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中的阴与阳
有序与无序
组建企业、生产产品等一系列熵减过程，与仁的理念是相符的，它们都属于“阳”。
企业员工定岗、定编，建立层级负责制，执行数不胜数的规章制度。这一切的努力都是让员工的行为、思想趋于有序、一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企业及一切社会组织的有序化属于阳。
有序关乎组织的执行能力，在所有组织中军队的执行能力是最强大的。所以，在和平年代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也常常需要出动军队。高度集权的组织形态、强硬的领袖，这类因素突出的企业属“纯阳体质”，国美、华为、富士康是它们中的典型。
但任何组织都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组织成员及其家庭也是趋于熵减的系统，维护个人利益、保障自身和家庭是人的本能。成员的私心使组织滑向涣散、无序，这就是组织的“阴”。
对企业来说，阳决定执行力，阴培养创造力。即使在纪律严明的军队，一线指挥员也被赋予相当大的自主权，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Google与富士康刚好是两个极端，前者给员工极大的自由度因而成就伟大的创新源地，后者不给员工任何自由因而成为伟大的“代工”。
与人体一样，阳关乎功能，阳气不足的人没有体力跑得快、跳得高，但也许能病病歪歪地活很久。阴关乎性命，阴气不足的人一定活不长。在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阳不足的企业被对手逼死，阴不足的企业被自己害死。企业要想建康长寿就要阴阳平衡。
2010年，富士康“十二跳”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其根源就是企业“阳盛阴衰”。
民主与集中
组织决策的集中属阳，民主性属阴。集中、集权模式的决策速度快，还以军队为例，统帅一声令下数十万小卒无条件赴死。如果坐下来讨论、投票，国家早已被外敌灭亡。在国美、鸿海这类企业中，决策极少拿来讨论，老板拍板下属只需执行。正如《郭台铭语录》所言：领导者必须具备为了大众利益而充当独裁者的决断力。
属阳的“集中”提高了组织决策的效率。属阴的“民主”则是组织创造力的源泉。特别需要创造力的企业如广告创意、软件、IT企业往往注重民主，对员工的感受格外照顾。
可以说老板的智慧是伟大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也是这样一对阴阳关系，前者属阴后者属阳。
自利与利他
个体总是同时存在一连串的系统中，成为节点或枢纽。比如一个人是家里的户主、是企业的员工、是社会的公民，还可能是各种社团的成员。广义地讲，为小团队谋利的行为属于自利，比如为个人、为本小组、本工段、本车间，属阴。如果组员都不拿小组利益当回事，小组当然无法完成任务。另外，对大家共属的系统进行奉献属于利他，属阳。如果每个班组都各自为战，彼此间你死我活，工厂也就倒掉了。只有阴阳平衡才能处理好自利与利他的关系。
比如对外关系中的自利与利他。美国实行“轮胎特保”悍然对中国产品征重税，是他们的自利，中国的抗义、反制、报复是我们的自利。不懂得或不敢于自利的民族只有灭亡一条路。另外，只有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保护环境才能使地球这个熵减系统不致崩盘。完全不懂得利他的民族是狭隘的，不值得尊敬的。
保守与改革
我们都知道遗传与变异，遗传就是将DNA中上代的特性继承过来，属于“保守派”；变异则是有所变化，属于“改革派”。保守属阴，改革属阳。
生物体会继承上代的绝大多数特性，这些是千百万年进化的硕果，来之不易。不保守、不继承将产生大的混乱，是极端的“不仁、不义”。但是没有变革就不会有进步，大到物种、小到机体都需要在不断演进中更好地适应环境，以更好地维持本系统的熵减。
总之，保守对维护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改革会打乱旧秩序，但它的目的应是建立更好的新秩序。改革制造的熵增应当小于改革成功后产生的熵减。所谓大乱大治，只有当治大于乱时才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
礼与欲
古今学者常将礼与欲对立起来。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近代康有为、谭嗣同深受西方人文主义影响，主张欲灭礼。其实欲是维持个体、家庭这类小系统熵减所必需的，礼则是维护集体、社会、国家这些高级系统熵减的。既然欲与礼本质上都指向熵减，则它们都是属仁的。
对于身处系统的个体而言，欲属阴、礼属阳。比如企业的员工，有欲有求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潜规则”（即礼）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进而为完成企业经营目标做出一份贡献。
