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仅三十年，中国迅速走完了先行国家耗时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创造财富的速度令世人目眩。这一切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会统治世界吗？
提要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儒家文化，使中国遥遥领先了世界千年之久。发生在西欧的宗教改革解放了人性，创造出辉煌的文化、科技成果，但也为人类打开了欲望之门。用真正的大历史观来看，基督教文明经历了一次改良和一次变异。改良的标志是“文艺复兴”和“基督新教”。改良卸掉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是对人性的解放，至今仍带着五彩光环被传颂着。相比之下，激发了人性恶的“变异”则显得若明若暗。
西方国家的改良解放了人性、发展了生产力，是人性的解放，自由、理性等普世价值的“光复”或者说“启蒙”，这是我们今天要补上的一课。而欧美列强向帝国主义的变异则焕发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使先进的生产力服务于侵略、杀戮和毁灭。中国宋代对儒家思想的篡改、矮化却束缚、扭曲了人性，禁锢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消彼长，岂有不败之理？今天，我们对19世纪前后西方文化所发生的变异，不是要学而是要提防。
西方文化的变异像癌细胞一样在全球扩散，按霍金的说法人类会在200年内彻底毁坏地球。拯救之道就在儒家思想里。中国不会统治世界，但应身体力行，在国内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世界树立榜样。
导读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在近几个世纪创造财富的竞赛中却败下阵来，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改革开放仅三十年，中国迅速走完了先行国家耗时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创造财富的速度令世人目眩。这一切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从19世纪就开始有人宣称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人类历史的演进就此终结。苏联解体后，个别志得意满的西方人士又抬出“历史终结论”。实际上，如果放任自负的资本主义极度膨胀，被终结的将不是历史演进，而是人类文明！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留美学生薛涌取得学位并成功移民。一天看牙，医生知道他来自中国，就表示自己是中华文化的“粉丝”。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薛涌大不以为然，最后对美国牙医道：“我和我的儿子愿意生活在这里，你呢？”这么问，的确可以让对方哑口无言，可能现在很多人会选择美国，但在过去的5000年里有2800年人们选择的答案是中国！薛涌的一本书里有这样的标题：“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地位”。即便中华民族在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灭亡了，也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失败”这样的结论。许多动物灭绝了，还有许多濒临灭绝，如东北虎、大熊猫，但地球上生存过的所有的动植物都是美好而独特的。特别是近百年来因为人类的错误而灭绝的物种，难道说它们“基因失败”了？何况中华民族没有灭亡反而再次崛起，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日本、韩国都在保留文化传统的情况下创造了经济奇迹。再往未来看几百年，谁成功、谁失败还真不一定！
一、从弃之如蔽屣到试图挖宝
败于洋枪洋炮之初，国人痛苦反思后归因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定性为封建专制的帮凶及滋生一切民族劣根性的土壤。国人有“找筐”的习惯，不论好事、坏事，找到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罪于传统文化。胡适先生废除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主张是当时“精英”们的共识，据说当年编制的“汉语拼音方案”有数十种之多。一百年后，冷静地看五四运动，很容易发现它的矫枉过正。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过正”是完全必要的。一百年前不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人是没心肝，一百年后还将儒家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的人是没脑子。
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武装抗争和经济建设，国人的自信有所恢复但“阴影”犹存。今天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者已经不多了，但肯定者的依据却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他们不反对京剧，依据是意大利歌剧的存在，甚或是“外国人很喜欢京剧”。
