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说：
我在《丰乳肥臀》中描述了高密东北乡从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变成繁华市镇的历史。描写了这块土地的百年变迁，母亲们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不屈地挣扎着，她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大地又汇成了滔滔的河流。当然她们也有幸福和欢笑，她们伴随着人类的步伐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也在缓慢地进步，每前进一步都要用血泪把脚下的土地浸透，但毕竟是在前进。只要大地不沉就能产出五谷，只要有女人就有丰乳就有肥臀就有母亲人类就能生生不息。人类总是在绝望中奋起，总是在没有路时踩出路，总是渴望着幸福奔向光明，犹如飞蛾扑火。在火与血中，在一代接一代的牺牲中，小脚解放了乃至即将绝迹了，新法接生了婴儿不再诞生在街上扫来的尘土中如我那样，乳罩产生了为了健康也为了审美，人民当家做主了尽管还有贪污还有腐败，尽管文明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物质的进步也带来了道德的沦丧，但人类毕竟认识到了这些负面效应并力图矫正之，尽管人类无论多么进步也摆脱不了痛苦的折磨。旧的痛苦消失新的痛苦产生，但肌肉发达、骨骼匀称的男子和乳丰臀肥、花容月貌的女子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不息就是大自然的奇迹，就是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幸福！——这一切都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力图表现的，只可惜限于才力，难以表达思想之万一。
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
莫言：恋乳的痴狂
■邓晓芒
20世纪90年代寻根文学在其向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深层探索中，越来越突出了一种恋母情结。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从张贤亮开始，张承志、贾平凹、顾城、张炜，总之，凡是标榜某种“纯情”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种恋母情结而不能自拔；就连王朔的“痞”和韩少功的学问，尽管主观上竭力想和对母亲（自然、群体、文化）的依恋拉开距离，但那背后仍隐约现出一股不可抗拒的无形的力量，要把他们拉回到母性的温存和幼儿的纯真。1996年初，我在一次学术座谈中有一段发言，用“文化恋母情结”这个概念概括了我们时代的回归传统、回归自然的倾向：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当前的道德沦丧就是传统文化的沦丧，所以主张回到古代传统中去寻求道德资粮。我认为这种看法表明了一种文化上的“恋母情结”。中国文化发展到20世纪，一直是一种母性（女性）文化，从来没有断过奶。“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说法，纯粹出自臆想。“文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断裂而不得，在后者是自以为断裂了实则变本加厉。实际情况是进入21世纪，母亲的奶水已显得越来越稀薄清淡，这既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又是由于孩子开始发育，需要更多营养，这时就应该断奶，吃点别的东西。我们常在乡下看到有的孩子两三岁了还不断奶，甚至五六岁了，吃几口饭还扑到母亲怀里吃几口奶。这容易使孩子营养不良，在精神上处于婴儿状态。
认为外来（男性）文化是对母亲的侵犯和亵渎，因而憎恨、拒斥西方文化，想单靠母亲的奶水长大（自力更生），这是恋母情结的一种表现。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还处于不成熟或未成年状态，尽管有五千年历史，却像个老小孩。判断事情不是凭理性，而总是凭感情；听到对母亲的批评不去想有没有道理，而只是掂量是否“太过分了”。这是一种“自闭症”……
传统文化的奶水挤干了，但留下了我们这些儿女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说恋母情结在现代就表现为自恋，人们在大谈传统文化的辉煌灿烂时往往会觉得自己也变得纯洁、光辉起来，有种崇高感，上升到了某种一尘不染的“境界”，不知身在何处了。但一到现实生活中，白日梦破灭，说的和做的不一致，表现出一种有意无意的伪善。
座谈会上，刚刚读过连载于《大家》1995年第5、6期上的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文学评论家昌切先生立刻用这部小说的主题印证了我的发言。当我后来读到这部作品时，我深感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莫言凭他对文学的敏感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灵气，发现并抓住了我通过文化和哲学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时代各种症状的病根。
莫言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基调是红色的，与寻根派大同小异。但他着力表现的是男女主人公的血性和烈性，连小孩子（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都是那么怪怪的，显得桀骜不驯。拍成电影的《红高粱》更是充满一派原始古朴的阳刚之气，令外国的洋导演们大跌眼镜。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拼命鼓吹阳刚之气和民族精神的年代，莫言的作品是这一狂热思潮中令人惊叹的浪花。
