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但与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这个问题已经被国人问了千万遍。
其实，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本原因在性格和制度。性格指的是惯有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处事哲学。所谓制度不仅指成文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不成文的软性的社会规范、舆论环境。
一、对民主的认识与运用不当
民主本来应当是为自由服务的工具。所谓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其他人的一种状态。正如子贡所言：“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千年之后，阿克顿在《箴言录》中说：自由的本义就是自我驾驭。看来中西方早就对自由有了透彻的认识。
自由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以鲁宾逊为例，荒岛上只有鲁宾逊一个人时，自由这个词对他没有意义。而一旦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发生关联，他们之间就会有服从、迁就，就会有人“支付”了自己的自由。比如，荒岛上的“星期五”就受制于鲁宾逊。从逻辑上讲，要么只有一个人谈不到受制于人也无所谓自由，要么会有人受制于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人人向往自由，但绝对的自由却不存在。孔子回答子贡的话：“非尔所及也。”确有深意。
既然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需要牺牲自由，那么总该有个牺牲的规则吧。于是，民主成为最常用的解决之道。民主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切割、分配和限制自由的一种工具。一百年前，中国人崇尚“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拜错了神。“傅先生”（自由）才是根本，他是“赛同学”的导师，而“小德子”只不过是其马仔！
在多数情况下，民主是保障自由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打个比方说，政府为了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征税，被征者将丧失其对部分财产的自由支配权。此时，民主程序作为手段被启动。征多少、用在哪里、纳税者可相应获得哪些公共服务。以物业税为例，拥有永久产权的业主享受到的公共产品是社区配套齐备，教育、医疗水平提高，治安良好而带来的物业升值。纳税者一定要参与决策，要有投票权或投票代理人。英国商人几百年前就喊出“没有代议权就不纳税”的口号。按当前中国人的思维，绝大多数人会说：物业税（或其他任何税，如遗产税）的征缴对象当然不会同意开征，让他们参与讲座岂不是与虎谋皮？于是，在声势浩大的讨论中，纳税主体（所得税、物业税还有将来的遗产税）根本没有发言权，只有听天由命地被“剑指”、被“重拳打击”、被“靴子砸”。
真正的民主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是自由、充分地表达；二是协商、调解、妥协；三是对民主程序的服从。充分表达什么？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将集体利益称为“公意”，所有成员应当摒弃私利提出自认为正确的集体利益最大化路径。卢梭的主张过于理想化，不适于“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即便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搞清“公意”也不容易。比如要不要修个大水坝？要不要与邻国开战？所以，应当鼓励参与者表达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利益集团）的私利。美国加州的议员当然要为本州争得利益，而佛罗里达州的利益自有他们的议员争取。各方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是民主的前奏，民主的核心是：更加充分地协商、调解并最终达成妥协。比如某小区108位业主开会，一部分人建议增加10名保安，另外一些人认为应当追加20万元绿化费用。最终，业主大会以88票赞成（超过四分之三）通过的方案是：增加5名保安、10万元绿化费用、每户增加100元物业费。民主的尾声或者说高潮是那些没有投赞成票的“反对派”自觉服从。以上述小区为例，20位反对或弃权的业主每月多交100元物业费。这才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决策过程。
中国的民主模式也包括三个部分：群众表达、领导集中、少数人服从。群众表达环节的作用是摸清多数人的意见。但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天然的合理。假如一个社区有1000户居民，900户养着大狗的人家随意溜狗，让其余100户人家不胜其烦。还是这个社区，有900户好打麻将，洗牌声彻夜不断，不打牌的100户片刻不得安宁。这个小区多数意见是溜狗和打麻将都不受限制，于是小区管理者尊重了民意（算是集中）。结果，不喜欢狗的张三和怕吵的李四只好屈服于“多数暴政”。
改善上述情况有两个关键：一是提高素质，让尽可能多的成员懂得自爱和爱人；二是作相应的机制安排。美国各州拥有的众议院席位与本州人口成正比，而在地位更高的参议院里每州都只有两个席位。
