反映出对价值观取向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之间的紧密关系。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及其后面的轨迹和变化，应该不只是在笼统的“新一轮的影响和作用”层面上，或者在文学史分期的“共名”与“无名”之分的层面上可以认识清楚的。●55◆文学在内容、表现形式、和语言的变化上，与“主流话语”，以及“主流话语”本身的变化之间，存在着颇为复杂的关联。所谓“新一轮”其实也是新一轮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文学/文化层面上的对话和交锋。
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上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只是前者被动地制约于后者，或者前者简单地反作用于后者。两者关系之间存在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重要命题。事实上，这一命题早在中国革命中就已有深刻的认识：人有能力认识世界，也有能力改造世界。辨析和反思不同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和理想是认识世界的必要前提，改造世界更需要理念，价值观，和理想的支撑。关键在于接受什么样的理念，价值观，和理想，并且如何同时具有对其加以反思的能力。透过这些要点检视三十年来的文学与批评，检察其中价值观取向，理念，和理想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人心，欲望等多层面的关系和矛盾等问题，不难发现文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表现各种理念和价值观并存而且充满张力的文化形态。文学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化机制和实践层面上的表现，既体现在创作中，也体现在创作与（不断地重新）“阅读”之间。文学的意义及其社会作用发生在创作与接受（包括文学评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不同类型的阅读）的关系和互动之中，发生在进而引发的争论和思考中。文学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而存在，并且在过去的三十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承载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作用。
如果说创作的意义存在于阅读之中，那么，理解发生当代中国式“写作”与“阅读”互动的历史语境便是一大关键。文革后和冷战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西方阅读”，“后革命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八十年代作家在九十年代以来创作上的变化及其阅读，以及人们熟悉的各种文学现象，都可以在认识写作与阅读互动发生的历史语境及其复杂性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九十年代以降，似乎不少早已著名和“新生”的作家都引发了大量不同的“阅读”，评判，和批评。无论被看作是文学的市场效应，还是媒体炒作，还是两者兼有，某个或者某类作家的作品或者言论的发表，以及随之出现的不同角度的回应，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阅读”。这一切，不可否认的作为当今中国主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存在着。对每一个如此的现象，通过相对完整的梳理，可以观察到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复杂性，以及它们在文化上的表现和其中的话语交锋。
本文简要关注“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的两个特点。特点之一是文坛中重新出现的对文学创作与社会和政治之关系的再认识，表现在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深化着的社会矛盾，作家和批评者写作内容，形式，和发表渠道上出现的变化，提出的新问题，以及对自身和社会自觉与不自觉的反思和拷问。特点之二，是随之而来的“思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凸现。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学文化理论，但是，只有当中国作家和批评者突破“理论”话语和概念的套用，开始真正思考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思想才得以从庸俗和机械的“理论”（或者“学术”的）套用中解放出来。
一
就创作而言，过去三十年来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无疑是纷繁多杂的。对其中创作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评说，包括已经被当代人写就载入史册的“当代文学史”。●56◆尽管不言而喻，这段历史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被人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重新加以检视，理解，和评说，文学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理念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层面上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张力，始终伴随着话语和思想层面上的交锋，表现之一便是作家（和批评家）反映在写作和言说中的立场变迁。
以“回归人性”为标志的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加以反思。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已经很多，并已成为话语和思想交锋的一部分。●57◆文革结束之初的文学主要在内容上冲破“禁区”，以控诉文革为主，符合当时“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官方精神和民意。文化精英的回归与官方精英的回归同步，人道主义的话语在否定文革，改革开放，走现代化道路的大语境中出现。在最初的后文革文学创作中，内容上主要集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群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现代派/先锋派文学的出现，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变化。尽管与此同时，官方精英与文化精英在八十年代里不断出现冲突，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在这些冲突中与“文化热”，寻找“主体性”，新启蒙，等话语相呼应，多种流派交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改革开放话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告别（中国）革命”思路上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诉求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为接受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模式，起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作用。
如今，面对中国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人性说”不但早已无力承担对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坛变化的解释，简单地将作为”人学”的文学等同于关于抽象地“人性”，则更是无力解释中国文坛上三十年来的思想交锋，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曾经在二000年出版的《男性气质被围困？----中国二十世纪末男性主体性与现代性》(Masculinity Besieged？Male Subjectivity and Modernity in the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杜克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学。表面上主要考查张贤亮，张承志，韩少功，余华，莫言，王朔等男作家笔下的男性角色，但实质上是探讨八十年代男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尽管写作风格不同，在写作中却存在一种集体“被围困”的焦虑。我对这一焦虑中共存的主要矛盾性感兴趣，指出，一方面，男性被困的焦虑带有明显政治意义的反抗性话语，通过对（男性）个体和欲望的表现对毛泽东时代加以反思。另一方面，我以为这些反思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又带着典型的“八十年代烙印”，对“现代化”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一厢情愿的想象。
与此同时，在书的“后序”中，我提出，九十年代以降，这些作家的“写作”发生了变化，对发生了如何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意义何在，需要另作考察和思考。2000年至今，又过了十年，尽管当下中国文坛纷繁多杂，这几位作家其间的写作轨迹仍然颇具时代意义。因此（同时也为了方便讨论），仅从这几位“重要”作家的写作及其变与不变上切入，便可由点及面带出的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供进一步讨论。●58◆
九十年代初至今，市场经济改革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八十年代的写作特征，也改变了上述“男性写作”的特征。首先，“忧患意识”不再是起主导作用的男性作家的群体意识；男性作家不再“万众一心”地被一种焦虑作困扰。“男性被困”的集体情结在过去二十年社会转型中烟消云散。在二十年的急剧变化中，作家们从八十年代相对划一但比较简单地对西方现代化的集体想象，进入到认识和立场出现分歧的语境里。第二，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剧变表现在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上，一方面改变了作家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带出了前所未有的经验，体会，认识，以及价值观层面上的冲突。正如陈离所言“基于道德、人格和价值上的自信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从事社会批判的出发点和前提。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点在文学界表现尤为明显”。●59◆面对危机在认识层面上出现的变化和分化，引发作家在写作立场和人生道路上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些不同的选择在他们的写作，或者拒绝写作中表现出来，也在不同的接受或者说“阅读”中表现出来，其中的一些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立场的碰撞及其意义所在，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面临的历史课题和历史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