然而，当浪漫主义的红色激情消退之后，人们渐渐从这种貌似阳刚的呐喊底下，听出某种缠绵阴柔的调子来，发现那些痞里痞气、匪里匪气、充满霸气与杀气的民间英雄，心理上却是那么幼稚和残缺，他们的“气”不是自己独立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从“高密东北乡”这块“热土”中浸润而来的，是我们这个“食草民族”祖祖辈辈从“我老老爷爷”、“我老老姑奶奶”那里（见《红蝗》）一直沿袭到“我爷爷”、“我奶奶”一脉相承的传统资粮。所以，不论这些人干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对他们的敬佩总是停留在外部形象动作的剽悍和行为的中规中矩（合乎“义”这一简单的游戏规则），认为他们体现了某种原始生命力的充盈和爆发，足以和我们今天人性的萎靡、苍白相对照。但我们毕竟感到，在今天要模仿那些顶天立地的人物来处世行事将会是多么天真、愚蠢和异想天开。那些人物不能给现代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更多丰富的食粮；他们自己的内心就是平板的、简单的，犹如一些孩子。《红高粱》中的人物个个都像没娘的孩子，他们在胡闹了一通之后最终都想起了自己的亲娘——高密东北乡的父老乡亲和民气，并坦然为之献身。这种由观念混合着想象力刻意营造出来的虚假的“阳刚之气”，在莫言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丰乳肥臀》中便烟消云散，显出了它底下的真实的一面：阴盛阳衰、恋母、心理残疾。我们简直可以把《丰乳肥臀》看作对《红高粱》的一个全面否定和批判。
《丰乳肥臀》一开篇，便写铁匠上官家一片阴盛阳衰的颓唐气象：上官父子生得矮小委琐，在打铁营生中只能当夫人上官吕氏的下手；儿子上官寿喜百无一能，打起老婆来却心狠手辣；儿媳上官鲁氏连生了七个女儿（其实都不是上官家的种），在惨遭虐待、实在无法再活下去的情况下被洋牧师马洛亚神父所救，并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才生下了男女一对双胞胎，即金童（小说中的“我”）和玉女。上官鲁氏从此信了天主教。小说的寓意十分明显：古老的传统只有引进外来文化的因子，才有可能形成“杂种优势”，摆脱阴盛阳衰的颓势。当然，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整个外部环境的导向。
正如《红高粱》一样，《丰乳肥臀》一开始也把故事的背景置于抗日时期那个遍地英雄的时代。日寇、伪军、游击队、新四军，你杀过来，他杀过去，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是非、正义、人性，都被淹没在海洋一般的仇恨中。不同的是，《丰乳肥臀》并不着意刻画“民气”的英勇与悲壮，而是集中描写上官氏一家人的纷乱、矛盾、流离和破碎。上官父子一开始就死在日本兵的枪口下；上官姐妹各自以自己的花容月貌吸引了各种草莽英雄，使上官家成了时代各种冲突的集中的焦点。但那些英雄在小说中再也凝聚不成一股撼天动地的“精神”，他们孤立地看每个人都是血性男子汉，但加在一起却成了一台闹哄哄的闹剧，成了漂浮在历史河流上的泡沫和渣滓；真正的历史则是以上官鲁氏为代表的静静流淌着的母性，她经历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每一拨“英雄”都使她（或她的女儿）惨遭蹂躏，一个个带走她的女儿并扔下婴儿由她抚养。而她，这个人间圣母，便凭她“永远毁坏不了的”双乳（见《大家》1995年第5期，第39页。下引此书只注期刊号及页码）和坚忍不拔的生命力，在那样一个战乱年代独自抚育了整整两代人。当然，真正给了她生活的目的和信心的，还是对她的命根子、她的独生儿子上官金童的爱。
上官金童（“我”）是叼着母亲的奶头长大的，直到十几岁，他还除了母奶以外不吃任何别的东西，一吃就要呕吐，据说医学上称为“恋乳厌食症”。母亲的溺爱使他迟迟不能断奶。上官鲁氏还真的准备让他“吃奶吃到娶媳妇”，并举例说谁谁就吃到了娶媳妇（第5期第78页），实际上是想让他吃一辈子奶，吃完她的吃媳妇的。他自己也养成了一股子“不吃奶，毋宁死”的拗脾气，七岁时就因为断奶而投过一次河。这后来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精神障碍。这种对母乳的依恋是温情脉脉的，但也一开始就是蛮痞的：当孪生的八姐要来分食“我”的乳汁时，“我”便毫不客气地用小脚把她踹开，并横蛮地大哭大叫，迫使她不得不满足于羊奶的喂养。当他长大一点后，他见到任何一个年轻女人，便升起一股不可克制的欲望，要去抚摸、玩弄和吮吸她的“大奶奶”。直到他成为一个成年人，他对性关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婴幼儿的水平，虽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却不能正常地做爱。弗洛依德曾把“恋母情结”归结为幼儿时代男孩对父亲的嫉恨，从而归结为不能独占母爱的心理创伤。他显然没有考虑到上官金童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情况：父亲（不论名义上的父亲还是亲生父亲马洛亚神父）在他出生时即已死去，他“独占”母爱直到长大成人。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等于没有真正走出母亲的子宫。从本质上看，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是罕见的特例。
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夫妻关系更少地建立于爱情之上，更多地建立于传宗接代的考虑之上；一个独生子完全有可能一直独占母爱而不必担心父亲的情感侵夺，他的恋母情结和心理幼稚病也就与西方人具有不尽相同的根源和表现形式。但由心理的不健全、不发育而导致精神病症却是共同的后果。
莫言是个编故事的能手，他似乎怎么也控制不了他那脱缰野马般的想象力的狂奔，各种离奇古怪的情节在他笔下如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丰乳肥臀》中的故事更是波澜壮阔、一泻千里。但也时有人为的痕迹，如上官金童的八个姐姐及她们的后代在颠沛流离中一个个失散，最终又都以各种各样的“巧合”与金童挂在了一起。其实，莫言的想象力归根到底还是为他的观念服务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极难跳出的思维定式，从古代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即已形成了。只不过他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有了一个飞跃，这就是对传统文化心理（或曰“国民性”）的深层次的反思乃至于批判。他以象征的方式不断地使我们由上官金童的畸形心态联想到当今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和习惯成自然的各种论调，使整部小说成为一个巨大的反讽。他尽力解剖的是上官金童的精神畸变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为此他坚持从降生的第一天起就用第一人称描写上官金童的内心活动），但这只是为了更加衬托出这种主观合理性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反差，从而具有一种强有力的震撼作用和启蒙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