总之，民主不仅不是目的，作为手段也不能寄予过高希望。把民主捧得神乎其神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头脑复杂！
从对民主的认识和实际操作来讲，中国比西方最少落后500年。民主没有服务于自由，而是凌驾于自由之上。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牺牲，一定要遵从公理、要给牺牲者主张权力的机会，还要做到程序上的正义，最终的结果是牺牲者心服口服。还以物业税为例，根据当下多数国人的认识水平，他们会一致认为：（1）业主不可能愿意缴纳物业税；（2）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式的投票，就可以立法开征；（3）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征缴，“重拳”打击逃税……美国对富人征收高达55%的遗产税，而富人移民转移资产、逃避遗产税的情况很少。小布什政府讨好富人的减税计划并没获得广泛支持。相反，比尔·盖茨、巴菲特们还打算将遗产的99%捐献出来。为什么美国富人被征重税却主动缴纳，我们刚提一下物业税，连遗产税都还没说，就发生“移民潮”的现象了，不值得深思吗？
个人合法取得并支配财产的自由应当被尊重。既然没有明确规定炒房违法，那位中国公民的680套房产及增值部分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全社会每个人，不论贫富就应当尊重、维护他拥有及处置资产的权力。据说比尔·盖茨把整个街区的房子都买下来空置着。那是比尔·盖茨的自由，美国人不会对别人的私人财产说三道四。
当今富强国家的实力有一大半由它们的跨国公司承载。中国不能总靠中国石油、工商银行撑门面，也要有一大批世界级私营企业，甚至出现世界首富。敌视富人，不让他们拥有并进一步增加财富，是自毁长城。私营业主赚到上亿身家就清盘，移民做寓公去了。中国的房产税、遗产税总有一天会出笼的，如果忘记自由这个根本，忘记民主仅仅是工具，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来通过，中国大地上留不下几户富人。富豪们败的败、抓的抓、逃的逃，中产阶层风雨飘摇，剩下十几亿群情激愤的“穷人”勤劳地工作着！
想在物质上富有，就一定要做好精神准备；想进入中产阶层就要先树立中产阶层的价值观。一个崇拜梅西的足球少年，会收集与偶像相关的一切信息和物品，关注偶像的一举一动，还要以苦为乐地坚持训练。尽管这个少年未必会成为国际巨星，但他对偶像的敬仰和付出的努力都会永远铭刻于心。敌视梅西的少年成不了梅西，敌视富人的人也发不了财。
二、破坏性的民粹主义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教条式的民主与国人骨髓里的极端平均主义合流，上述虚拟的例子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民意”可以迅速被“引导”，轻意地被“利用”。标准的程序是：第一步先是制造舆论，比如说是炒房客抬高的房价，有一半的房空置着；第二步是提出解决方案，收紧信贷，提高税费，增加持有成本（如收取房产税）等；可有可无的第三步是搞个“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完会是可控的。想说明房价高就到北京赵公口长途汽车站，问那些扛着行李准备回家的农民工。想要说明房价不高就到首都机场VIP休息处问头等舱的旅客；第四步，以多数的人名义完成对少数人的侵害，赢得九成众人的鼓掌称赞。其实，认为物业税就可以让房价降下来，让自己买得起房的人们，如果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难道不也得为那不属于自己的物业（只是租用了土地使用权，且租金已经一次性加倍付清）缴纳物业税吗？炒房者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也是公民，他们的财产也是合法的应当被保护而不是被“剑指”。纠集所谓的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道德审判并且不给被害者申诉权。炒房者成为人民公敌，将其房产没收也不为过，甚至伤及无辜都再所不惜。
三、市场失灵与政治化大棒
市场失灵或失效（Market failure）是指市场无法有效地完成资源配置，它是各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方向，理论成果数不胜数。市场的作用是利用人的逐利本性通过价格信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人性、信息和配置。天不变人性也不变，逐利本性这个环节不会出问题。所以，一切市场失灵都可以归纳为信息与资源配置两大类。
对市场失灵的早期研究成果是发现了“外部性”：企业或个人在生产或消费中对自己以外的人产生了利益或危害，却未因此得到报酬或支付赔偿。行为者没有通过金钱得失方式获取反馈信息，也就无从调整自身的行为。比如王老板的造纸厂污染了村边的小河，张老板拿出钱在河上修了个小桥，前者不用付出代价后者也没有收益，因为污染与修桥都没有产生价格信号。市场经济原则在此无能为力。
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信息不对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成本要比正规厂商低许多，但不知情的消费者不能给出有区别的价格信号。假货不见得卖不出去，真货不一定卖得好，厂商只有各凭良心。比如所谓的逆向选择，保险公司大幅提高交通肇事险的费率，持重且技术好的驾驶员会倾向于不买保险或少买保险，几乎每月都撞车的“二愣子”则一定会上足保险。
最后，在资源配置这个环节最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垄断。寡头们不让别的竞争者立足，本质上就是阻止更多的资源配置到自己的“地盘”来。
