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权力易腐，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r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欧美知识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而且他们喜欢把它当手电筒一样到处照。马克思是伟大的例外，他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以之剥削雇佣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更说明了资本强势、贪婪的本性：“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资产阶级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160多年来，资本主义的行径分毫不差地应验了两位伟人的预言。先是直接地侵略和掠夺，能殖民的殖民（如美洲、澳洲），不能殖民的输出工业品掠夺贵金属和矿产资源（如中国、印度）。然后是强大的文化输入，使“工商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代名词、“国际化”成为永远的褒义词、“与国际接轨”成为常用词。你不与资产阶级同步，这个地球上就没你的立锥之地，就是要让你亡国灭种，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你不能怪我打你，怪就怪你太落后。中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制造的产品被西方国民低价享用，一架波音飞机就可从中国换8亿件衬衫（全美国人均三件），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什么实物也没换到只有一堆绿纸片（美元）。就这还“引发世界经济不均衡”、“操纵汇率”、“夺人饭碗”、“碳排放”、“保护知识产权不力”……
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驱使人类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发展和享乐。它有两个最重要的特性：一是侵略性（挤占生存空间、掠夺资源），从当年对殖民地的掠夺到当代的经济侵略与渗透，一个美国人消费的资源相当于13个中国人或422个索马里人！所谓人口问题，不是地球上人口太多，而是个别发达国家消耗的资源太多；二是传染性，一个人、一个民族即使能抵得住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美食、美服等物质享乐的诱惑，资本主义价值观就攻击你的自尊，说你无能、没出息、不求上进；你如果还抵得住，它就公然欺辱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羡慕也好、崇拜也好、应战也好，总之它使你不知不觉受了传染。毛泽东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邓小平又进了一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言外之意，不快快发展就没有你生存的权利了。正如哈耶克所言“20世纪初，西方劳动者所达到的物质舒适、安全和个人独立程度，在100年以前似乎是很少可能的”、普罗大众具有“对于改善自己命运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但“无限改善自己命运”与“万寿无疆”一样是不可能的，仅仅让60亿人口每人都有一辆机动车都是地球无法承受的。西方“先富起来”的十亿人相当于传销组织里的“上线”，他们洋房、私车和高福利的生活成为替资本“现身说法”的活道具。在资本导演的“传销骗局”中，后来者不可能成为“高级会员”，“高级会员”的物质享受也不可能无限地改善。比如，发达国家10亿居民不可能普遍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全球60亿人口更不可能每人拥有一部汽车。真实世界里的情况是，发达国家居民要维持现有物质享受已经遇到困难，冰岛、希腊的债务危机，法国人为延长退休前工作年限示威，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是这种困难的表现。中国、印度及众多想成为“世界工厂”的东亚、拉美国家也纷纷遭遇资源、知识产权、汇率、碳排放等重重“玻璃幕墙”。用调侃的话来说，追赶者是玻璃橱窗里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
这个世界上真正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资本之权力。每年数百万亿美元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完全在监管之外。在原油供求关系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原油期货从几十美元被炒到140美元以上，又被做空到30多美元。资本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滋生了当今最大的腐败。
二、本能的异化与致命的自负
文明这种疾病以人脑过剩的思维能力为条件，表面的结果是人类社会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但文明的实质是对人的本能的一系列异化。
劳动的异化早已被提出，上文已有论述。但这种异化还是相对的、不彻底的，长期不工作仍会使人感到空虚，没有成就感。对人类生存本能的异化也是大自然的安排，旅鼠投海、鲸鱼自杀是因为它们的种群过大，于是它们的生存本能被异化了。人类有了过剩的生产力大自然就用劳动异化来巧妙地抵消一部分。如果没有劳动的异化，人人尽全力劳动、且只消耗刚能维持生命的食物、只进行刚可恢复疲劳的休息，那么全世界的生产力将翻多少番呢？