对一个国家、社会或企业而言，一味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蔑视、压抑个体的欲求，就会滑向“准军事化组织”。这样的集体往往盛极一时，其兴与勃，其亡也忽。反之，集体只的个体不肯“屈就”制度、不肯放弃利益，熵减从何谈起？这样的集体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
二、五行理论的应用
模块化研究思路
企业是能够创造价值的有机生命体，输入的是资本、人力、原材料等资源，输出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和服务。只有输出大于输入时企业才可能赢利，只有这样的企业对社会才有价值，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
将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可处理的片段（模块）来思考和研究，然后对各片段（模块）加以整合。这种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的认识过程是人类常规而且有效的思维方式，由此演化而来的模块化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工程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模块化不仅有利于把握系统的运作机理，还可在不影响系统整体性的情况下对各个模块进行独立的分析、设计和改进。例如把计算机分为主板、CPU、硬盘、板卡、显示器若干模块，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各路人马各显其能将各模块的功能开发得臻于极致。模块化成功的前提是模块之间有标准化的关系，否则大家费尽心思分头研制的模块绝不可能凑成一台计算机。有了标准接口（Standardized Inter-face），分别设计、改进和生产出来的各个模块才能组装成整机。
但是用模块化思路研究社会科学和生命机体的成效则大打折扣。比如西医将人体分割为循环、消化、运动等子系统，用各种射线探察，用刀片和化学物质治逾疾病的手法时常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有机体内部复杂的互动（相互增强或抑制）关系并没有被我们把握，更谈不到将之标准化。在社会经济及企业治理方面，西蒙，哈耶克等大师早有了以模块化思路处理复杂系统问题的趋向。
以模块化方式研究社科问题，比如企业组织结构，首先要抽象各“模块”（部门）间的关系。格默森总结了企业与外部及企业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30种关系（30 Relationships）。但30种关系还是太多了，单从数学上来讲也难以处理。
炎黄子孙的幸运在此显现了出来：可资借鉴的古典思想极为丰富。我们的先哲认为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可抽象为相生和相克两对（四种）。而任意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四种关系的组合。比如汉献帝认刘备为皇叔，确立了后者的汉室宗亲地位，此时献帝对刘备是100%“生”的关系。但是，献帝在位刘备就不可能称帝，他对于野心家刘备又有“克”的关系。汉献帝与刘备的关系是“献帝生刘备”与“献帝克刘备”两种关系的组合，组合中“克”的比重随时间的推移和刘备集团野心的膨胀而日益增大。所以，在华荣道熟读春秋的关羽冒天下之大不韪放了能“克”汉献帝的曹操。刘备与孙权之间则同时存在着相生相克这四种（两对）关系：在抗御强敌曹操方面孙、刘相互依存，在双边关系特别是领土问题方面则相互克制。
依据相生相克原理建立的最简化理想模型中任何两个模块之间应当有且仅有一种关系。不难证明这个最简化模型得有五个模块，金、木、水、火、土不是什么“元素”而是标在这五个模块上的符号。这就是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根本含义。
四种关系在企业内的具体化
相生相克这两对关系应用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需经过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既定义“生”和“克”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表现形式。经过这样的初步具体化之后“生”与“克”的概念仍然是抽象且具备高度概括性的，因之可以应用于中外各种类型的企业。
区分企业内部门间的关系应当先将企业内所有人、所有部门从事的工作分为两种：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直接劳动是价值的创造工作，包括脑力和体力劳动。间接劳动不创造价值而是对其他部门直接劳动效率的监督和评价。