屈辱的时代，国人深以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祸根。今天强大了，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显摆”一下，四大发明、长城、兵马俑……凭这些还是难以服众。于是，好事且好古者天天想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挖”出宝藏，既可博得世人的喝彩又能增强自信。殊不知，这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自由、平等、宽容等观念。顾准的说法言简意赅：中国的传统思想家，过去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将来也不可能产生。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并不赞成民主投票，认为国家大事应由君王和智者决定，政客迎合选民是愚蠢的。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其“不同政见”而被处死。他的学生柏拉图也从此远离政治，像中国的孔子那样专注于培养弟子。古希腊的精神之父不赞成民主原则，而热爱民主的各色人等却丝毫没有尊重苏格拉底的民主权利。说起这历史并不是要否定古希腊确有民主传统，只是不希望将其过分地美化与神化。再说，就算古希腊有民主与科学而同时代的中国没有，但古希腊早已灭亡（要不然“文艺复兴”也无从谈起），中国文明却传承至今，喜欢以成败论英雄的人们又作何解释？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失败论”妇孺皆知、深入人心。退一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没有产生战后核军备竞赛、没有产生华尔街的贪婪与疯狂、没有产生全球资源耗尽和大气温长失控。
任何一个民族在将自己的文化历史与其他民族作比较时都难免有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的倾向。数千年来，中国以上邦大国自居，对夷狄文化不屑一顾。而遥远的欧洲对中华文化也向往着、崇拜着。近两百年情况完全逆转，西方文化成为标尺。不论是洋人、还是华人，审视中国文化现象时都默认西方文明是先进的，甚至是完美的。凡是与西方相同的就大加赞赏，凡是与西方不同的就痛心疾首。
其实，看看驱动哥伦布冒死下海的动力就可以明白灿烂的中国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哥伦布、麦哲伦们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一点不比今天冒死赴美的偷渡客少。
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在需要对中外文化历史进行审视、对比时应当以天道为基准，那样就不会出现一时弃之如蔽屣一时又如获至宝。
二、中华文化从完胜到惨败
天道无处不在，比如万有引力。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而言，求生存就是它们首先应当追寻的天道。进入21世纪面临生存危机的人口仍然数以亿计。人们常提到“金本位”和“官本位”，其实自古以来衡量文明、进步程度的终极标准就是人口，可以称为“人口本位”。公元1000年，中国人口6000万而整个欧洲人口仅为3600万。1200年，中国人口达到1.15亿，欧洲在100年后才达到7900万。1800年，中国人口超过3亿，立于农耕文明之颠。
已经一两百年了，中国人谈到人口总是羞愧难当，好像是位满脸灰土面对镜子，背一个、抱一个、后面跟两个的“超生游击队员”。在战乱、饥荒肆虐的漫长年代，人类能繁衍能够存活真不容易。天灾人祸使人口暂减在所难免，能够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保持人口的持续增长是奇迹。首先，只有为居民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人们才能生存繁衍。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百姓安居乐业，人口才能增长。其次，要有相当的抗冲击能力以应对天灾人祸。在漫长的古代，人口增长缓慢而困难，一场大灾就可能造成十室九空。再次，居民要有尊严、文化要有凝聚力，因为人是有腿的。古话说“近者悦、远者来”，今天的美国像磁石一样从全世界吸引来那么多移民正说明了它的人民很“悦”。这种磁力曾经属于中国数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天道”。天道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有引力定律、勾股定理都是天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的不少君王还是能够以天道、民意和士大夫的劝谏自我约束。知识界的普遍看法，把天灾视为对统治者的警示或惩罚。国家对减灾、救灾这类“公共产品”的提高还是比较积极的。
宗教信仰在中国只是“选修课”，而在西方是必修课，从受洗、祷告、礼拜，到婚礼、葬礼，宗教都是不可缺位的。中国古代也没有庞大的祭司或僧侣阶层，民间祭祀活动主要由家族中的长者兼职主持。然而，每座埃及金字塔都耗费上百万人多年的劳动力，玛雅人连轮子都没发明，却盛行用20多吨重的巨石造头像……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统治者还是克制与理性了不少。
最难能可贵的是维持国家的统一。三个人以上就会左、中、右，更何况分布在广大国土上的几千万、上亿民众。在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孔孟之道”下，中国的封建专制还是相对温和的。古罗马奴隶主在斗兽场里看人杀人、人搏兽，中国没那么“变态”。有人说夏有桀、商有纣，但主流文化不齿于他们的作为，暴君们被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豪绅也有抢男霸女者，但完全没有欧洲贵族享受“初夜权”那么大言不惭。欧洲中世纪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却不可以买卖脚下的土地。中国农民可以读书、可以经商、可以从事手工业，有钱可以买地，缺钱可以卖地……没有宗教裁判、没有火刑柱、不迫害异教徒，也没有电子通讯设备、没有机械化部队，在10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管理数万万人口的大国三百年之久。
巴菲特管理的资产在30年间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涨，被奉若神明。中国人口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上保持领先，说到难度、说到功德比巴菲特强几百个数量级。如果巴菲特勉强算得上是个“土地佬”，孔子就是如来佛祖了。