市场的调节功能被比喻为“无形的手”，它的失灵不是因为有缺陷，正如七星级酒店不能治病救人，最好的医院也不能做奥运场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万能的，市场需要尊重而非求全责备！一只手当然不能包打天下，市场失灵之时政府就有必要伸出“有形的手”。比如对污染者征重税，慈善支出在税前列支，破除垄断等。
孟子也许是最早论述“有形之手”的哲人，他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孟子的描述很传神：“贱夫”在人们赶集时寻找高岗登上去，左右观望。嗅到哪里有利可图就飞奔过去……孟子说政府本来是不征税的，就是为了对付那些贱丈夫才伸出“有形的手”，从而征之。
但有形的手实在是得心应手，以至政府往往醉心于手段而忘记目的。指数高了，房价、蒜价涨得快了发个社论就得“理性回归”，不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风险！在中国当今的经济生活之中，有三只手！最瘦弱的是市场“无形之手”，最壮硕的是“央企之手”，最莫测的手是调控的“有形之手”。民营企业家即使三头六臂也难以同时对付“三只手”，这样的环境永远不可能诞生基业长青的伟大企业。本来市场经济应以“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现实情况却是那两只“助手”反客为主。
更令人担心的是“看得见的手”还高擎政治化大棒。市场经济中供需双方的博弈有时表现得相当激烈，如大蒜被炒得比猪肉贵、绿豆涨到18元一公斤，但不应当轻易宣布“市场失灵”。当供需矛盾突然激化时，价格可能出现巨幅波动，比如冰岛火山灰令欧州航空业暂时瘫痪，所有地面交通工具及“鲜鱼水菜”价格暴涨，这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显灵。现在有一种倾向，只要价格上涨的速度或幅度超出管理者的理解，或者仅仅因为听到些牢骚，市场就“被失灵”了。更有意思的是，市场化商品价格偏低时没有人管，高了就“上纲上线”。2007年5月，山东、河南、江苏新蒜价格低到0.3元/公斤。2008年1月，局部地区甚至跌破0.2元。多少蒜农含泪出售，多少商贩血本无归，“有形之手”本应及时伸出、大量收购以保护蒜家。如果储藏不便或成本过高，甚至可以就地销毁！小学教课书里讲“资本主义国家把牛奶倒进大海”就是这个道理。2010年蒜价暴涨的种子就这样在2007年、2008年被埋下，错失最佳的政策介入时点后，却把炒客拉出来做替罪羊。
住房领域也是经济现象泛政治化的重灾区，舆论对此功不可没：把造房的与住房的、有房的和暂时没房的对立起来，煽风点火、“发动群众斗群众”。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6600万套房连续数月用电量为零，说明这些住房被空置！”全国城镇的成套住房仅为1.45亿套（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蜗居在亟待改善的非成套住房中）；1998年房改以来新建商品房总数不到4000万套；怎么能得出6600万套住房被闲置？住房是人的基本需求，正因为如此人口大国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盖房子。却有貌似清高的精英高喊：“中国经济靠砖头瓦块儿没出息！”难道他们不是置身于“砖头瓦块儿”中发表高论吗？作为人类基本需求的住房与自有产权的房产根本是两回事。
如果一个国家动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戒严、宵禁，其社会安定肯定是无从谈起。类似地，如果“房市”、“股市”、“菜市”轮番“失灵”，这样的市场经济永远是扶不起的“阿斗”！
四、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量化说明
2009年，美国人均GDP达到4.63万美元，位列全球第九。排在前面的是卢森堡、阿连酋、卡塔尔、荷兰这些小富国。中国以3678美元列第100位，仅相当于美国的8%！假定美国人均GDP是100点，中国人是8点。假设中国产业大军每年每人的工作时数大约3600小时，美国产业工人只有2400小时。假设美国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勤劳的话（每年也工作3600小时），他们的人均GDP应当是150点，与当今中国的差距是142点。下面用这个简易模式量化一下中国人的勤劳而不富有。
首先要承认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或称为格局）。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追求世俗幸福的本能，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为本能的满足提供了物质支持。但原料、资本和市场很快遭遇瓶颈。欧洲列强撕下仁爱的面纱（或许他们认为仁爱不必施于落后民族），开始通过对殖民地的剥削、掠夺来满足本国民众与日俱增的物质欲望。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革命没有爆发，因为掠夺来的财富使欧美国家的整个社会（包括底层）获得巨大的福利。近两百年，主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规则就是实力为王，落后就应该挨打，是弱肉强食的强盗制度！不明是非的人们（包括国人和洋人）似乎觉得船坚炮利者就有权宰割爱好和平的不设防民族、瓜分主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明火执仗的武装侵略变为经济掠夺和文化浸透。
