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如此一种罪感与忏悔意识的格外珍贵。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严格的宗教禁忌。一种严格宗教禁忌意识的缺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道德底线与罪恶感的普遍缺失。无论古今，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便很少能够看到对于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深度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个人一种突出的感觉就是，中国文学中，大凡是明确表现出了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作品，就应该被看做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样一来，诸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一系列小说、郁达夫的一系列小说、巴金的《随想录》、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废都》、铁凝的《玫瑰门》等，就都能够因为对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表现而被视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以这样一个视点来回顾莫言的小说创作，就不难发现，作家此前的小说作品中其实是缺少此种意识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蛙》看做是莫言第一部明确地表现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小说作品。
姑姑之外，小说中另一位同样具有强烈罪感与忏悔意识的人物形象，是身兼叙述者重任的“我”，也即蝌蚪。
按照小说中的描写，蝌蚪不仅有过一个十分饥饿的童年，而且成年后也有过参军入伍的特殊经历，然后又成了一名剧作家，正在搜集资料撰写一部可能永远都不会正式上演的话剧《蛙》。只要把蝌蚪的人生经历，与作家莫言的人生经历简单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多有重合之处。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也曾经有过饥饿的童年，有过当兵的经历，而且后来还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
这就是说，蝌蚪身上其实非常明显地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莫言此前小说作品中似乎很少出现知识分子形象，蝌蚪恐怕应该被看做莫言笔下第一位塑造相当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
蝌蚪形象的最值得注意处，正在于其精神世界深处那样一种强烈的罪感意识。而且，很显然，在蝌蚪罪感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蝌蚪的精神偶像——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高贵精神世界起到了一种突出的感召作用。应该注意到，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我”即蝌蚪不断地穿插进行着一种自我谴责。如果说，叙事过程中的这些言说都属于某种下意识行为的话，那么，从每一部分开头那些直接讲给杉谷义人先生的话语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一种罪感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忏悔意识，已经变成了蝌蚪的理性自觉行为。蝌蚪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灯下。”
必须注意到蝌蚪这一形象身上鲜明自传性色彩的存在。莫言其实是在借助于蝌蚪这一形象而进行着某种深入自觉的自我精神批判与自我精神反思。众所周知，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是以严格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精神的具备而最为著称于世的一位作家。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能够如鲁迅先生这样以不无严酷的自我解剖精神面对自我精神世界，能够真正地做到所谓“抉心自食”者，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不妨说写作《蛙》的作家莫言，其实也正是鲁迅自审精神的一位积极继承者。从莫言自己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他此前的作品中很少进行一种近乎于无情的自我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蛙》的出现，就真的具有一种标志性的价值，它标志着作家莫言已经成为鲁迅精神的自觉传承者，说明莫言确实由此而抵达了某种新的精神制高点。
莫言《蛙》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对于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小说采用了一种书信体的写作形式，通篇以“我”即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六封长信构成。这样看来，我们所读到的也就是身为剧作家的蝌蚪，面对着作家同道杉谷义人先生所作出的巨型内心独白。在我的理解中，这样的一种形式设计，最起码能够取得如下三方面的艺术效果。
第一，杉谷义人先生的父亲曾经在侵华战争中犯有难以饶恕的罪行，杉谷义人先生总是为此而感到惴惴不安，充满着鲜明的罪感意识。由此可见，杉谷义人先生乃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正是在杉谷义人先生一种认真思考对待历史问题精神的感召之下，蝌蚪进入了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入思考之中。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杉谷义人先生强烈罪感意识的影响之下，激发出了蝌蚪自身的罪感意识。这样，杉谷义人先生、姑姑以及蝌蚪本人的罪感意识，就彼此激发相互交织，从而构成了整部《蛙》的思想主基调。
第二，对于创作主体自身罪感意识的挖掘与表达，无疑是莫言此部小说所欲抵达的一个主要艺术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地实现一种自我批判反思的艺术追求呢？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的创作很可能对莫言产生着某种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即不难发现，鲁迅先生那些进行着严格的自我解剖的小说，比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狂人日记》等，所采用的都是一种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鲁迅先生的叙事实践充分表明，这样一种叙事方式的采用，非常有利于作家展开自我的精神世界，从而完成一种不失严格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在我看来，或许正是在接受了鲁迅小说传统的影响之后，莫言方才在《蛙》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形式。
