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广东人什么东西都敢吃，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温州人为了赚钱，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尝千辛万苦，挣千金万银；他们为了赚钱，可以四海为家；他们为了赚钱，“龙门能跳、狗洞能钻”；他们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能够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因此，他们厕所里能淘金，泥土里能生财，世博会的钱可赚，奥运会的钱也可赚，甚至连美国警服的钱也让温州人赚了。
厕所里淘金
世人都知道温州人精明，但是在温州人看来，精明也是需要灵感和智慧的。在温州，有一个普通的陶瓷厂工人，因为厂子被兼并所以下岗了。但是，不久之后，这位下岗工人竟然成了“从厕所里淘出了黄金的人”，他就是研制出“洁厕精”与“塞通”两种专利产品的王麟权。
下岗后的王麟权，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就一直闲在家中，心里有些憋气。这一天，他一不小心堵了自家的坐便器，怎么也弄不通。心情本来有些烦的王麟权就和坐便器较上了劲，非要把它弄通了才罢休。开始时他乱捅一气，忙活半天也不见效。
这时，王麟权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他开始琢磨：既然自己为坐便器阻塞所苦恼，说不定天下有多少人也和我有同样的烦恼，如果我能够鼓捣出个专门疏通坐便器堵塞的东西来，岂不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救了大家的急？
想到这里，王麟权立即意识到这里面有商机，于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马就开始动起手来。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长期在陶瓷厂工作，天天和卫生洁具打交道，具有相关化学试剂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激励着他锲而不舍。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研制出了专门用于便池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两种产品，并双双获得国家的专利。
“洁厕精”和“塞通”研制成功后，王麟权一边挂出公司的牌子加紧生产，一边申报专利保护。由于产品对路，需求量大，很快销路大开。而当时还没有厂家生产同类产品，王麟权的产品迅速行销国内市场，尽管公司规模一再扩大，有时还是供不应求，订单堆满抽屉，都来不及生产。自强自立的精神使王麟权最终成为温州巨富。
不等、不靠、不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坚信创业是一种仰赖于个人奋斗的行为，这就是温州人的观念。如果说王麟权的厕所淘金已经够奇、够精，那温州人的“烂鱼塘中生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烂鱼塘中发财
温州人赚钱素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在世人眼中通常没有价值的东西，温州人总能慧眼识珠，从中找到其潜在价值，从而变废为金，狠狠地赚上一笔。王明就是一个这样的温州青年，他靠着灵敏的商业嗅觉，从烂鱼塘里赚了几十万元。
1986年，武汉的汉西二路，当时的村委会对村前一口四五亩的烂鱼塘非常头疼，一直想请人填埋，可是集体账上又拿不出钱来。这时在此地谋生的温州小伙子王明听到了这个消息，仔细考察调研后，他认为这个烂鱼塘还有点用处。于是就和村委会签订30年承包合同，合同期5年一定，前5年先每年交承包费2 000元。当地的村民都以为他得了病，等着看他的笑话。
原来王明考察烂鱼塘周围的环境时，他发现烂鱼塘旁边开有一家废品收购站。因为他了解到，当时有关部门正为没有地方填埋垃圾而头疼。于是，他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签订合作协议：周先生负责联系，免费让有关部门在此填埋垃圾，而废品收购站老板则负责雇人挑拣垃圾，回收的废品所得双方五五分成。
为了吸引更多的废品货源，王明还给运送垃圾的司机按05元每车提成。结果，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将烂鱼塘填了起来，王明因此获利2万元。
烂鱼塘填起来后，精于商机的王明立即在填埋起来烂鱼塘上建起了小房子出租，并在房子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之后，这个小鱼塘变成了环境优美的四合院。每年他靠房屋出租就收了上万元。后来，因为城市建设，他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仅土地转让金就获利50余万元。
正所谓“任何东西一互了商人的手中，也就变成了商品”，在温州人看来，世界上没有不值钱的东西，只要你善于挖掘，总能找到财富之源。
订单的信函寄到了中央
世人都知道温州人很能赚钱，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温州人的赚钱很多时候是与政治、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据调查，91%的温州商人都关心政治。道理很简单，经济政策是受政治影响的，只要政策活了，商业就活了，商人也就活了。因此温州商人十分关心政治。
高考一恢复，财源滚滚来
有数据表明：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关心政治。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为69％，女性为62％；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为76％，高中及以下学历为59％。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在外人的眼里，温州人无非是一群精明的生意人，似乎与天下大事沾不着边儿。其实温州人关心政治要从怕政治说起，正因为温州人历史上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识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诚然，温州人所关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政治。
正因为温州人有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以政治为准绳。调查显示，60％的温州经营者因为某项国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放弃或更有信心地作某项投资。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就如同一群紧盯着猎物的猎人，一旦政策发生变化，赚钱的机遇来临之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击，总能在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赚得盆满锅满。因为他们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开采政治矿藏。
1977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笔，因为就在这一年，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温州人也从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动起了赚钱的念头。温州金乡就有一位姓许的老汉率先从中发现了商机，他先在脑子里拨起了算盘珠子，很快就描绘出了一幅喜人的场景。
许老汉脑子里的算式是这样开列的：首次高招人数不会太多，但按全国招收40万学生计算，就是一项大生意，大得足以办起一个厂。一人一枚校徽，全国就要40万个，在校的教职工也有十多万。校徽加起来就是50万个，一个卖上两毛五，就有125万元的进项。12万元，在那个年头，对于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蓝图虽大，还要靠一步步落实，但温州人从来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许老汉也是说干就干。于是他揣了点盘缠就出了门，到全国各地高校招生办公室索要简章，还用照相机拍了各校的校牌，然后设计出了校徽图案，剩下的事便是向全国各大高校发出合作函。
虽然事情并不像许老汉想的那样简单，但他的收获也不少。据说当时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办公室主任正为几千枚新生的校徽发愁，恰巧就看到了来自温州金乡的信函，打开时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设计图。设计美观，设计稿上的校牌字体也无误，价格更是便宜，他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回函，确定了此事。
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军徽也是温州制造
许老汉从新闻报纸中“嗅”出大生意，这一招教会了不少的父老乡亲。成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温州人走出家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这些年来，无论是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而且温州金乡的徽章业务已经开展到了美国的海陆空三军，甚至到了联合国。
也许你不相信，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创造这一系列事迹的人就是“徽章大王”陈加枢。
１９５８年出生在温州金乡镇一个农民家里的陈加枢，因为家境贫寒，１５岁时，高中没有毕业就不得不辍学，进了金乡镇一家五金厂做了名学徒工。１９７５年秋，陈加枢应征入伍，在铁道兵部队当了一名文艺兵。１９８０年，陈加枢退伍回家时，看到生产徽章的作坊比较多，便也打算去跑徽章业务。
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跑了趟山西，花了100来块钱，结果就接到了7 000多元的订单。这之后，陈加枢在家乡干起了用榔槌做校徽的活。干了几年的手工作坊之后，一心想要做大的陈加枢在1983年，和四个好友合股，办起了金乡徽章厂。
起初，陈加枢为了打开自己的销路，创出自己的牌子，就花大本钱，跑到大上海，在一家大酒店搞了一个“徽章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厂家的关注。厂子的名声大振，订单也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寄来，但是因为管理上的混乱，厂子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还亏损了十几万元。
面对这种困境，股东们都坐不住了，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时，陈加枢站了出来，他对大家说：“你们都不要的话，我要，厂子亏的几十万债务都由我负责。”陈加枢一直相信：有风险才会有利润。就这样，陈加枢大胆地接管了整个金乡徽章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