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看，“秋千架故事”与“参军未遂”不妨说就是小说的两个叙述点，偶发事故的悲剧与参军的幻想就在70年代语境中如此强烈冲突着和参照着，它们的复调效果就这么显现出来了。当秋千架在半空中荡着的时候，没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和暖固然在秋千架上定情，结为百年之好。秋千架的叙述功能不是描写世俗爱情，它的叙述功能在于隐喻，那是一种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历史隐喻。这个隐喻，就是解放后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等等政策，它们是在探索怎么把中国几亿农民组织起来，转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轨道上去，转型到现代农业和现代中国的道路上去。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孙中山、晏阳初、梁漱溟等人都尝试过，却在不同历史层面上失败了。蒋介石40年代也组织过农复会，令原北大校长蒋梦麟率一批农业问题专家在四川一带实施，通过减租政策减卸农民负担，改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扭曲状况，扶持农民生产热情，从而把他们转型到工业化下端产业链的轨道上去，也就是温和的“土改”。国共交战致使土改失败，农复会一帮人逃到了台湾。结果，通过减租减息、在县以下选举等一系列温和、持续和稳定的反复试验，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土改”成功了。“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对于光复后台湾地区发展经验的研究，都不能忽略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及其后续的农业发展。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带来了稳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奠定了台湾农村复兴的基础。一九五年代及一九六年代农业与农村的复兴，则又促进了一九六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的进展，在光复后‘台湾经验’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工作，发挥了重大的影响，贡献良多。”相比之下，大陆土改以及合作化运动对农业农村没完没了地折腾，造成乡村社会文明秩序的彻底损毁，已有许多专书予以探讨。新时期文学初期，作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小说对此愤怒声讨和大加鞭挞，都证明大陆土改运动是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倒行逆施。于是在我看来，贾平凹、莫言和阎连科等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起源性”东西也在这里，这就是他们在合作化时期痛苦而屈辱的青少年生活经历。三十多年来，他们之所以笔耕不辍，辗转不安，废寝忘食以至深情寄托，也都源于此。应该说，我正是在这个维度进入《白狗秋千架》的阅读的。多年后莫言和阎连科借参军逃离农村，但是农村的惨痛经验几乎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全部创伤。我在读荡在半空中秋千架的时候有不祥预感，实际上是作家通过小说传染给我的。秋千架作为一种历史隐喻，是日常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一个非常鲜活的比喻。莫言借参军逃离了农村，然而这种不安全感时刻存在着，是他一生难以克服的心理情结。在现实层面上他成功参军，但在小说层面上他又无法借助参军走出农村这个困境式的寓言，所以他必须找出一个人替他缓解这种情结和惨痛，这个人就是暖。暖背后站着一个隐身的莫言，她其实是莫言在人世间的代言者。在贾平凹、路遥和阎连科的小说中，我们能够轻易指出哪些人物是他们生活经历的代言者，他们自己与小说的主人公有时候是难以分清的。
在我看来，“秋千架事故”中的不安全感，是旷日持久近于疯狂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直接带来的。它意味着饥饿、死亡、贫穷和丧失尊严等等东西。在这个时期的农村长大的当代作家，几乎都有这种恐怖性的经验。所以，必须用“参军”这个幻想来克服它，使二者在小说里产生出新的平衡。就像暖一样，要克服农村生活的不安全感，就得借助参军或嫁给军人来实现。这是上天赋予乡村女人的权利，应该无可厚非。在安全感不存在之后，通过它们再制造出一个新的安全感来，这就是小说家们写作的秘密。真实的不安全感，与不真实的安全感，在我的阅读里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复调性效果，从这种复调性中迸发出的强劲的历史张力，就是“我”和暖对参军的执著和疯狂的期待。如果这样去阅读，就不觉得暖摔下秋千架刺瞎眼睛的故事悲惨了，也不觉得两位年轻人无望的参军期待滑稽可笑了，它有了一种诗意般的温情，这是一种无比柔和深切动人的温情。这是来自天上人间的最美的声音。我们再来读暖对“我”说过的一段话：后来，你坦率地对我说，他在临走前一个晚上，抱着你的头，轻轻地亲了一下。你说他亲完后呻吟地说：“小妹妹，你真纯洁……”
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
也就是说，我是首先把大陆合作化运动的失误，造成当时农村普遍贫困的事实，把莫言个人的惨痛生活经验，以及他后来参军逃离农村，以倒叙视角重写暖的故事——也即他个人故事等材料组织在一起，再来细读暖和“我”的这番对话的。在被这种考古学材料所建立的宏大历史视野里，在无尽的生活长河中，我一点也不觉得暖抛弃“我”移情别恋青年军官蔡队长的动机有什么卑鄙，反倒觉得它是对70年代农村女青年爱情观和柔情蜜意心态最真实的摹写。如果不这样反而看不清楚农村当时的现实状况，看不清楚被合作化运动所抛弃所伤害的农村青年们深渊般的人生困境。更进一步说，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也读不懂贾平凹、莫言和阎连科三十多年来写作的许多小说。暖和“我”的对话，让我真正理解也看明白了这些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小说。从暖嘴里说出的天上人间最美的声音，就来自这些小说家们的灵魂深处，这是他们三十年来反复再三地写商州、高密东北乡和耙耧山的最重要的秘密。
四
“我”回乡路上与暖巧遇，要求参军和秋千架的故事，在小说结构上只是作品的开场锣鼓，它还没有抵达高潮。小说高潮在“我”应邀到暖家后才最后出现。当然这是一个俗套故事，借暖的遭遇渲染“我”返回家乡的浪漫悲情，吸引读者眼球。暖的哑巴丈夫模型来自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三十余年来写残疾人在许多作家笔下不绝如缕，真是令人心烦，例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尘埃落定》等。残疾叙述显然也是莫言的80年代小说的主要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