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文献看，2000年以前基本上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与此类似的提法。2001年9月26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2001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到200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05年上半年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和在陈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到2006年8月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和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到在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和200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并将其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这表明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又一新的高度。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不一样，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也不一样。我们正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理论的回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明确提出了继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在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他又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可见，胡锦涛重新使用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偶然，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胡锦涛不仅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还指明了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向。他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这里指出的“三个更加”和“三个特色”，正是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着力追求的目标方向。
正是建立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推进了和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显示了和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和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多重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科学内涵包括按照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方面。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连接并促成其前进的动力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无疑，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具体来看，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演变轨迹，剖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与环节，笔者认为，新世纪新阶段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已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等多重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分析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讲的是普遍真理，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又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中国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际应用中具体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可行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可能起任何作用。
比如，要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这个原则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怎样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又大又穷、工人少农民多、知识分子少文盲多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农村包围城市，从来没有讲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这两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一般方法原则具体地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分析和综合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内容具体化。例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等论断，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理不动摇，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国情将这一普遍原理创造性地具体化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又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的政治前提下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其具体化为对不同于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等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赎买思想，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也意味着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与中国具体实际不相符合时，绝不允许生搬硬套，而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立足于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新观点，拿出新办法，才能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当时的工农劳动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反对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敌人（封建地主阶级）；当自己的直接敌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都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之时，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简言之，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才由无产阶级领导，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然而，这样的理论结论，根本不符合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情，直接搬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失败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以此为理论根据制造了“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去争取领导权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当资产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才能由无产阶级充当当然的领导者。
正是陈独秀的这种教条主义错误，才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实行北伐革命时，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最后导致中国共产党人遭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而束手无策。当然，也正是这种严重错误与挫折教训了我们，才逐渐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是半殖民地（即半独立）、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性质的国家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应是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应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类型的民主革命，其革命的对象是造成中国不完全独立的国际帝国主义（即外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中国的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一般情况下它不是革命的敌人，而是革命的动力或革命的力量之一；主要革命动力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这种革命的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这种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欧洲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在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适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所创立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没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证。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就是进行语境的转化，由欧式的语言变为中国民族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民族气派，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不同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解决具体的民族问题，从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具体化”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从而使真理性内容通过民族形式体现出来，带有民族的特点。
换句话说，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容，为了确立和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容，必须采取中国的民族形式，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