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上林县白圩镇状元村，全村82户500多人，就有74户被誉为“状元户”，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近300人考上大中专院校。各处状元楼、魁星楼更是多不胜数。这些在广西瑶乡、壮乡里发展起来的客家人，多是从中原或者文化发展较好地区迁徙而来，本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与先进的汉文化理念，深知读书明理的重要性，秉承中原遗风，以耕读传家，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在客家社会蔚然成风。因此，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成为客家社会实行教育的先驱，带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重视教育，俨然是广西客家的普遍现象，这与客家文化的“崇文重教”的传统密切相关。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说：“客家是这样一个民系，它首先是以高文化、高素质教育即‘崇文重教’而著称于世。”在广西客家，儒家圣人孔丘被人们作为神圣敬拜，书香之家，多敬“大成至圣先师牌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多知道有个孔圣人。子弟入书塾或学校读书，也都先具备供品礼敬圣人。客家谚语中有不少是关于劝读的“书爱读，打要练”，“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不读诗书，有目无珠”，“路不走不平，人不学不成”，“捡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等。
客家童谣也提到读书的重要：“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
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是客家人，他从小受到“三堂”（墓堂、祠堂和学堂）教育的熏陶，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客家人的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撰写了《朱子家训》，作为朱氏家族的家庭教育教材，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道德标准。《朱子家训》是一部集为人处世等多方面道理于一册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家庭教育、培育子女完善人格过程中，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读本，能让受众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去恶修善，坚持家长里短的品行，被誉为中国家族文化教育的典范文本。几百年来，广西官府与民间，都公开刻印发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受教育者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文明，从家庭和睦到构建和谐社会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广西贺州为例，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地方客家士绅创办了贺县示范传习所。1921年，高雁秋、李孝先等创办了贺县中学（今贺州市中学），1930年又创办了贺县女子小学和女子中学。1940年，黄研真、黄德占等联合矿业界人士创办了临江中学（今贺州高中）。这些学校都成为了地区名校，培养出大量人才。
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使广西客家社会人才辈出。如文史专家王力、罗尔纲，民族学家江应樑、徐松石，化工专家李运华，植物学家钟济新，兽医学家叶浩，医学专家叶馥荪、叶培，客家文化研究专家钟文典、卢斯飞、饶任坤、彭会资、王建周、刘道超、熊守清、徐杰舜、刘村汉，爱国将领黄一平、钟夫翔等。政要名人更是层出不穷，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如原广西区党委书记陈辉光，广西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仁等。
客家社会富有独特风情的民间文化也增添了广西社会精神文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传统戏剧中，广西有三项入选，其中一项是桂南博白县客家的采茶戏，它是客家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西博白，每逢有庙会、观音旦、做社等活动时，常有民间的采茶剧团走村串户进行表演。当演出达到高潮时，常常会出现台上台下一唱一和的动人情景，观众和唱时极其投入，戏散后回家也会边走边唱，可见采茶戏在当地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近年来，广西陆川县高度重视本土文化的发展，把张扬本土文化事业纳入全县的总体规划，推出“客家每月一戏”，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激发和培育了群众参与创作的热情，创作出了一批富有客家特色的优秀作品。在桂北地区，客家文化活动亦丰富多彩，如广西贺州八步客家山歌，将客家山歌、客家歌舞、客家曲艺融为一体，客家文化氛围十分浓郁。它以丑角为主角，以喜剧为结构，体现出客家人乐观幽默、勇于面对生活的达观豪放性格。八步客家山歌不仅深受当地人的喜爱，还多次在自治区汇演中获奖，得到区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电影《刘三姐》，一经播出，以惊人的影响力风靡全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堪称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经典文艺作品，而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正是桂林永福县客家人。她以纯自然的美、动人的歌喉、自尊自重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中国以及东南亚的观众，吸引了广大受众的注意力，成为那个时代的银幕偶像。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黄婉秋还以一个艺术团体现有体制的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在广西艺坛上。1991年10月，黄婉秋就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次年与香港中地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刘三姐艺术团，随着艺术团经济社会效益、艺术品位和知名度迅速上升，给广西的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积极推动了广西文化艺术的发展。
第二节 客家文化与广西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不同人和群体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以及同一个人和同一群体内部产生矛盾冲突，严重时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社会冲突，绝大多数是利益矛盾引发的。对利益矛盾冲突表现出怎么样的态度，决定了解决矛盾所采取的方式。
（一）人文教化与社会和谐
