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震撼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从此他们把目光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向东方的俄国，满怀豪情地向中国人民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两条渠道传入中国：一条是由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澎湃、施存统等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传入的。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都曾到日本留学，在那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将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
另一条是由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聂荣臻、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法国传入的。五四运动以后，这些留学生先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攻读和研讨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李大钊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论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阐明了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前进。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人第一篇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作品，宣告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由一个在中国思想界游荡的“幽灵”而转化为现实改造中国的伟大运动。他还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鼓励革命青年与劳动群众相结合，推动中国革命斗争。
陈独秀也是我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有“北李南陈”之称。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和主编《新青年》杂志，倡导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后，他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本志宣言》一文，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20年夏秋，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等讲演和文章，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系统地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理论阵地，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
除陈独秀、李大钊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毛泽东、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杨匏安等人。毛泽东早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在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对其效法苏俄组党革命的主张深表赞同，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还与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加紧研究和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新文化。李达1913年赴日本留学，十月革命后开始学习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早年的主要译著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1921年1月李达在《新青年》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作了系统介绍。蔡和森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较早认识、提倡和实践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瞿秋白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他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他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部分，即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四个部分最根本的基础，贯穿始终的观点则是辩证唯物论。
杨匏安是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连续19天在《广东中华新报》刊登他的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鉴于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影响，当时也曾有“北李南杨”之说。
此外，陈望道、周恩来、邓中夏、刘仁静、李汉俊、何叔衡、林伯渠、张国焘、张太雷、董必武、吴玉章、罗章龙等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及初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着不少的贡献。
这些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说在中国深入系统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日趋广泛、深入、系统，并渐渐汇合成一种时代潮流，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研究乃至中国化营造了社会氛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可割离的关系。传播本身就离不开中国化，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内容转换为适合中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得以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是万万不可能传播并“中国化”的；中国化也离不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其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传播者传播、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学习、接受、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是外国文字，且不说文化素质不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也难以直接阅读外文版。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要通过文化素质较高的思想家、理论家先行学习、接受。
同时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要紧密联系中国人民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制作工作，实现两个重要转换，即从外国语言文本转换成中国语言文本，从欧洲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转换成中国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然后翻译介绍和广为宣传。没有这样一个重要中介，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在社会实践中扎根、开花、结果。早期的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化做了最基础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许多人以多种形式参与、由多方面的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似乎不怎么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的，似乎马克思主义只能被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这不能不涉及对“化”的内涵的理解。把洋文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文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中国化，而且要算作最早的中国化了。当然，这种形式上的中国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只是“外化”，而不是“内化”。只能说他们对“中国化”产生过影响，不能说他们是实质的“中国化”，因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传播、翻译的意图和目的大多不是为了“中国化”，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与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和翻译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传播和翻译的意图和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察中国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总之，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传播方式对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即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适应中国这块土壤，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进而中国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传播必须以这个国家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为前提。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立了牢固的组织基础。
（一）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
19世纪4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着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企业的产生而产生。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在国内开办军用工业和少数的民用工业。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产生，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也逐渐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相分离而开始形成。随着外国资本在华直接经办企业的增多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仅仅产业工人就由1913年大约120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再加上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则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总数约为4000万人。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工人运动的次数和规模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他们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第一，身受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其革命性和反抗性特别强；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很集中，主要分布于沿海大中城市，便于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来源是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使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其战斗力日益增强，罢工次数也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至1911年的41年中，工人罢工斗争共计有105次，1912年到1919年，工人罢工斗争达130多次，仅1918年，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竟达25次。这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五四运动过程中，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的姿态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表现了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摆脱了自在的束缚，迎来了自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工人阶级是革命最根本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在分析科学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时深刻地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前，中国无产阶级并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不能够自觉地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自身也难免带有一些弱点：除了少数人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惯的侵蚀，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要承担起自身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先进思想的指导，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以一个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这就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这样，当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开始到工农大众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的时候，也正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时候，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介和桥梁。因此，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坚定的阶级基础，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坚定的阶级基础。作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总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显示出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启的。没有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不仅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更没有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物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