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抓文艺革命起家的江青，得悉山西省有个晋剧节目《三上桃峰》正在北京参加调演，此戏被认为是为***翻案的舆论工具，在接见山西演员时喊出了炮轰司令员谢振华的口号。于是山西的派性斗争升级了，全省开展大批判，省城又出现大字报的海洋。2月上旬，山西省委包括李顺达在内的十二名常委被召到北京，整整批斗了一个月，王洪文等人轮番接见，说是为了解决山西问题。
李顺达与陈永贵又在北京城见面，他们二人都看过山西梆子《三上桃峰》，原先都认为是一出好戏。然而在此时，李顺达却因“与《三上桃峰》有关系”成了阶下囚，而陈永贵成了最受信赖的革命领导干部，让他协助山西的工作，领导批《三上桃峰》，批判司令员等部队首长，以及省文化局长和编剧，批判山西省在学大寨问题上将大寨与西沟搞平衡的严重错误。当时认为大寨是高不可攀的，将它与西沟同等对待，是对大寨的亵渎，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批判与审查，难以脱身。这是后来人无法想象的。
李顺达这个并不懂得文艺的老农民与《三上桃峰》这个山西梆子戏被捆成一团，又将西沟在屯留种地一事当成反大寨的确凿罪证。李顺达才过了几天太平日子，这一来，又被推进了烂泥坑！
在这个北京会议上，周总理也不得不点了李顺达的名。
周总理说：“李顺达同志，你清楚了吗？”李顺达回答：“清楚了。”其实那时许多人包括李顺达都不清楚“四人帮”到底要干什么。
周总理又说：“你和陈永贵过去有点矛盾？”李顺达回答：“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老陈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我和老陈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俩没有利害冲突，更不会有矛盾，为啥说我们对立呢？”他说的都是心里话，他确实从来不说假话，只是有些看法与老陈不大相同。比方农民在自家院里房前屋后小块地上种些果木树，他认为合情合理，没有损害集体利益，甚至维护了集体。因为这样一来，娃们不会到大队果园去摘果子，有什么不好？老陈他们大寨把这种事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这尾巴，他与他们的做法不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去批评老陈与大寨的意思，算是求同存异吧。他没有去声张，认为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
谢振华司令员过去一直支持李顺达，老李也十分尊重这位部队首长，但在中央领导人决定批谢司令员的时候，却要李顺达表态，他也不得不说了几句违心话。他不是见风使舵的那种人，只因为是共产党员，要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这样做曾使他于心不安，彻夜难眠。
在此次北京会议上，陈永贵被中央委以重任，让他辅助山西的工作。又一次翻烙饼，又一次大换班。对此，李顺达既不眼红也没有大权旁落的沮丧，他其实并没有掌过权。这样那样的副职，也只是开会时来坐一坐而已。他知道是革命需要个农民出面，他用不着费那个心机。
197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他正想扭转全国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江青一伙担心无法乱中夺权，通过毛远新告了邓小平的状，于是又乱起来了，什么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
1974年冬天，山西出了个“共产党不选共产党”的事件。那是在太原晋祠选举出席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中有省里的第一把手，出乎人们的意料，第一把手落选了，李顺达被列为没有投票的怀疑名单，李顺达满腹委屈与愤懑无处诉说。这种投票真让人费解，自己从来都是服从领导安排的，哪能让领导为难？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是投票，我愿意选谁就选谁；既然设计成无记名的，就有权利保守秘密；要是领导不放心，何不让大家都签上名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的泪水里，而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却仍在进行，标语刷在大街小巷甚至偏远农村的土坯墙上。
李顺达对这一切都无法理解，热衷打派仗的人还鼓动他去北京送材料，两派的仇恨愈来愈深。由于自己被动卷入这场无聊的派仗，他已身心交瘁，患了严重的心脏病。1976年的夏天，他去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听说七月在西沟接待站召开“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李顺达便回了西沟，他担心这个会对他们西沟不利。此时他对这场“文化革命”已毫无兴趣，但那个以他为旗帜的联字号在省城太原大闹一场，把省城第一把手王谦揪到大卡车上游街，此事震惊全国。
