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张忠定调查民间的各种事情，都能了解实际情况，这是因为他不完全依赖别人的报告。他说各人都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其偏见可以蒙蔽自己的耳目。向不同的人再三询问情况，那么事情就没有什么弄不明白了。
明代朱元璋是成大事者和帝王，但他滥杀功臣招来历史学家的谴责并成为反面教材，汉代刘邦亦然。是否这些开国元勋全都秉公守法而无居功自傲之举？显然不全是。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举行盛大宴会，尉迟敬德与别人争座位的尊卑，任城王李道宗去劝他，尉迟敬德出拳殴打李道宗，差点把他的眼睛打瞎。唐太宗很不高兴，为此罢了宴，对尉迟敬德说，我现才知韩信和彭越的被杀，不是汉高祖的错。尉迟敬德感到恐惧，从此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后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也不能忽视具体角色，假如只谈李世民杀兄逼父而不及其贞观之治，当然他就无缘一代明君了，然而这不是历史事实。这里不是要重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而是强调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
明代董其昌，借助禅宗“南北”之分而构建绘画传统，并以禅宗精神形成平淡简易、泯没棱痕的书画观。中国的文人画借助禅宗冲破了心灵与绘画的隔阂，并追求由禅宗而来的感悟。有人认为，中国书画的主体意识以及审美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佛学，特别是唐代禅宗出现之后，很多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其中而导致的结果。否则很难解释先秦时期老庄哲学为何没有帮助书画走向独立，而偏偏到了魏晋佛学传入之后，乃至唐代禅宗出现，书画的创作与理论才真正达到高峰。
所谓“走向独立”、“达到高峰”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受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以至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与禅宗的出现可能有一定关联，但上述如此断言，缺少佐证。这里正需要一点辩证思维与唯物主义思想。齐白石深刻而辩证地说过：绘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
李瑞环同志出版过《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我们很多人都学过哲学，但没有抓住唯物论、辩证法之精髓。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着作，不少内容也许并不适合放在这样的书名下，但又不同程度反映了作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在“不能不讲辩证法”一节中，讲到70多公里长、500米宽的绿化带的决策是出于长远考虑。在“综合抓，抓综合”中，讲到建1.2米的给水管而不是1.5米的给水管，是因为集资困难。
其实这两件事有相似之处，但选择结果不同。长远的观点在不同背景下不是被得到同样程度的强调。
学公共课“普通物理学”时，听老师说起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意见不合，但不清楚原因何在。后来看到报道，把原因归于两位科学家对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论文排名的分歧。我听物理学界的朋友说过李政道先生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物理学界的实质性贡献大，杨振宁先生可能得第二次诺贝尔奖等赞誉；也看到过关于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现状光有正面之词，甚至对其个人生活过于关心的舆论，并因此而得出两人道德方面高低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信息越来越多，后又看到一个统计材料，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实际上除了一篇以外，李政道先生均为第一作者。但人们还是说不清个中是非。可惜的是，根据片言只语下结论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习惯，这既反映出人们对名人的好奇，也体现出思维的片面。曾见一个报道，有华人在普林斯顿大学询问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被询问的美国人不知道，这位朋友骑车去问别人，回来还是说不认识。是的，不要说是20世纪50年代的诺贝尔奖得主，即使是当年的得主，也未必人所皆知。
在过去的宣传影响下，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误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气功热，我曾在单位参加过一次由一位“老师”讲授的关于“气功”的讲座，他说他带的磁带在播放时会发出“信息”，能让感受者在听了以后身子会晃动。当时一间房里有数十人，我是不多的能“动”者之一。但我当时就对同事讲，闭眼、听音乐本来就可能导致不由自主地晃动的。没有理由认为身体的“动”与所放的音乐有什么关系。气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奇特而有效，对其进行研究是探索物质世界和人类奥秘的一种正常活动。钱学森毕生探索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的运动本质和客观规律，是世界级大师，我们民族的骄傲。他晚年系统思考和倡导更为深邃而宽广的科学体系问题，表现出卓越的动机和非凡的胆识。就“人体科学”而言，他建议由专门的人对其研究，但这与宣传、支持“伪科学”是两码事。至于其对错、是否为真理，在多大程度上与现代科学相符、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超越了人们目前的认识，是严肃而复杂的问题，有待认识的发展和时间的检验。他曾对温家宝总理提及为何在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下“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9年11月1日，我和吟茫一起去看我父母，母亲说钱学森逝世了。我内心感到非常突然和十分的惋惜，我说他前不久还说要活到一百岁呢。
社会上传说，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前，为了对等的原因被授予中将军衔。直至他去世后，此事又被重提。我曾问过极为崇敬钱学森的中国工程院前院长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教授是否有此事，朱教授说“有这个传说”。果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名单中未见此记载。如何保障媒体，包括报纸、书籍内容的可靠性，如何对待媒体的宣传、介绍，都值得深思。这需要严肃的批评精神，它也来自辩证思维的指导和习惯。
在《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的“到上海去”中，作者讲到，他不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计划经济时，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似乎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这一看似高深、严肃的话题，实际上折射出众多“精英”较为普遍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倾向。
现在的不同媒体会从各个侧面，甚至重复地刊载一些养生常识、健康事项，如吃某类食品或蔬果有何好处或特别的成分之类。这于改善全民身体素质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健康首先需要讲究平衡，过犹不及，有益的成分过多亦非好事。
