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一天，16岁的罗云远随身携带了一百多块钱走出了家门，出来闯荡了。可是到达武汉后不久，他身上只剩下几十元钱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担忧起自己的生计来，于是只能去吃最便宜的清汤面，接连几天后，连吃面的钱也没了，只好挨了三天的饿。
后来，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向老乡和朋友求助，借了钱租了一个门面，又四处找人，从老乡那里借了一部分货物，一间很简陋的小店面开张了。开始几年，生意勉强能糊口。
但他觉得做这行不是发财之道，不久又转入五金行业。这次，他有了货源优势：家乡温州龙湾区是生产五金电料的大基地，亲戚朋友很多做这行。1993年，罗云远在清芬路以1 000元/月的价格租下一间30平方米的门面，他从朋友那里赊货出来做批发。
凭着“亏本买卖”的生意经进的货以低于进价卖，引得客户纷至沓来，销售增长很快。一年过去，高进低出也只亏了两三万元，但厂家“借”给他的货源达到几十万元。罗云远用这些铺货借鸡生蛋，如卖出货款20万元，再进回100万元的货，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
就在1995年的一天，罗云远和一帮朋友吃饭，他随便问一位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朋友，下一步有什么动作，对方透露：湖北省电网马上要开始改造。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云远凭着一种商人的特有敏感，觉察到了这里面的大商机。他想到：一旦改造电网，肯定需要大量的 电表、电线、电缆之类的东西。如果每家每户都需要一块电表，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于是，罗云远为了抢占这个商机，第一时间赶赴浙江，找到一家中外合资的五金厂，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得到了该厂电表的湖北地区独家代理权。而那时的湖北市场上，符合国家标准的电表还不多。就这样，湖北的电网改造历时五年，手握大量优质产品的罗云远一下子就获得了两三千万元的销售额。
但是，这时的罗云远越来越不满足于五金电料市场中那点微薄的利润。他在寻求着更大的商机。后来，在一次世界温州人联谊会上，罗云远得知飞利浦国际照明集团想与国内商家合作建厂，开发中国市场，这令罗云远十分心动。于是，通过一个在法国的温州华人牵线搭桥，他和飞利浦签下了合同。
接下来，罗云远来到广东中山古镇这个世界最大的灯饰市场，斥资1 000万元，兼并了当地的一家工厂，凭着当地在原材料、贴近市场等各种有利的资源建起了自己的企业。该企业投入生产后，一年就实现产值两千万元。
现在的罗云远正在筹建一个千亩的温州商贸城，力求将温州模式直接带到武汉，这就是那个曾经吃过苦、挨过饿的温州人创下的辉煌。
中国另类的“游牧民族”
“中国犹太人”
温州人就如同一个游牧民族，为了赚钱，他们四处流浪，四海为家。过去人们常说：海水所及之处皆有华人。今天人们会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必定有温州人，有钱赚的地方，也必有温州人。“中国犹太人”已成为温州人的代称。
自古以来，温州人就有不断地向外迁徙的历史。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有上千年移民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北宋。现今侨居海外及港澳台的温州人就有好几千万，分布在世界87个国家与地区，主要是在西欧与美国。
法国、意大利、美国是温州移民三大聚居国。然而作为“中国犹太人”，温州人安家落户的身影在全世界五大洲都可以看到，甚至远至你根本没听说过的一些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一个西非小国，比如苏里南——一个南美小国。
究其原因，就是温州人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无论走到什么样的地方，他们都会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凭的就是一种极强的适应力和强烈的赚钱欲望。
“温州人四海为家，哪里能赚钱，我们就到哪里。”现任泰州市浙江工商会会长的张连松说，泰州是一个新组建的地级市，处在“长江三角洲”与苏北地区结合部，城市不大，但发展空间和潜力却很大。这里的很多项目和市场还处于空白。另一方面，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已具备了大规模吸纳外来资本的能力。从市场进入的门槛、投资成本、经营风险等因素看，上海和苏南城市要比泰州高得多，而且那里的许多投资项目竞争已经饱和。想要再掘一桶金，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连松认为，从真正意义上讲，温州的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并具备向外扩张能力始于最近这两三年，而且这种扩张也只是一种中小规模的资本扩张。在这种情形下，只能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寻找适宜生长壮大的空间。可以这么说，只要有钱赚，温州人就会四处闯荡，忍受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经商潮、打工潮一波接一波，但总体的趋势是内地往沿海跑，北方往南方跑。要打工，当然是工业发达地区好找活干；要经商，当然是生意繁荣之处有钱赚。但温州人却反其道而行，他们往内地跑，往北方跑，往落后的角落跑，有很多温州商人甚至一跑就跑到塞外边陲、穷乡僻壤。温州人到了落后地区，总是能在那里发现商机，找到财路。
这是温州人的特性使然，他们喜欢开创新路，不喜欢跟风。发达地区商业发达，新路子不多；落后地区相对闭塞，市场缺口大，更具发展潜力。温州人最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总是能赶在开发潮流之前抵达落后地区。据统计，在西部大开发仅仅开始动议时，西部各省会城市中已充斥着大批温州商人，数量达30余万。其中以四川最多，有12万温州人；其次为云南、陕西、新疆等省区。成都、西安、昆明三大城市的温州商人均在4万以上。连最偏远的新疆和拉萨，也有成千上万的温州人在那里经商。