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付出是感人的，这里既有感情也有本能，但随着寿命的延长、人口的剧增，大自然又异化了人类养育后代的本能。从欧美到日本、再到中国的大城市，逐渐出现不要孩子的“丁克”一族。
当今世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主流文化不仅不克制人的欲望，反而千方百计诱发人满足己欲。从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广告到华丽的专卖店、无奇不有的超市，数不清的富豪排行榜，满世界的“形象代言人”，这一切都是在剌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让人们消费那些他们原本不需要，甚至永远也不需要的商品。钱不够花可以方便地贷款，刷信用卡。被诱导消费后，再去拼命工作还钱。几千年来，中国人过着恬淡的生活，简单的衣食住行之外有琴棋书画，如今也被物欲逼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为了发财，无所不用其极。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没有提升人的幸福指数，甚至文化修养反而降低了，如今的白领还有时间读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吗？几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谁能静下心来完整地听一遍《田园交响曲》呢？人们疲于奔命换来的却是资源的迅速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不可逆破坏。所谓“百年不遇”的严寒、酷热、飓风、大雪、暴雨、干旱如今年年都会发生。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本能也被异化了，人类历史从相对的稳态进入难以预知的不稳态。人是自然之子，最终逃不出大自然的手心，对人类本能的一系列异化是自然力的表现。
可笑的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资本主义，不仅没有丝毫的自省，反而得意非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致命自负的集中体现。
三、碳排放权犹如领土
首先，对碳排放问题紧迫性的共识不足。有人认为科学家未免哗众取宠、耸人听闻；有人说全球变暖是太阳周期所致，到2050年太阳系将进入长达9万年的低温周期！有人干脆说碳排放是个伪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斗法”的道具……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严密的科学论证，更无法定量地说明碳排放与气温、气候的关系。与其说碳排放是个科学问题不如说它是政治问题。
其次，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今天我们可以重新划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大约有十亿人口；第二世界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经济腾飞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第三世界是“经济滞后国家”，个别最不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就是居民呼出的二氧化碳。目前的主要矛盾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第一世界不可能放弃已有的，第三世界要坚决争取未来的。简化起见，可以假设世界上只有美中两个国家，人口分别为3亿和13亿。目前两国居民年人均碳排放分别为20吨和5吨，碳排放总量约125亿吨。当美中人口分别达到4亿和16亿时，在碳排放总量不变且两国居民年人均碳排放量相等（即6.25吨/年·人）的前提下，美国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降幅分别为58%和69%，中国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增幅分别为54%和25%。如果说领土是各民族生存空间的分配，那么碳排放份额则是发展空间的确立。既然中国不可能将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夺回，凭什么指望美国会割让其“领土”的58%？
共识不足，利益冲突，哥本哈根这样的会议如同一群狐狸讨论分配皮毛。
如果谈判是万能的，历史上就不会有数不清的战争，今天也不会有不散的硝烟。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决心兵戎相见的大国在开战前总会走过场式地谈判，谈不拢就相互指责，为开战制造舆论。碳排放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经济上的殊死拼博难以避免。哥本哈根会议是战前过场，目前已进入相互指责（blame game）阶段。很快，发达国家将以“充足的理由”亮出早已准备好的“兵器”——碳排放税。最先动手的可能是以法国为“尖兵”的欧盟国家，美、日将稍后跟进。法国曾打算在2010年1月1日开征，因准备不充分而暂时搁浅。
发达国家陆续开征碳排放税，中国必然以全面开征碳排放税应战，既对进口产品征收也对国内企业产品征收。如果发达国家对原产于中国的衬衫、皮鞋、打火机征收碳排放税，我们条件反射式的对策就是也对他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处境极为不利，微软售价几百上千元的软件不过以一张光盘为载体，能计征多少关碳排放税？就是这么一点税还不一定收得上来，因碳排放税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惩罚高排放并以税款补贴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发达国家会说：我们已经收了，税款全部投入减排事业，你们不能重复征税。所以，中国也会一手对本国企业开征碳排放税，另一手大力补贴新能源。发达国家要征中国产品的碳排放税，我们也有得说。