农耕文明的理想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耕读传家。另外，统治者对民间尚武精神是或明或暗地压制的。从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成铜人立于咸阳，到今天的“管制刀具”，都是不希望平民百姓好勇斗狠。首先发明了火药并掌握冶炼技术的中国完全可以打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百年不够，两百、三百年总够了吧！就这样，爱好和平的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发生碰撞时，败北成为必然。用辜鸿铭的话说“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袁隆平比射击败给许海峰不丢人，一个全身心研究水稻另一个整天举枪瞄准。中华文明与西方列强的诉求根本不同，责难封建王朝没有飞机大炮就好比责难刘翔下围棋赢不了常昊。还可以反过来想：从人种上讲，中华民族与印地安人相近。巴托洛梅·卡萨斯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西班牙传教士，在他的《西印度毁灭略述》（“西印度”就是美洲“新大陆”）披露了殖民者令人发指的暴行。全书20章，满目是“××的毁灭”这样的标题。随便翻开一页，就看到这样的描述：毫无戒心的印地安人热情款待“远方的客人”，暴徒们吃饱喝足后却屠杀了整个村落！后来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掩盖祖辈的“反人类罪行”，把印地安人的濒于灭绝归于传染病的大流行。由于基因的多样性，没有一种疾病可以瞬间灭绝一整个种族，生存下来的人或者天生能抵抗，或者后天获得免疫力，死亡人数会逐步下降。欧洲黑死病最终只夺去三分之一人的性命，怎么会令印地安人灭绝？假如没有封建大帝国，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登陆时只会看到黄种人像散沙一样的零星部落，对土著或杀戮或驱逐，建立一个白人的“合众国”轻而易举……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何？这不是主观臆断，富兰克林在1751年的一段话可作佐证。他说：“地面上假如完全没有其他植物，也许可以逐渐蔓生一种东西，如茴香；世界上假如没有其他居民，若干代后可能充斥着一个民族，如英国人……现在北美已有100万以上英国人（当初移民过来不足8万），而土地仍然非常辽阔需要许多代人才能住满……”英国人来到住满了居民、绝大部分土地已被占有并高度开发的中国时，已经没有大规模殖民的可能性，只好玩些烟土换金银的把戏。
不要责怪自己的父亲不像比尔·盖茨那样富有，没有他哪有你。没有儒家思想就不会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帝国，我们多数人的曾祖父都没有出生的机会。
三、儒家思想中有“宝”吗
既然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今天的天道与古代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必然是同一个天道，十万年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90后在本质是一样的。广义地说，对客观规律的一切探索都可以归结为追寻天道，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被先贤发现的天道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定理、牛顿三定律、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交易成本理论等。如果承认儒家思想多少包含符合天道的成分，这些成分今天也必然符合天道，它们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财富。这里仅举几例。
首先，儒家提供了完善的仁爱理论。也许有人认为这太平常，各大宗教都提倡慈善、友爱，其实不然。儒学将人与人之间的爱归于天性，而非来自外化的、全能的神。今天科技如此昌明，鬼神无处遁形，儒学说更显高明。儒家思想不仅爱人更尊重人，基督教说人生下来就有罪，是卑微可怜的迷途羔羊。佛教说人不过是“臭皮囊”。儒家对人的爱不是因为悲悯而是出于发自心底的赞美、激赏，“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人天然地具有诸多优秀品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换言之，任何人都天然地具备这些优质的品质。哈耶克总结了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把个人当做人来尊重，在其个人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从孔子把弟子当人来尊重，还根据每个人的天赋因材施教就可以看到儒家的个人主义基因。当然，儒家对个人主义的范围是有限制的，用哈耶克的话说“限制得很狭隘”。
其实，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贡献应当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偏、适中”，“庸”就是“守定、不易”。按照儒家精神，与其说中国是“中央之国”莫如说是“中庸之国”。西方社会每进步到一个阶段进入平台期，就会有“历史将终结于此”的思潮。比如，黑格尔认为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意味着历史已经进入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20世纪末福山又跳出来“宣布”：人类社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按照中庸思想，人类历史并不存在一个终极，而是要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随时调整，凡事要有度，过犹不及，个人奋斗与集体互助相辅相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都曾是最适当的社会制度，却都不是历史的终结。
