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企业在客观上为社会提供了多少产品和服务，在表面上显得如何重视“社会责任”，它在主观上是为股东（资本家）谋利益的。股东凭着“剩余索取权”拿走“剩余价值”合理吗？股权激励、对赌的本质是什么？最后，儒家思想能够解读今天的企业吗？
提要
企业是当今社会创造财富的主力，它是生产要素为节约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资本享有剩余索取权而其他要素享有固定收益是最佳的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的让渡、分享，对提升企业创造财富的效果至关重要。
本章首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阴阳、五行等概念应用于现代企业，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导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句话现在只对了一半。自从家庭诞生以后，它就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细胞。但今天的非农业家庭只是生活、消费的细胞，不再承担创造有形财富的职能（家庭作坊除外）。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由企业提供，一国GDP所计量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国家全部企业的业绩之和。
不管企业在客观上为社会提供了多少产品和服务，在表面上显得如何重视“社会责任”，它在主观上是为股东（资本家）谋利益的。股东凭着“剩余索取权”拿走“剩余价值”合理吗？股权激励、对赌的本质是什么？儒家思想能够解读今天的企业吗？
简单地说，企业就是为盈余而生、为利润而存的。但讲到企业如何赚钱却有无数的误解与纷争。首先，有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克扣工资、逃废债务、欺诈客户等行径的根本不可以被称为企业，这些实际上是从事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然后，我们再分析诚信经营、善待员工、客户至上的企业如何能够赢利。最后还要讨论的是利益的分配。
一、企业的利润从何而来？
企业的利润来自于三个方面：节约交易成本、专业化和创新。
在第一章，我们论述了交易成本。实际上，企业就是生产要素为节约交易成本而组建的一个利益共同体。
先说劳动者，比如一个木匠，如果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谋生，谁家有活要做就去干几天，然后算账拿钱。闲时闲死，忙时累死，工作量平滑、收入无法预期，总有一种靠天吃饭、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事前就工钱的讨价还价和事后讨要工钱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收不到钱或被克扣的损失；忙不过来而放弃的活；闲在家里的损失……这些都可以归为木匠的交易成本。进入一家木器工厂，每周工作40个小时，每月领取基本固定的工资是个不错的选择。
投资方节约的交易成本更多。假如一个投资人看好近期的家具市场，临时招募一些木匠加工一批就散伙。卖完这批家具，如果还想做就再招人。他的麻烦比工匠们多10倍。
最后说债权人，广义地说，包括赊料的供应商和预付了定金的买家。与木器工厂打交道当然远胜于与一群小木匠纠缠。
资本、劳动力、债权人，它们节约下来的交易成本就是企业存在的根据，也是企业利润的第一个来源。
利润的第二个来源就是专业化，包括人和设备、设施的专业化。“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企业的专业化又可以分为整体和局部两层。整体专业化就是企业专一从事某项业务，比如只造汽车不造化妆品；局部专业化是指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干了几十年的叉车工只会开叉车别的不会，飞机厂制造起落架的师傅一辈子也没见过发动机的图纸。此外，对企业内部流程和管理制度的熟悉，也是专业化的一部分，这一点对组织机构日益复杂的大公司尤为重要。现代企业设备、设施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终究不及人的专业化来得重要。一个单班产能30万辆的汽车厂（工人不超过一万人），每30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平均每名工人每年可生产近30辆汽车。有的日本汽车企业甚至接近100辆！总之，专业化是新技术应用的基础、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是产品创新的保证……不仅是企业的利润，近代社会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都应归功于专业化。
利润的第三个来源是创新。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对称、交易顺畅，企业的利润却不断下降，直到净资产收益接近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道理很简单，哪个领域赚钱多，资金、技术、人才就都涌过来分一杯羹。优秀的企业家通过创新，开辟其他人想象不到的“蓝海”，为自己带来滚滚财源，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都是创新的杰出代表。
张维迎教授拥护的一种理论说：企业的利润源自不确定性。这种提法的哲理性令人着迷，但却有失片面。只有在零和博弈中，比如打麻将，赢家的收益才来自于不确定性。本节归纳企业的三个利润来源本身都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组织得不好就节约不了交易成本，甚至可能因“窝里反”而事倍功半；因专业化的方向和路径不对而倒闭的企业不可胜数，比如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仅人造卫星就发射了66颗，够专业了吧，结果大败而归赔得精光；至于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不需多言。