客家社会人文教化的动机与儒家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客家人农、商、读并重，不因为抬高读书的地位而轻视农业、商业。客家社会人文教化的目的是为了明理，达到道德教化的效果。在人性欲望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道德能够较好地引导人性建立一个欲望底线，而不至于被无边的欲望异化，迷失人性的价值或本性。当钱财与仁义二者冲突时，客家谚语有云：“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劝诫世人珍重仁义。在广西客家，“重仁义”思想作为客家的道德底线，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被写入谱牒中作为法规，约束个人行为。如临桂县六塘乡张氏一族，家规第三条是“品行宜端”，注曰：“礼义廉耻，为人生之大节，不独为士者当知自重，即农工商贾亦必恪守礼法，不得轻薄妄为，致玷家声，贻讥后世。”博白县与广东廉江县廖氏宗亲合修的《威武郡廖氏家史》，订有族规九条，明文规定：“要无私奉献，不准见利忘义。”可以说，在广西大凡客家文化盛行的地区，道德风气浓厚，社会发展和谐。如贵港连续六届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先后荣获全国群众文化和广西爱国卫生先进城市、广西文明城市等称号。《广西日报》刊载的《关于命名表彰第五轮自治区文明城市文明县城（城区）的决定》中，南宁市、桂林市、柳州市、北海市、贵港市、贺州市、北流市、桂平市、凭祥市、东兴市10个城市因全面推进城市文明的发展进程取得显著成绩，为推动广西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被授予“自治区文明城市”荣誉称号。令人高兴的是，这十个城市都是广西客家的主要聚居地。
（二）崇尚佛道与自我和谐
客家是一个迁徙而成的汉民系，常常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客家人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可以说“客家人在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上是多神论的混合体。”虽然如此，但他们的神仙圣佛观念浓重，一般遇庙烧香，见佛就拜。客家人对佛道神仙的崇尚，不是单纯的迷信的膜拜，更是心灵的领悟。客家人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能圆通地运用佛道精神进行自我平衡，调节内心矛盾。如被功名利禄所困，客家山歌有唱到：“唱歌好，唱支山歌了百愁；冇忧冇虑任捱去，安然自在胜封侯。唱歌好，唱歌快乐赛神仙；冇信请看刘三妹，唱歌得道上西天。”体现的是道家“清静无为”的观点，唱山歌是客家人无需花大力气就能掌握的技能，功名利禄是费精神费时间换取的，唱山歌能给人“安然自在”、“快乐”的感觉，选择哪个？歌中有了榜样刘三妹，她唱歌“上西天”（夸张迷信的说法），是无为战胜强为的选择。
客家谚语也有提到“贫穷休要怨，富贵不需骄”、“有钱需念冇钱苦，得意还防失意时”，体现的是道、佛“福祸相依”的观点，奉劝人们辩证地看待功名利禄。
对佛道精神的崇尚，使客家人更为重视心境的平衡。他们称钱财名利为“身外物”，认为“名利身外物，有命就是福”，因此，客家人在利益面前能够保持阔达的胸襟。广西博白吉水村客家人陈树就是其中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典型。
陈树少年时家境贫寒，很早就出来闯荡商海，他用向堂叔借来的90元钱艰苦创业，从普通推销员做起，凭借勤俭节约的拼搏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奋斗成为资产超亿元的经济能人。致富后的陈树不忘回报家乡，累计捐资200万元，大办家乡慈善事业。在陈树的影响和带动下走出的多位拥有千万资产的经济能人，都相继出钱出力支持家乡公益事业的建设。
诚然，文化不能解决具体的冲突，但文化能够在思想和道德上提供给人一个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客家文化浸浴下的客家人从内心到行动都表现出“重义轻利”、“淡泊名利”，追求心灵的满足，在解决由利益引发的社会冲突中起到缓解的作用，优化了广西的社会风气。
第三节 客家文化与广西各民族的共融
客家作为一个迁徙中形成的汉族民系，比一般地区民系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首先是迁徙形成的客家文化与固存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客家人对国家整体的认识；其次是迁徙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当地土著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影响民系成员与当地居民的友好的社会交际；再次是由迁徙到定居这个过程中，客家民系内部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发生变化，影响成员之间的和谐聚居的相处。客家文化能够找准上述问题的平衡点，不造成差异扩大失衡，原因在于其对秩序和谐的高度重视与自觉维护——大至对国家秩序和谐的重视与维护，小至邻里秩序和谐、家庭秩序和谐的重视与维护。
（一）维护国家秩序：重一个中国理念，追求民族共融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出现“爱国如家”的记载。客家先人多数是在外族入侵时被迫南迁离开中原人文荟萃的家园的，他们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因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敏感和关注。他们的灵魂深处蕴涵着不妥协、不受辱、不甘被奴役的反抗精神，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日本人山口县造高度赞扬客家人，认为“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之气，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至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支民族都强，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
广西北流市刘氏客家在2002年12月修订《翰堂刘氏族谱》中明确规定“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不准危害国家”、“要维护社会稳定”。无论何时地，客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具有超越其他民系的大局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是一种“主人公”的姿态，自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维护社会各个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的平衡。清末爆发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举凡上帝教的创建与发展，金田起义的酝酿到成功，太平天国的政治与社会理想，以及太平天国的文献用语、服饰制度等，几乎无一不与客家人有着密切关系。”
客家以“耕读传家”，崇文重教，又深谙佛道精神，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系。
客家人之所以起义反抗，在于客家社会对国家秩序和谐的重视与维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原因在于清末，当时国家土地兼并严重、政治黑暗、自然灾害频繁、战争赔款加重人民负担，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致使外患内忧加剧，国家政权岌岌可危。客家人深刻的敬祖宗崇根本的故土情节以及华夏一体的国家意识，无法容忍那些侵略中国、分裂中国、噬食中国的行为。对于严重破坏国家秩序和谐、阻碍国家正常发展的行为，客家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抗争到底。在抗争中，客家人善于团结其他民族成员，一起为维护国家秩序的和谐作出努力。太平军从永安古苏冲突围时，得到武宣东乡上武兰村壮族农民的配合；挥师北上经过各地瑶族山区时，宣传天兵与瑶胞“都是自己人”，同时还颁布禁令：“瑶家草屋木房易着火，千祈要小心火烛。”深得瑶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将领石达开率十万大军由鄂入川时，得到矮寨的苗族人民赠送大量粮食和草药；太平军进入鄂西和川东时，许多土家族青年毅然加入太平军。尽管起义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但此次起义给腐朽的清政府以致命一击，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打击了外国侵略者，阻滞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其反抗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基石，同时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是一次民族共融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