广泛流传的论调认为中庸之道的流毒使中国人软弱可欺，这是天大的误解。耶稣基督教训他的信徒：“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种劝诫较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具有某种道德上的高尚感。儒学说并不是宗教，它是对人性疏理而不是拔高。当孔子被问到：“以德报怨，何如？”他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就是人家对你不友好你却对人家特别的友好，俗称“贱骨头”。问题是如何对待友好的人，如何报答恩人呢？与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一样吗？以牙还牙小气了点，那以眼还牙总可以了吧？这就叫“以直报怨”。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你对我恶言相向，我也不会忍气吞声；你打我的左脸，我就一个耳光打回去……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贡献是对个人修养的重视，将人生视为一个不断通过学习、实践自我完善的过程。“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就是孔子的“个人总结”。更难能可贵的是，儒家思想一贯强调知行合一。首先要做好应当做的事情，尽到应尽的责任：“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脱产学习，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并不是儒家认为的唯一至学之道。相反，参与社会实践尽到应尽之责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能否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取决于客观环境和个人才智。经过不懈的修炼，儒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是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哪里有一丝酸腐之气！
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天人合一”。古今中外许多思想或者宗教都有天人合一的理念，但中国相当系统。首先，自然界普遍规律是天道，作为自然产物的人不可以违背天道。更进一步，儒家思想认为天道、人性、人道是同一与和谐的。掌握某些自然规律时，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比如兴修水利、筑路造桥、上天入地。但这种改造也要顺应自然、不破坏自然，一句话要有意识地与自然保持和谐，在今天的世界这仍然是最先进的理念！古人认为天气异常与人犯的错误有关，这是朴素而正确的。今天的气候异常不正是与人类活动有关吗？不能因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不晓得碳排放会造成大气温度升高就说他们只会迷信不懂科学。
又如职业精神。职业精神是近代话题，但曾子的三省吾身中的第一省可以视为最早的“宣言”：“为人谋而不忠乎？”在曾子看来，忠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国家，还可以是朋友或者任何“委托人”，用今天的概念可以是股东、是客户。职业精神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忠，就是从委托人的利益出发考虑一切问题。医生应当让患者少花钱、少痛苦、治好病；“的哥”想的是安全、快速地把客人送达目的地……如果医生想的是怎么治能多收钱，那就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大背叛。当下不少医院根本就是“金融机构”，它们关心的是你有多少钱、为了买命出得起多少钱、为了减轻病痛愿意出多少钱、公费还是自费！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人是公司的股东，应从股东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同方案取舍之际，如果首先考虑的是执行这个方案对自己的利弊，比如工作难度、权限、“油水”、方案是谁提出的、采纳的话会不会被别人抢了风头去……这位经理人的职业精神就很成问题。这与水平、能力、职位高低关系不大。假如公司的高级经理都是从业界巨头挖来的并且都有名校MBA头衔，但大多数人都以“非职业”的方式思考，那这个公司的倒闭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
最后是孝道及家族内的和睦。儒家把家族作为社会的基石，国与家两个层面的价值观高度一致。当国家发生动乱，改朝换代之时，家族成为文化传承的可靠载体，所谓“礼失求诸野”。更可贵的是，儒家不鼓励“愚孝”，主张尽力而为，也就是“孝当竭力”。儒家主张尽孝要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要有礼有节。如果只能负担得起粗茶淡饭，就不必非要备办山珍海味表孝心；葬礼的规格也要量力而行；三年期满就不应再哭……假如儿女都为孝而倾家荡产，为父母之丧悲痛得一命呜呼，人类岂不灭绝？可见中国传统的孝道既有饱满的感情，又富于理性。
回顾近2500年的历史，儒家思想的兴盛与国运完全是同步的。汉、唐盛世，儒学也达到鼎盛；五代十国颠沛，伴随的是社会思潮的混乱；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数度濒临亡国灭种，儒家思想也遭到“掘墓鞭尸”；随着中国近三十年的强盛，儒学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真是“国运兴，儒学旺”。
四、用真正的大历史观解读中国的“落后挨打”