二、不劳而获的几种方式
资源的所有者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所获得的收益是非劳动收益，也就是所谓的“不劳而获”。总括起来，不劳而获的途径可归为两大类：投资和租赁。所有者通过剩余索取方式从资源运用取得收益的行为是投资，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论述；所有者保留资源所有权、将资源的使用权有偿地让渡给他人并在事前约定让渡的期限及报酬，以使自身利益远离风险为首要价值取向的资源运用方式是租赁。在租赁中，随使用权让渡的就是剩余索取权。也就是说，不管承租人赚没赚到钱都要交租金。
由资本承担风险并享有剩余索取权是当代企业的普遍模式，但在许多情况下剩余索取权是可以让渡的。最常见且极端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出租汽车公司。以北京为例，出租车司机每天要交220元“份钱”，假设每公里油费是0.8元，运营价格是2元。也就是说，拉上客人每跑1公里可以赚1.2元，空车时每公里亏0.8元。如果这个司机每天跑400公里，则每天加油费是320元。这样，每天的份钱和加油钱就是一个常数：220+320=540元，收入最多是800元，那么，该司机每天的收入就是一个0～260元之间的变数。司机收到的车钱在交足“份钱”、付清加油费后归他所有，这种情况下“剩余索取权”百分之百地落在了出租车司机手里，出租汽车公司的股东完全不承担与日常运营相关的风险。除去“份钱”偏高，这种安排有其合理性。因为出租车在流动中运营，公司很难监控司机是否积极寻找客源，是否精心选择路线，是否努力节省燃油；还有，必要的超时运营怎么计算加班费呢？总之，一辆出租车的运营收益完全取决于司机的主观能动性，别人无法监督也不能替代。上海最牛“的哥”每月净收入在8000元以上，最差的只有2000元左右。
上段的例子中，出租汽车公司本质上就是以“的士司机”为对象的汽车租赁公司。
总之，企业在剩余索取权上“动脑筋”是优化治理的“撒手锏”，后面将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三、为什么企业不是越大越好
理论上讲，大企业投入的边际回报率必然高于小企业。打个比方，腾讯在新增业务上投资一亿元，有可能在投入的当年就带来数千万利润。因为它有几亿在线用户，不用为新业务支付大量的推广费用，新业务部门也不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公司，管理成本也较低。而相对较小的网络企业，筹集一亿上个新项目，很难取得优于腾讯、新浪或百度的业绩。现实是，大企业不仅没有无限壮大，倒闭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除了反垄断法的外部作用，一定有某钟内在因素使企业不可能无限做大。
首先就是内部交易成本随企业规模扩大而升高。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企业内部的管理、组织和协调也是有成本的。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之处，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按交易成本理论，企业间的交易最多做到“可与立”，在企业内的则是“可与权”的（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比如一个企业将物流外包，双方对货物的品种、数量、运输距离、时间、运费结算都要事无巨细地做出约定。任何一方想要更改都很麻烦。如果企业自己有运输车队，那么许多事情都可以通过“权”来“便宜行事”了。企业的出现减少了交易次数，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
创业板首批新贵中的立思辰就是一家外包服务公司，专门针对大企业“文山会海”需要打印的文件。假如一家世界500强在北京总部的打字员，在CBD顶级写字楼里每个工位的成本会很高，工资、福利不菲，加班打东西还要付加班费，还不能随意辞退……而立思辰可以在五环外租个空置的厂房，摆上几百台二手电脑，训练“农民工”录入文档。所以，立思辰才会有生存空间。反过来说，企业还是要保留若干自己的“打字员”。因为有的文件只需打印几份，有的文件突然要得很急，甚至有时老板会吩咐“替我订上海的机票”……这些事情必然难以与另外一家企业“协调”，只好内部解决。
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同时提出，由于组织管理成本的存在，企业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起初，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通过纵向、横向一体化逐步扩张。但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也与日俱增，以至患上“大企业病”。企业的最佳规模就是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相等之处。但是在现代管理水平提高，特别是电子通信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企业的组织管理成本大幅下降，对企业规模的天然抑制力还能有多少呢？另外，现在社会越来越呈现赢家通吃的局面。几百年前，意大利的每个小乡村都会有自己的“歌王”，而电视普及后全世界都只捧“三大男高音”。大型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益远远高出中小企业。假如腾讯投入一亿上个新项目，几天之内上线人数就可突破百万，当年就可收回投资。而一个小IT公司筹到一亿元，也许3年也收不回来成本。照此算来，企业岂不是越大越好？总之，靠组织成本抑制企业规模已经难以成立，唯有政府从保障创新和公平竞争角度出发，适当限制企业的无限膨胀。