况且，同样一种食品或蔬果，在有益成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成分，多吃了对人体是怎样的影响，这往往被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我对于金庸在内地影响的日益广大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写虚构小说的作家。其实我从未读过其作品，当时也不了解其人生经历与贡献，我当时脑海中的结论是颇为主观、片面的。
辩证法就在生活当中。
3.3 坚定信念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两段大意是如下的文字：生活的琐碎易使人平庸，现实的丑恶易使人麻木。于是，在忙忙碌碌的社会里，善，成了人世间的虚幻；美，成了神坛上的祭品；而真，则成了江河中不断泛起的泡沫。很少有人拥有坚定的信念，很少有人具备强大的内心，很少有人保持着不流俗的激情。
汉代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然而“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后被俘虏投降。司马迁出于公心，以其实事求是的勇气和发自内心的良知，为李陵辩护。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最后受“最下腐刑”。但他以坚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完成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着、文学名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论是为李陵辩护而获罪，还是撰写《史记》而不悔，都表明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祸国殃民，正直之辈遭捕被杀，东汉王朝风雨飘摇。在这血腥、昏暗时期，却涌现了诸如李膺、杜密、张俭、范滂等重气节、明大义的名士，他们不怕受到牵连，敢于担当责任。其中范滂因肃贪倡廉得罪了一些朝中大吏，两次被捕，他从容面对。被诛前与其母诀别，他母说：你现在得以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名誉和寿考不可兼得。范滂对其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固然不可为，然而善亦可为？范滂坚持为善，却落得如此下场！）路人听到，无不流涕。范滂时年三十三。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疾恶如仇、从善如流，而改革家往往也是具备坚定信念的实践者。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可个人的下场各不相同，有时候非常惨烈，如秦商鞅被五马分尸；有时候令人扼腕，像北宋王安石富于理想、才情高昂，但似乎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不够，两次罢相，在孤独中郁郁而终。明代张居正是一个例外。
张居正在内阁十六年，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为首辅（明太祖朱元璋时已经没有宰相的设置，首辅相当于宰相）十年，海内称治。他的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政局混乱，这个时期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的推其为圣人，有的斥他贪恋权位、生活奢侈。他甚至不起用海瑞。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其为政铁腕和改革力度。他入阁以后心中只有政局和政治。
对张居正的事业和归宿，后人有颇为感慨的文字：“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会试，成为一名新科的进士；三十六年后，又看到这位进士回来，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方孝孺不认朱棣篡位而被株连十族。史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自刎未遂被俘，严词拒绝清军劝降而被斩首。黄宗羲真刀真枪领人上战场。王夫子面对张献忠的威逼，以自残相拒；面对吴三桂相请，嗤之以鼻。王思任被张岱称为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但在清军攻破他的家乡绍兴以后，开始绝食，最后竟活活饿死。他们不是所谓“识时务者”，他们置生命于不顾的坚定信念是长久令人回味的。
这些年来，我每年要参加数以百计的项目申请评审或项目验收评审。按目前的评价体系和考核目标，相当一部分“纸上文章”最后会得到支持，尽管其结果对学科发展或技术进步可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这是资源的浪费，也是管理的无奈。也因为如此，一定有真正值得鼓励或支持的项目申请会被否定或束之高阁。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信念的支撑。诚然，信念最好由信息支撑。很多因素影响最后决策，包括决策者对该事件正确性的信息程度。科学研究表明，信息程度的估计可能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构成部分。没有思想，没有实践，信念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或者成为空中楼阁。
3.4 人文修养
兴趣、人文修养无论于日常生活还是专业工作都是一种调节和补充，甚至是灵感之源。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广义上指的是对科学以外的社会、文史、艺术等多方面的了解和欣赏。人文气息包括个人阅历的广度，将会反映在如何思考问题、言谈举止、表达自己上。在专业之外，每个人应该尽量了解：
伦理道德观念，健康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一点世界文化和历史；一定的文学艺术知识、甚至爱好；基本的审美观念和是非判断能力；生活常识及非智力因素方面的修养，沟通能力、同情心和勤劳习惯等。
2004年10月末，我陪同现在牛津大学计算实验室工作的Georg Gottlob教授并交流。Gottlob教授当年四十八岁，是当时奥地利科学院三名计算机方面的院士之一。他已是第三次来华，不过是第一次到上海，对上海的现代与气派十分赞美。期间，我们谈到了孔子、孙悟空和《易经》，他对这些事很有兴趣。他读过英文的《易经》，谈到用64根稻草算卦。
我将杨振宁先生批评《易经》思想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进程及受到反驳的事告诉他，他笑笑，未作评论。很多科学家都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尽管英国的李约瑟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在我印象中，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了解总的不多。事实上不尽然。我问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盛况，他说票非常难订，很贵，金色大厅的音乐会他只听过一次，其他的都是在家里通过电视听的。后来我去维也纳开会，终因时间问题未能有机会进金色大厅欣赏音乐。我还讲到马克思，他说马克思非常伟大，其学说很了不起。他还哼起了国际歌。
曾在牛津大学计算实验室工作十五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独立得主何积丰院士曾说起过，小时候，一开始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让他舍近求远读小学，后来才知是因为那所学校好。何老师曾谈起家里的国画大师吴湖帆的作品，讲到同样是大家的唐云的作品。他在外地有空会去艺术品市场看看。科学家的生活情趣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