真正的大历史观首先应当是不带偏见的，用“外星人”的视角对各种文明进行审视、比较。中国人既不能因为几千年的领先而妄自尊大，也不应因百多年的屈辱而妄自菲薄。可惜，提出“大历史”概念的黄仁宇先生未能逃脱以西方的尺丈量中国。不看历史背景，与西方相近的称善，与西方不同的贬损。在描述了唐帝国的强盛之后（日本、高丽等万邦来朝，印度王子犯法都要送到中国受审），他感慨道：“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意思是，中国本没有能力建立大帝国却“不幸”建成了！别忘了，唐帝国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户籍千万、历经370年的真实存在。好比一个人站在摩天大楼前指手画脚地说：地质条件不理想，建筑材料不过关、工程技术不灵……可是大楼的确建起，并屹立370年。人类历史上的大帝国不少，例如罗马、波斯、马其顿，但这些铁血君主建立的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却早已人亡政息。而且，被它们所征服的民族只不过暂时屈从于武力，一刻也没有像日、韩对中国文化那样心悦诚服。在黄仁宇心目中，美国的“地方组织及技术设备”想必“完美”，可立国不过200多年，再过170年会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呢！
按照真正的大历史观，中华文明从完胜到惨败本质上是因为其制度更先进、人民更幸福。儒家思想也并不是败于“基督新教精神”，而是败于变异了的“强盗公理”！好比一户拥有上万头牛羊的牧人，因遭邻人抢夺日渐穷困。于是，牧人的子孙试图通过研究挖出邻居“致富”的原由：曾祖是强盗，祖母信某种教，男主人“暴牙”、女主人“六指”其实，邻人富裕的重要原因是掠夺，牧人应当奋发图强免受欺凌，但没必要全盘否定自己。
中国的自耕者远比欧洲的农奴幸福。亚当·斯密曾说，假如一个小商贩或工匠取得一块土地，他就会只为自己工作，甚至收入减少也在所不惜。可见，“一家一户”的小农生活是符合全人类天性的，而不是仅仅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当英国发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时，原本就没有土地的农奴失去的只是枷锁！相反，制度上保护私人土地产权的封建中国却面临“工业用地荒”和“民工荒”。近三十年中印之间也出现类似情况。土地非私人所有的中国，可以大搞开发区，大修铁路、公路、码头及各种基础设施，甚至高尔夫球场，征地不会成为阻碍。原来就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本来就没有私有田地，大量被圈占了“承包田”的农民作为“富余劳动力”被“血汗工厂”所吸纳，这是“中国制造”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非公有制国家永远无法复制。印度征地搞个“开发区”难于上青天，想修条宽点、直些的路都做不到。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为承办奥运会需要扩建机场遇到的“钉子户”一直抗到今天也没有搬走！中国在制度先进且人性化的时候落后挨打，牺牲农民利益大力发展工业的时候却富甲天下。
另外，以武力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也并不是“基督精神”。现代人说起西方文明往往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说起。其实，在欧洲几千年的历史中，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充满仁爱的基督精神到19世纪也已“变异”了。欧洲列强在本国把人欲调动了起来，大规模应用技术，但很快遇到资金短缺、原材料不足和产能过剩这三大瓶颈。解决之道就是诉诸武力，从殖民地掠夺金银和矿产，向殖民地倾销工业品。也就是说，以殖民地为基座建立各自的“金字塔”。好比一对小夫妻挣工薪，还按揭、养育孩子，还要尽量为医疗和养老储备，日子不宽裕。后来，他们发现每天晚上去拦路抢劫能使自己的境况大为改观，于是乐此不疲。英国在19世纪挑起50多次大规模殖民战争，“日不落帝国”是武力打出来的。新教、人文主义早已“过时”，无法为殖民行径自圆其说，新的强盗哲学应运而生：尼采哲学、种族优越论、伪进化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尼采赤裸裸地说：所谓仁爱是“奴隶”的道德或是“文弱教士”用来反对“骑士精神”的武器；“仁爱”是忌妒强者的弱者编造出来的“软武器”。而英国军界的说法更直接：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杀人技术的纯熟和毁灭方式的尽善尽美！不要以为他们只是说说空话，看看八国联军进北京，看看火烧圆明圆，看看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看看集中营里的大屠杀、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杀人和毁灭方式的登峰造极。对新教伦理崇拜得一塌糊涂的中国人，不妨看看《辛德勒的名单》，在宗教改革的发祥地却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论武功，中国的儒家文明当然不是对手。殖民地很快瓜分完毕，根据强盗逻辑诸列强占有的份额要与各自的“实力”相当，德国、日本、美国这些“后起之秀”三番五次地掀起“洗牌”、兵祸连接，直到核武器的出现才使他们暂时收敛。
中国历代帝王喜欢“外示儒求、内用老黄”。儒家思想光明仁爱，可以帮助君王树立光辉形象，而鼓励社会各阶层尊儒对维护统治极为有利。如今欧美诸国则是“外示路德，内用尼采”。
中华民族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曾独步天下，我们应当感到自豪。一百年前奥运会跳高冠军以“俯卧式”取得的成绩与今天“背跃式”相差很远，恐怕连参赛资格都拿不到。他的后人难道可以因为今天自己的成绩不佳而怪罪祖先吗？假如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被拦路抢钱，刚一犹豫就被刺伤，我们难道要谴责那个学生软弱无能？这就是大历史观吗？
一句话，古人与古人比、今人与今人比，古人已经比赢了，今人输赢在己，与祖先何干？我们的祖先在3000年的比赛中取得完胜，甚至不曾在任何一个瞬间落后。即便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也应肯定它们曾经是最优秀的，并将其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