尽管开征全新税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有一个主要国家开征，其他国家立马会有“哑巴吃黄连”的苦涩。结果是“有条件要收、没有条件编造条件也要收”，正应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那句名言：人生有两件事无法逃避，税收与死亡。
也许不出三五年碳排放税就会影响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胞，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乃至日常生活都将发生深刻的转变。
四、民主与法治都没有绝对价值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作为群居动物总要加入某个群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概括起来的意思是：个体把自己“给”了集体，然后借助集体获得保障或机会，犹如存在契约。“给”包含了几层意思：一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存在；二是牺牲个体的全部或部分自由；三是对集体有所贡献。任何一方违约则个体重返天然的自由状态。比如一头狮子加入狮群，就得遵守某些“规矩”，就得尽某些义务，否则它不可能留在集体之中。
民主与法治都是调节个体在群体中行为，或者说剥夺部分自由的“技术性手段”，它们解决的问题是：凭什么牺牲自由？怎样牺牲？民主的说：按多数人的希望办；法治说：要一视同仁。假如某社区民主投票通过“溜狗规则”并得到严格公正地执行，可以说既有民主又有法治。部分居民心甘情愿地失去随意溜狗的自由，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有可能造成人性恶的会聚和放大。可以用股市里的情况说明这种现象，在那里参与者“用脚”投的票具有绝对的权威。当市场出现一则似是而非的“利空”，只有最没有头脑的两成人才会当真，但是这一小部分人的恐慌抛售就足以造成大跌，有识之士如果没有“避险措施”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账户缩水。公募股票投资基金更是人性弱点的会聚之所。假如一只开放式基金的10000名持有人中9000人都有巴菲特的水平。剩下的1000人在基金净值微涨时就要赎回，基金经理不得不减仓应对，无奈踏空一轮行情。而当大盘暴跌，基金净值损失惨重时又有人沉不住气了，基金经理只好低价斩仓。难怪股市观察者总是看到基金在极低的点位还在抛售那些已经低估的蓝筹股。其实，基金经理的水平肯定比散户高许多，但在“民主”环境下只能像散户那样追涨杀跌。
“民主群体”犹如“木桶”，其道德水准取决于群体中道德水准最低下的那部分人。专制国家则不同，其在外交上的表现完全体现着独裁者的人格特征。清王朝的国际形象，与康熙当政还是慈禧垂帘有莫大关系。而国家对外则倾向于表现人性弱点：自私、贪婪、欺软怕硬、唯利是图。常言道众口难调，何况拥有亿万民众的国家。有谦谦君子，更不乏势力小人，但民主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更多地照顾“小人”。假如一个富国的“君子”动议免除穷国的债务，却遭到“小人”极力反对，乐善好施的君子既然能怜悯别国的穷人总不至于无视本国同胞的疾苦吧。所以，债务能否免除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债权国的“小人”。又如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态度，大度者说“我爷爷死在日本人刀下，可是我已经原谅他们了”，那么他更应当能谅解不肯原谅侵略罪行的同胞了！可见，对昔日侵略者的原谅取决于最不肯原谅的那部分国民。民主政府毕竟只是民众的代理人，如果表现得过于大度，则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慈禧太后说出“宁与宾客，不与家奴”，因为她并不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代理人，在外交上只需考虑皇家利益。
掌握“人性木桶”原理，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的外交表演了。比如前面说过冰岛人的集体赖账。又如英国BP的海上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漏油事故后，奥巴马发觉自己的反应迟钝引起选民不满后，立即像打了鸡血似的咄咄逼人，把事故升格为对美国海岸和公民的“袭击”，张嘴就要BP支付200亿美元。英国BP市值损失过半（约560亿美元），挂不住面子的英国人对奥巴马反唇相讥“你比较一下那些因为不负责任、撒谎的、贪婪的美国投行对西方经济造成的损失，至今美国也没有对这些投行做出像BP这样的反应。”
一个民主国家，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表现得像个泼妇就会被选民认为没有尽责。
人性“木桶效应”不仅表现在外交，也体现在内政。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采取紧缩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削减福利的刀子切到谁身上谁都会暴跳如雷，于是大规模示威此起彼伏。
其实，前面讨论“教条式民主”时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民主只是一种工具，不具有绝对的价值。提高乌合之众决策水平的根本方法是提高他们的素质，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民主。
同时，与民主一样，法治也没有绝对价值。秦始皇的法治有价值吗？今天的国人并没有生活在嬴政时代的“法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