我们还可以从新的角度解释企业扩张的极限。企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是系统就要有边界，无边界则何以成系统。狭义地说，边界就是这样一条封闭且连续的“曲面”（替用数字概论）。里面是属于企业的，有限的人、财、物；外边则是无限的大千世界。企业扩张，就是把原来不属于它的人、财、物，甚至被并购的整个企业，吸纳进自己的机体内。从系统论来说是一个混乱程度减小的“熵减”的过程，必须有物质、能量和信息“支撑”。翻译成经济语言就是资金、人才、企业文化等。当企业的扩张超出能获得的支撑时，熵减过程就会被熵增过程所取代。企业这个有机系统就会趋于混乱乃至崩溃（如TCL的扩张：除了当初一点启动资金，其他方面根本不能支撑它的扩张）。
扩张之于企业就像饮食之于人类，是一种本能。市场空间大，叫“蓝海”，企业要扩张、要跑马占地；市场空间小，叫“红海”，企业还是要扩张、要“洗牌”；市场已经没有空间，叫“死海”，企业更要扩张、要“多元化”了。人有完善的传导、反馈机制，吃饱了就不吃了。企业或者企业家本人却没有这种机制。比如唐万新、顾雏军、孙宏斌、严晓群……如果他们当初在一个适当的“点”意识到边界的存在而止步，后续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企业的扩张除取决于自身素质之外，还受到“边界条件”约束。比如，市场环境、宏观调控、金融政策、资本市场风向等。因此，企业的“最佳边界”永远是动态的。企业家要把握它是需要有“大智慧”的。正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
企业的规模扩展本身也是风险的积聚。在大陆有80万员工的富士康，2010年相继出现“十二连跳”，并未超出中国的自杀率，但因为企业过大就成为轰动全球的公共危机。丰田汽车勇压全球销量第一之后，就迎来损失惨重的“刹车门”。类似的，每年做一百万例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院，每天提供两万份学生奶的送餐公司，有5000张床位的养老院都积聚着巨大的风险。
总之，企业扩张是一种本能。企业家往往不能自发、自觉地把握，而需要得到提醒。比如，其他企业倒闭的教训、系统的理论学习、咨询公司的帮助，甚或宗教、伦理、哲学方面的体悟。
四、老板会鼓励“磨洋工”吗
企业就是一个做蛋糕的大作坊，不光有面点师还得有制造场所、原料、能源、焙烤设备等诸多“生产要素”。正像第一部分所讲的那样，财富是资源与劳动力结合的产儿。在蛋糕作坊里，面点师的劳动力与其他要素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财富。
依附于人身的劳动力与劳动者本人是不可分离的，而资源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也就是说，资源与劳动者是天然分离的。但农民必须有土地才能耕种，工人要在厂房里操作设备并消耗原料、能源才能创造财富。对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时代的自耕农来讲，劳动力与资源世世代代“绑定”在一起。那时手工匠人所有的工具也极其简单、廉价，基本上都是随身携带。谁也不可能对一个木匠说：我给你提供刨、锯，你把工钱分我一半。到了工业化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垫付原辅材料需要的资金逐渐成天文数字，专用设备越来越庞大且昂贵，匠人们不可能有此财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情况迅速普及。农民可以“耕者有其田”，钢铁工人不可能拥有钢铁厂、汽车工人不可能拥有汽车厂、民航飞行员不可能拥有波音飞机。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农劳动者只需借助很少的设备就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而且，各类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内在价值基本上可以等量齐观。铁匠与裁缝，同样付出1个小时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视为相等。如果造一把锄头要2小时，做一件衣服要10小时，假设不考虑原料价值的差异（铁和布料），那么可以认为1件衣服和5把锄头的价值相等。假设面包师平均每小时可烤制1个面包，而且任何人一小时劳动的成本是一个面包。我们可以看到，裁缝每天工作10小时，挣到10个面包。自己和家人吃掉8个，其余两个用于换取别的食品或生活用品。这个没有剥削的“完美”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小家经济一样，都是进步缓慢的。
直到马克思的年代，劳动可以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由制造它所耗费劳动数量（工时数）决定。但当设备与技术在产品价值中的“份量”日益增大时，再把劳动力当成价值的唯一源泉就过时了。机器设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马克思认为机器是死的，机器对生产的贡献属于制造机器的工人，于是劳动仍然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出来的商品就越不值钱。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鼓励工人“磨洋工”来延长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样就可以提高商品的价格，赚更多的钱，变得更富有。为什么还要投入巨资购置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呢？个别资本家更新设备之举被群起效仿，“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产品价值下降。“冒失”的资本家来不及赚回“技改”成本，全行业商品价格就暴跌了。如果是这样，社会生产力怎么可能有进步呢？
举个例子说明马克思的思路：当缝纫机被发明出来，制衣时间大大缩短。假设机械工人制造一台缝纫机的时间是500小时。售价为1000个面包，其中工人获得500面包作为做工资，原材料成本折合300个面包，剩余200个面包是工厂老板的利润。裁缝用100件衣服换1000个面包，再用这些面包换取缝纫机，使做一件衣服的时间减至1小时，但需雇用一名工人每小时支付一个面包作为工资。如果市面上仍然是1件衣服换5把锄头或者10个面包，这位采用了先进设备的裁缝将比别的同行富裕许多倍。别的裁缝当然不会犹豫，也纷纷购置缝纫机，于是这个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迅速降到1小时，2件衣服才能换1把锄头。结果，制衣行业轰轰烈烈的技术升级，肥了缝纫机制造厂，却使制衣行业的收益一落千丈。