中国应用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确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但是曾经向中国人无偿索取了上千年的西方国家，当他们有了资金、技术优势时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收益”保护体系。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要付出代价；在国际贸易中要遵从人家的游戏规则（所谓“国际惯例”）。种种因素对中美人均GDP差距的贡献大约有40点。雪上加霜的是，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财富的相当一部分落入美国之手，人均GDP至少损失20个点。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勤劳而不富有，而且再过几十年也赶不上发达国家的首要原因。为什么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不是我们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我们手中，现存国际社会经济体制阻碍中国获得定价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的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那么原油、铁矿石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人说铁矿石和原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中国的稀土为什么最低只卖3元钱一吨？茅于轼老先生的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但说中国人不必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粮食不够吃可以从国际市场解决却是“一言丧邦”的误国之论。如果有一两亿人不得不靠美、加、澳养活，国际粮价会涨到天上，全中国人都得沦为“粮奴”。
外因损失了60点，再看内因。
第一是缺乏对个人自由及财产的尊重，暴民文化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网上留言中看到：“我要是有权就毙了富人，把他们的钱分给大家。”胸怀如此可怕“理想”的人，不可能通过勤奋、智慧和诚信来致富。假如以不可告人的方式成为富人，他们会怎么想？不是及时行乐就是漂洋过海！这部分至少造成20个点的损失。
第二是维持社会稳定有序的成本过高。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两大党派的竞选费用合计大约两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摊到5000万美元。这点钱只是美国GDP的三十万分之一！就这么一点点钱还是候选人自筹的，不用纳税人掏腰包。奥巴马只需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去打探反对党（共和党）的情报，也不用提防民众发动叛乱推翻现政府。美国民众几乎家家户户有枪，但他们不会组织反政府武装去打游戏，连泰国式的街头流血都免了。假如奥巴马干了两年，美国人不满意，马上就可以在中期选举中给他颜色。再过一年，总统大选又会拉开帏幕，美国人只需在选票上将奥巴马竞争手对手名下画个小小的钩。美国政府维持在国内统治的成本也是微乎其微，奥巴马不可以指使人窃听共和党的会议，也不可能将公开（不需要秘密）反对民主党执政的活动家抓起来……这使国家腾出巨量资源到全世界攫取利益！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中国每次改朝换代的牺牲都是惊天地、泣鬼神。即使在今天，“维稳”的代价也是天文数字。强大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垄断性央企……这一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稳定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代价的确太高，最少40个点。
第三就是“礼崩乐坏”，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畸高，有组织无纪律、有合同无诚信的现象遍地都是。中国人均GDP在“交易成本”一项又损失20个点。
总之，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和性格，国际、国内的权重大致3：4.以往的学者多数喜欢从国内找原因，似乎只要一夜之间克隆美国的制度就可以万事大吉。实际情况是，不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人再勤劳、制度再好也难以富有。
结语：
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制度和性格。制度瓶颈包括不公正的国际环境和低效率的国内资源配置方式。性格阻碍则是几千年环境造就的那些“劣性”。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解法，那就是观念先行，在经济上中产之前先要让观念上中产。比如，在开征物业税问题上，应当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立法过程要严谨。现在还买不起房子的年青人不能仅仅从这个税种有可能打压房价（仅仅是可能）出发，盲目拥护。今天没房的人，难道永远都不买房，难道子子孙孙都没房？既然早晚要有房，就应当学着从有房人的角度考虑。当然，社会也要给这些青年人信心，让他们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跻身中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