直接劳动是每个部门和员工的本能，只有创造了价值的部门才有存在的理由。在价值链上位于上游的部门与相邻的下游部门之间是生的关系。上游部门以下游部门为上帝，会尽可能满足后者的要求，而下游被生的部门会毫不客气地向上游相邻部门索取。而下游向上游过分的索取会导致上游的“虚弱”。原料采购部门位于生产部门的上游，采购部门只有保质、保量、准时地完成生产所需物料的采购才能在企业中立足。生产部门的下游是销售部门，满足销售部门对产品质量和出厂时间的要求是生产部门的天职。销售部门对产品的报怨都会令生产部门处于不利境地。这样上游本能地为下游输送，而下游毫不客气地索取，价值就在这种合力下在各部门间流动了起来。
就像顾客是产品最权威的裁判一样，企业内下游部门是相邻上游部门天然的裁判。问题是下游部门有动机滥用自己相对于上游部门的优势地位，减轻完成本职工作的难度及在出现问题时向上游部门卸责，而不会考虑这种做法公允与否及对企业整体利益的影响。比如销售部门希望本厂的产品比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寿命长、价格低。至于上游采购、生产各环节能否达到这种要求及成本上升利润减少对企业整体效益的影响则有可能被销售部门放在第二位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可见，仅由价值链下游对上游的索取驱动经济运行，不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更广阔的经济领域都是不可取的。第三方的监督、评判、平衡或抑制是有必要的。这类工作在企业内就是企业间接劳动。
所以企业内部门之间的关系可抽象为两对“标准化”的关系：第一对是在从事直接劳动时，价值链上下游部门间形成的价值传递关系，称为“生”与“被生”的关系；第二对是在从事间接工作：监督、评估或抑制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关系，称为“克”与“被克”的关系。用这两对关系可组建模块并将其连结成有机整体。
结语 怎样成为百年老店
想要成为“百年老店”，首先要搞明白企业为什么会“无疾而终”。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生物界。万物求生的愿望是那么强大，为什么所有个体都会走向衰老、死亡？比如人类成年以后新陈代谢减慢、器官老化、功能衰退，即使没有疾病也难活过百岁。但是大自然为什么不安排人类保持高水平的新陈代谢，不要让器官衰老得那么快？为什么不可能延长个体的生命？研究观察加合理推断的结果是，生命个体的寿命以利于遗传变异为度。寿命再短也要足以完成“传宗接代”大任，寿命再长也不能影响物种适应环境进行变异。微生物每20分钟就繁衍一代，环境温度、养分、pH值稍有变化，微生物都可以及时变异应对以免灭顶。可以推测个体终结生命是为了让下一代继承自己的基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异，以便本物种适应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可见，生命意志不仅表现为顽强的求生意识，还有更深、更强、更根本的意识——延续自己的基因。
根据物种从微生物向哺乳动物进化的轨迹看，变异对生物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要条件允许还是以维持基因稳定为上。归根结底，生物的本能还是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变异只是“权宜之计”。决定某个物种个体寿命的长短的关键是随环境自我调节能力的高下。如果调节不了就死亡，通过下一代的变异来适应环境。
从宏观层面看，欧洲宗教改革是一次彻底的自新，而中国的儒者却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前面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与之匹配。国内外环境在变，社会经济、文化也在变，政府必然要作相应的调整。国与国的区别在于调整的灵活性、及时性，特别是调整的代价。日本的首相换得过于勤了，但不会有街头流血，更不会爆发内战。最理想的是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两大党派的竞选费用合计不到4亿美元，摊到每年约为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十五万分之一。就这么一点点钱还是候选人自筹的，不用纳税人掏腰包。小布什在苏联解体十多年后仍然推行冷战时期里根的套路：高赤字、低税收、好战。不换思想就换人，贴着“Change”标签的奥巴马上台了。如果两三年之后，发现奥巴马是个光说不练的“演员”，下届不选他就是了。美国的国宝不是国土资源、不是名校而是连执政党更迭都可以零成本实现的民主制度。
从细菌说到奥巴马，还是回到企业。爱迪生1878年创立的GE已经是百年老店了，如果不是在沧海桑田中因时而变早已倒闭。只是近几任CEO的20年的任期偏长，公正、透明、民主性也远不及总统大选。如果一个企业做到像美国政府那样及时、流畅、低成本地实现变革，成为千年老店不在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