中央发了指示，不少人向王谦同志拍发了慰问电报。李顺达在西沟养病，对此事的发生发展都一无所知，没有发慰问电报，于是一辈子植树造林的他，无意之中种下了苦果。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同哀。中央委员进京守灵，李顺达对着他敬爱的领袖遗体大哭一场。他已很久没有和毛主席面对面谈谈话、拉拉手了，巴望着以后有这个机会再听听他老人家的教导，想不到竟然永别了，伟人！
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粉碎，神州大地又到春天。经过揭发才知是这伙坏人出尽坏点子，把这场“文化大革命”搞得乌烟瘴气，除了少数几个掌权者，人人都心惊肉跳，朝不保夕。这一折腾就是十年！害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时间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不像林彪说得那样句句是真理。比方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李顺达只能接受前两句。至于与人斗也其乐无穷，他就做不到，何况被斗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坏人。李顺达头脑清醒了，他想起“四人帮”借《三上桃峰》这个梆子戏把山西、也把自己整得死去活来。李顺达与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一样，认为“四人帮”下台后，日子会好起来。
伤痕累累入另册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们不知道下一步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李顺达更是做梦也没想到山西的几位掌权的领导人把自己列入了“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物。当全国开展“揭批清”运动之际，他再次成为靶子。在“文革”十年的噩梦之后，失去自由的李顺达，被人一会儿沉入水底，一会儿拖出水面。在这沉沉浮浮的折腾中，李顺达简单的人际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他被“四人帮”一伙整得死去活来，如今把他与“四人帮”体系捆绑在一起，成为清查的重要对象，使山西广大群众瞠目结舌。
1977年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与山西省省委书记兴致勃勃出现在大会上。李顺达也带病赶来，他不知自己成为被锁定的斗争目标，即将对他下手。
大寨一名女将的发言气势汹汹，虽未点名，却是直指李顺达等人。
与往常不一样，没有安排李顺达发言。分组讨论时几位省领导到平顺组来听会，拉长了脸，没有发言。这是在向李顺达施压，虽说他老实，却不傻。他们把反大寨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够冤枉的！
自从毛主席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他诚心诚意地学，带领西沟的干部一遍遍地参观。对那深翻、深刨的土壤还用手掌去量那深度，以便学到这宝贵经验。他一直对西沟庄稼人说，不能因为西沟是老先进单位就骄傲自满，比自己先进的单位有的是！如今大寨的经验在全国推广，西沟得认真当小学生，学他们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学他们建设大寨田的雄心壮志；学那先治坡、后治窝的先进经验。他自认与陈永贵是好朋友，打心眼里佩服他的精明能干与他的机灵脑瓜子，虽说老陈也没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有板有眼，一套一套的，大寨经验好，经他一总结就更是精彩了！他承认自己拙嘴笨舌不会说，老陈这一套他这辈子也学不会，难道就因为学不到这套本事就是反大寨吗？实实地想不通！
他返回平顺时已筋疲力尽，却仍主持召开平顺三级干部会，他在会上做了个关于“学大寨”的报告，提出了学大寨的新措施。
他抱病坐上车检查全县二十多个公社的春耕生产，向社队干部反复念着学大寨这本经。他已是上气不接下气，还是坚持上山下沟，回到车上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平顺人为他的健康操心，他说：“不打紧的，车上有氧气瓶，实在上不来气，吸上几口氧就行。”他是中央委员，自己不在乎，周围的同志看重他这身份，担心有个闪失没法向组织交代。
山西此时有人忙着将李顺达与“四人帮”挂钩，又忙着将“山西反大寨的总后台”这一桂冠扣在李顺达脑袋上。他那位农民朋友当了副总理，当了副总理的农民朋友对他老李怎么想呢？要知道，老李心里总装着这位老朋友呐。亲不亲，线上分，他俩是农业战线上的战友呀！
1977年的伏天，又在晋祠开会，选举党的十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两年前在这里开会选举出席四届人大代表，省委掌权人落选了。
这是山西的大事，更是这位掌权人记忆犹新的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