如果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制造它耗费的劳动时间，那么每个行业都会爆发“磨洋工”比赛。比如，你做一件衣服要10小时，我用20小时，他用30小时，怎么慢怎么做，最后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低……各行各业，都不希望技术创新，都追求慢！这显然与历史的进步背道而驰。
使用机器前：1件衣服=10小时；1个面包=1小时；1件衣服换10个面包
马克思算法：
使用机器后：1件衣服=1小时；1小时工资=1个面包；1件衣服换1个面包
实际情况：
使用机器后：1件衣服=1小时；1小时工资=2个面包；1件衣服换5个面包
按马克思的思路可以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技术进步只是个别贪婪资本家的冒进之举。这显然不能解释近百年来人类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成就。而且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1件衣服换来的10个面包应当全部归功于操作缝纫机的工人！如果购置新设备的“小老板”不参加劳动，他最多能从缝纫机的产出中收回自己当初投入的1000个面包。如果是这样，谁会去买设备呢？更没有人去发明设备，社会生产力不会有进步。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真实的情况：小裁缝用省吃俭用攒下的1000个面包购置一台缝纫机并雇用了1名工人；劳动生产率提升了10倍，1小时就可以做1件衣服；由于同行纷纷购置设备，制衣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为了薄利多销，换1件衣服只需5个面包；工人的工资涨至2个面包。过去，小裁缝一个人工作，每小时挣1个面包，现在1小时挣3个面包，他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提高到每小时2个面包，也就是每小时盈余1个面包；不出半年，小裁缝又以1600个面包购入2台缝纫机（缝纫机也降价了），雇用工人也增至3名，小裁缝每小时可挣9个面包……科技成果获得推广应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收入增加、消费者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这一切的根本动力是：小裁缝不劳而获的投资收益。
经过百年变迁，小裁缝的制衣作坊发展成现代企业，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增加值的有机体。企业中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料、能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维系它的是内部、外部的一系列契约。企业就是这些要素按契约组织起来谋求创造财富的共同体，每种要素都会要求分享创造出来的财富。劳动者要劳动报酬、银行拿回本息、知识产权所有者收技术转让费、原料供应商结算货款，水费、电费也一分钱不能省……各方都要求按事先约定的数额结算，各种要素的“索取”加起来一定是个常数，而企业的经营成果却是变数，谁能预先一分不差地算出企业来年的营业收入呢？这样，常数与变数之间就必须有变数填补。换言之，谁是最后一个拿蛋糕的人呢？是企业的出资人，他们在企业支付了所有应付款项之后才有权索取自己的利益。
五、剩余价值面面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定义“剩余价值”的：“产品总价值超过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素的总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他进一步说：“转变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称为不变资本。”他认为剩余价值全部由转化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产生，并且“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可大可小的”。从价值角度，上述讨论无懈可击，但真实生活中的交易讲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可以事先约定，产品的销售价格也可以通过合约锁定，但在一段时期内企业购买要素与销售产品的总差额却是个变数。全世界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精准地预告下个财年的净利润，甚至许多情况下连赢利还是亏损都无法确定，GE不行、丰田也不行。这个不确定的货币收益或者亏损由谁来承担？当然是由资本来承担，所谓剩余索取就是：该交的交、该拿的拿，剩下的归我。
可变资本，即从人力资源市场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结出了价值增值的果实——剩余价值。这个果实应当由全社会分享，按最近的学说叫“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员工、客户、社区和股东。资本以剩余索取的形式分得自己的一块蛋糕。比如一家麦当劳餐厅，顾客享受服务、员工得到就业机会、供应商取得收入，连它所在的社区都获得某种“提升”，只有出资人还在等待，如果经营不善，出资人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所有的人都得利了，为什么非要谴责出资人分到一块蛋糕（如有）的权力呢？好比甲将100万元交给乙炒股，约定不论赔赚每年都给乙10万元做酬劳。如果赚钱了，双方五五分成。上述约定对乙宽厚至极，马克思却主张甲一分钱也得不到，因为他没有付出脑力劳动。不仅全部收益归乙所有，甚至甲的本金都可以被没收。如果是这样，乙绝对得不到为甲炒股的机会。同样，工人也得不到被资本家剥削的机会。