第三，整部小说的叙事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做是蝌蚪怎样收集相关生活资料，酝酿写作一部名字仍然被称之为“蛙”的话剧剧本写作的过程。前五封信，是蝌蚪在向杉谷义人先生介绍与姑姑、与计划生育问题有关的人与事。最后一封信，则是蝌蚪创作完成之后的话剧剧本本身。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如同西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样的“元叙事”的意味。莫言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元叙事方式，一个根本的意图，也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读者拉开与自己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进而会同作者本人一起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来认识思考历史。除此之外，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在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中，插入一部话剧，在话剧的进行过程中，再插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就很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在一个大框架中套入一个小一些的框架，在这个小一些的框架中，再套入一个更小一些的框架。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小说结构本身，不仅寓言式地说明表现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叙事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关于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神奇插入。莫言插入《高梦九》的基本意图，其实正是要借助于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府官员，来最终宣判陈眉告状一案，借助于接受巨额贿赂之后的高梦九之手，来最终宣判被侮辱被损害者陈眉的败诉。陈眉的败诉，可以说是作家莫言对所谓的后三十年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最为沉痛的一种批判。但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这样的一种沉痛批判，却正是只有借助于高梦九这一形象的巧妙插入，才最后得以有效实现的。这样看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一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莫言超群的艺术想象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十分有效地实现了莫言预先设定的某种叙事效果。
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
■吴义勤
与前些年诸多“唱衰”莫言的声音不同，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唱多”莫言者。当然，这种“唱多”的态度不仅仅针对莫言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以及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我不认同以顾彬为代表的一些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那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姿态，更对他们那种以“终极性”的、乌托邦化的文学标准来比照中国当代文学的做法不以为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眼光“永远在别处”，永远看不上眼前的作家与作品，长此以往，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从文学中得到什么了。一部作品呈现了A，他们会要求B，呈现了B，他们又要求A，如果同时呈现了A或B，他们会要求其他。难道文学领域还真的有十全十美、符合所有期待的“经典”？我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也未必知道，只不过很多人需要保持一种质疑的姿态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罢了。在莫言的问题上，我们遭遇的就是这样的语境，一位作家能够以一种“魔术气质”呈现于中国文坛，能够把中国式的魔幻主义表现得像魔术一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总是以千变万化摇曳多姿的想象、匪夷所思的炫技和灿烂的思想火花给挑剔的读者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惊喜，这样的作家还不够经典、不够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对于莫言的“评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写得快”也会成为罪过？难道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以写作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其实莫言这样的作家早已是刀枪不入了，任何毁誉应该说都早已与他无损，更是无须别人饶舌去替他辩护、抱不平，然而，之所以在谈论莫言新作《蛙》之前还是跑题写下了这段文字，主要是因为实在看不懂莫言写的关于顾彬的“呼雷豹”那篇文章，本想看点痛快和热闹的文字，不想却是太温良恭俭让了，还有点中庸之道，很不过瘾，这哪是莫言啊。不过，回到《蛙》，我不得不说，这确是又一部能代表莫言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厚重之作，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那种繁复却新颖的艺术创新能力，那种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呈现给我们的无疑是莫言不断被刷新的“可能性”。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对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以及中国当代农民生命史、精神史的深刻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既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曾经的半工业化的农民国家，但也面临着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于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于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冲突，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莫言的《蛙》显然不想漫画化、戏剧性地处理这个题材，也并不是要理论性的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在《蛙》中，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思索是通过几个典型人物来实现的。姑姑、陈鼻、陈眉、王仁美等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堪称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姑姑，是一位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终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她是英雄，又似乎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小说没有简单地赞扬或者否定计划生育，而是用知识考古学般的勇气和热情，努力挖掘数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反思其间沉痛的人性代价与生命代价。如果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之痛、人性之痛具有某种原罪性质的话，那这种原罪也是现代性之罪、宏大历史之罪，正如任何革命与战争都有原罪、都伴随着牺牲一样，但这种原罪不应由姑姑来承担，它与个人的善恶人性和道德无关，姑姑是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信仰”来执行的，她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或进步事业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她不过是制度或事业的一个工具，她其实也是受害者和牺牲者。
在那些匪夷所思甚至惨烈的计划生育措施面前，我们惊讶地发现，计划生育已成了某种“战争思维”的替代物，成了姑姑追求人生至善的职业理想。而姑姑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内心坚硬的“冷血动物”，她内心的柔软与善良在“为牛接生”一章中有生动的表现，正如母亲所说：“人家都说你是菩萨转世，菩萨普度众生，拯救万物，牛虽畜类，也是性命，你不能见死不救吧！”姑姑与牛相见的一幕更是感人至深：
那母牛一见到姑姑，两条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我们的眼泪也都跟着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