扎根新疆十年，成就棉花大王
新疆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大西北，它的幅员辽阔、它的地广人稀、它丰富的物产却吸引了很多的温州人前来生存经营。现为永嘉在外商会会长中最年轻的会长李松才，就是一个自高中毕业就独身一人到新疆闯天下的温州人。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奋斗，现在的李松才在北疆地区已拥有6个轧花厂，年产值超过2亿元，成为了新疆地区赫赫有名的棉花大王。
1990年，李松才高中刚毕业，就凭着一种强烈的创业激情，只身一人来到地处边缘、幅员辽阔的新疆自治区。概括李松才在新疆的经历，大致有三个大的转折：
首先，第一个成功进驻“新百”之人。在那时的新疆，规模最大、品位最高、信誉最好的商厦就是当时的新疆百货大厦，李松才认准了“新百”的黄金地段柜台的承包权。于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他找到了“新百”的总经理，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也许是被面前这个温州青年的勇气所打动，从来没有私人承包柜台经营的“新百”居然为他破例了一次。此后，顺利租到柜台的李松才，在“新百”经营起了皮鞋和服装，当年就获利丰厚，为他在新疆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创办新疆地区第一家民营轧花厂。20世纪的90年代，新疆的棉花渐渐成为抢手货，于是，不少的温州人先后来到新疆通过收购或者贩卖棉花发了大财。商业嗅觉敏锐的李松才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发财良机，于是，在1995年，凭借自己几年来在新疆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率先在新疆盛产棉花的乌苏市头台乡创办第一家民营轧花厂，因为经营得当，又取得了圆满成功。就这样，李松才很快就成了当地的一个显赫人物。
最后，历经挫折，最终选定立足棉花，做大、做强。其实，很少有人在事业上会一帆风顺，李松才也不例外，从承包柜台到办轧花厂，李松才的事业一步步壮大起来。这时一心想要做大事的李松才要想扩大经营规模、拓宽经营范围，于是1998年他卖掉了轧花厂转向服装品牌连锁经营。也许是求胜心切，李松才的决策有些草率，管理上也存在问题，结果服装经营全面失败，血本无归。此时的李松才，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痛定思痛之后，决定重操旧业，将目标立足在棉花产业上。利用自己在新疆的资源优势，李松才重返江湖，2001年组建了新疆康瑞棉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
从此，李松才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产业定位在新疆的棉花上，希望在新疆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发展“一黑（石油）一白（棉花）一红（西红柿）”产业王牌中，占据“一白”的独特优势，截止到2005年，李松才的康瑞棉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在乌苏、博乐、精河等县市发展了6家轧花厂，业务遍及整个北疆地区。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上，李松才说要咬定棉纺不放松，要在棉花产业里做大自己的企业。
李松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棉织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加之新疆政府的大力扶植，经营棉花必将拥有辉煌的前景。
这就是一个在新疆的温州人的创业故事。只要在商品流动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就有温州的市场。温州人这种为了生存，为了赚钱走四方的品格，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而且无数温州人成功的事实，印证了这样一句老话：树挪死，人移活。正是温州人这种为钱走四方的观念，使他们走出了封闭的家乡，来到了外面的大世界，挖取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宝藏，赢得了无数的财富。
行走在世界屋脊的温州人
众所周知，在拉萨，这个建在世界屋脊上、海拔3 600多米的“日光城”，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强烈的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头痛得厉害，连走路、说话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
就在这样的雪域高原，也活跃着温州人。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来到这里安营扎寨，艰苦创业，抒写着一个个精彩的人生篇章。
郑月球是最早到拉萨创业的温州人之一。1980年，年仅20岁的他经过长途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高原反应又让他好几天起不了床，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当时的拉萨，到处都是土房，到处都是垃圾堆，整个城市找不出几处像样的绿化带。“和温州比，这里简直落后了几十年”，郑月球笑着说，“不过，也幸亏这里穷，我们才有机会发展。”
当时有很多温州人为生计所困来到拉萨寻求发展空间。那时，在拉萨的温州人主要从事的行业有木匠、裁缝、油漆工、补鞋匠等。
“我刚来时也是做木匠，吃住都在藏民家里，而且一做就是5年。”郑月球说。可以想像一下，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到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20多年间他要经历多少漫长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