“剩余索取”容易与“剩余价值”混淆，应当说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剩余价值是产品附加值高于工资的部分，比如10万元的材料及能耗、2万元工时费，造出的汽车价值15万元。产品附加值为5万元（15万元-10万元），劳动力成本2万元，3万元的“剩余价值”（5万元-2万元）一般称为“毛利润”。剩余价值不全是劳动力创造的，厂房设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工艺技术不是做梦白得的，运营资金不是没有成本的！扣除全部成本，如有剩余则归资本。既然如此，最关心剩余的莫过出资人，他必须出面精心组织、策划企业的运营，力争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还有风险承担的问题，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企业在创立头三年倒掉的概率远超过九成。工人拿不到工资可以立即离职，同时状告企业主。投资人血本无归却只能自认倒霉。
总之，剩余索取就是在分享剩余价值的队列中排在最后一位的那个人的收益权。看看当今民众享受的工业品：汽车、家电、纺织品、食品……消费它们的主力军不是王公贵族和资本家而是普通劳动者。而使劳动者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根源恰恰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家分享之后，剩余的部分归资本。前面讲过分蛋糕的比喻，资本家是切蛋糕的人但也是最后一个拿蛋糕的人。他当然有多吃蛋糕的企图，但工资低了招不到人、工时过长违法、产品贵了卖不出去，而随着法制的完善偷工减料等于自杀。
九成以上新设立公司的寿命超不过三年，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投资人最终都血本无归了。但是，在这些投资者短暂的“挣扎”期间，他们雇用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为社会提高了产品或服务，试探了新产品、新技术或者新的商业模式……资本投入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世纪有种思潮，认为机器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帮凶。假如工人每天劳动10小时中的4小时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其领取的工资，其余60%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剥削”了。如果采用机器后，劳动生产率是原来的10倍，而工资提高到原来的2倍，则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92%都被“剥削”走了。还有，机器使劳动强度降低，妇女儿童也可以操作，潜在的被剥削对象增加了。一方面承认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造福了全人类，承认工资有所提高使工人受益、承认劳动强度降低，却又号召人们憎恨机器。好比高高的树上结了鲜美的果实，一个流浪汉想吃却爬不上去。一个扛梯子的路人说：“梯子借你，摘下果子分我一半可以吗？”流浪汉说：“我饿死也不能让你剥削，我不仅恨你还恨你的梯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点“愤青”的意味，但在当时是有理由的。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九成，劳动条件极为恶劣。赤身裸体的工人（包括女工、童工）头顶煤油灯在黑暗狭窄的巷道里爬行，透水、瓦斯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身处同时代的人，只要有一点良知，怎么能把这比奴隶制还残忍的“工业革命”视为“先进生产”？正像今天草菅人命的黑心矿主，购置豪宅名车只会引起人们的激愤而不是敬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们预言席卷欧洲的工人革命会埋葬这万恶的制度。
但马克思的确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工商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并引发剧烈的制度变革。但新兴的工商业也耗费了大量的能源，木材、煤炭日渐枯竭。到19世纪初，英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不足5%，而由于连年战争累积发行的国债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数倍。在山穷水尽之际，资本主义制度却柳暗花明了。煤炭和石油的相继大规模开采解决了能源问题，海外殖民开拓了原料和市场（如当年英国工业的支柱是纺织业，棉花来自北美种植园，棉布则销往北美和亚洲的广大地区）。而工人阶级没有仇视机械却贡献了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发明。从纺织机到蒸汽机、从抽水机到轨道车，再到飞机、电灯……所有这些的发明者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体力劳动者。一个连几何知识都没有的工人发明了蒸汽抽水机，另一个窑工把抽水机安到矿车上，25年以后英国开始规模修建铁路！是工业技术创造的巨大财富滋养了自然科学，而不是相反。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却是资本家享有剩余索取这种制度。工人为了省力，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发明机械，资本家为这些新玩意投资，绝非出于好奇，而是为了享有更多的剩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