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从尚未成熟的罂（yīng）粟果里取出乳状液体，将其干燥后变成的淡黄色或棕色固体，味苦，熬制成烟土。罂粟是一种两年生草本植物，花红色、粉红色或白色，可供观赏。
鸦片中含有大量的吗啡和尼古丁，具有强烈的麻醉性，医药上用于止泻、镇痛和止咳，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如果用的次数多了，就会上瘾，最后导致身体衰弱，精神萎靡，失去劳动能力。
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以前，鸦片输入中国每年不超过200箱，当时是作医药用，由葡萄牙人贩运进口。
但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输入量增加到1000箱。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
1787年，英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专卖权，1797年，又给它制造的特权。这样，中国遭受鸦片的毒害越来越大。
罂粟最初产在希腊，后来传到了土耳其、印度等地。直至唐代，我国才开始有人栽种，当时，只在药店里出售，人们用其治病，还没有吸食的习惯。
起初，吸食者仅限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大商人。后来，就连一般中小商人、手艺人和当兵的也开始吸食了。英国侵略者看准了有利可图，便在印度大量种植罂粟，加工后偷运到中国，使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和鸦片贩子们大发横财。以1813年为例，每箱鸦片成本费是237印度卢比，而公司的拍卖价，包括英印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是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利润的三分之二归公司所有，三分之一归英印政府。鸦片税是按成本300％以上抽税的，加上鸦片过境税，共占英印政府总税收的七分之一。鸦片贩子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转手之间获利高达两三倍。
贩卖鸦片，完全是一种罪恶的勾当，英国侵略者自己也非常清楚。一个印度总督在一份声明中说：鸦片有害健康，除了对外贸易，在国内应该严格限制。
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还有美国。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单是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美国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就有1．9万担，占鸦片进口总数的40％。
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唯利是图的英国鸦片资本集团，千方百计向中国推销鸦片，销售额逐年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已经成为英国对华贸易中的主要“商品”，中国由出超国逐渐变为入超国，鸦片贸易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主要手段。
鸦片贸易不仅有利于英国的鸦片资本集团，而且与英国的工商业资本集团分不开。他们用英国的棉毛织品换取北美的小麦和印度的棉花，又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丝、茶和白银，作为棉花、毛纺织品的代价。这样，单凭在印度种植鸦片，就可换回这一切物资了。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向中国输入的鸦片一年比一年增多，高峰时竟达到4万多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仅广州一地，流出的白银就有8974000多元。鸦片战争前十几年间，贩运来的鸦片就价值1.88亿元。因为白银外流，中国的白银越来越少，造成银价不断上涨，钱价下跌。清初的时候，白银1两兑换铜钱七八百文，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银价涨了一倍，1两白银已经可以兑换铜钱一千五六百文了，钱价跌落一倍以上。
清政府规定纳税要用白银计算，农民出卖农产品得来的铜钱，在纳税的时候必须折合成白银入库。银价高了，农民的负担也就自然增加了。银贵钱贱，造成物价上涨，又严重影响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
鸦片走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难道官府就管不了吗？一个叫查顿的鸦片贩子曾公开说：没有比偷运鸦片去中国谋利更简单的了。那是因为广东的大小官员一个个见钱眼开，只要用重金收买，他们就会把皇帝的诏令抛到一边。
早在雍正七年，清政府就开始下令禁止鸦片贸易。鸦片贩子根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照旧在商馆里出售鸦片。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加重刑罚，声明四年后将采取最后措施，查禁鸦片。他们就用贿赂手段，买通澳门的中国官吏，在澳门设立货栈。可这样要受到葡萄牙人的限制和征税，于是他们干脆买通广州官吏，直接把鸦片运进黄埔。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清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限令广州行商具结保证，查清外国商船确未携带鸦片，才准进口。英国鸦片贩子把趸船移到伶仃洋岛附近洋面，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偷运内地。道光六年，清朝政府又在广东设立了水师巡缉机构，专门查禁鸦片走私。没过多久，这个机构就和鸦片贩子勾结在一起了，只要每箱鸦片出价10元，就可通行无阻。
当时，有个名叫韩肇的水师副将，是政府派到海上缉拿鸦片贩子的。他不仅不履行职责，反而利用缉私船只，帮助鸦片贩子走私。他们约定，每运进1万箱，就送给他相当于几百箱鸦片价值的酬金；还提取一些实物进献朝廷，说这是他缉私获得的。蒙在鼓里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他是个贪赃枉法之徒，竟提升他做了总兵，还奖给他一顶插有花翎的官帽。
道光十七年的一天，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走私船“玫瑰号”装着300箱鸦片，准备在南澳岛抛锚卸货。镇守该岛的清军水师副总兵闻讯，指挥两艘战船赶来。玫瑰号船长备办了上好的雪茄和美酒，恭请这位大清官员上船享受。烟酒过后，他一本正经地询问抛锚的原因。船长再三说明，他们只在南澳补充饮水和柴草后就启航。副总兵打着官腔对玫瑰号船长说：“在淡水供应问题上本官可以通融，但是，备好饮水和柴草后，得立即驶往黄埔，不得开向其他港口，这是朝廷的诏令。”
船长很快明白了他的用意，答应按照老规矩办理，给了他一大笔钱。副总兵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
尽管清朝历代皇帝都下过禁烟的诏令，特别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还采取严厉的措施，可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越是禁烟，鸦片贸易越是频繁。原因很简单，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清政府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