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学者将“资源”概念引入政治学
“资源”从最早被用于经济领域，而转向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资源概念被借用到政治学领域后形成许多衍生概念。政治学将其借用过来演绎出“执政资源”。
较早关注“执政资源”的是西方学者，他们在论述政治合法性时涉及这一问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获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即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权”，赢得公众的自愿服从。对此，卢梭认为“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18世纪，法国的卢梭、德国的马克斯·韦伯等人都在其著作中提出“合法性”是一种权利资源，这样把资源概念引进到了政治学领域中。《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合法性”的释义是：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假如把执政党比作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那么汽车前进需要能源，没有能源发动机就会停止转动。执政党也需要能源，只不过执政过程远比驾驶一辆汽车复杂得多，所需能源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能源综合起来就是资源，一旦支持执政党的资源枯竭，并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开发、汲取、补给，那么执政党的执政使命也就会结束。
通常人们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先河。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是人天生不可剥夺的合法性资源。卢梭在否定暴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近代世界政治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毫无疑问，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法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89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后，举国欢腾，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为此特制了一种扑克牌，在扑克牌的梅花K上画的是卢梭立姿全身像。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合法性的三个基本来源，对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政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韦伯认为，任何权威都来自三个方面，即：超凡魅力型、法理型和传统型。一是超凡魅力型。它认为领袖所创造的特殊业绩使公众对其产生了崇敬感，从而确信领袖“具有特殊的品质，使他超出一般人之上，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超人，或者至少具有非凡的特殊才能。”因此，得到了人们的自愿服从。二是法理型。韦伯所讲法理型有两层含意。首先是权威的产生必须经过规范的程序；其次是权威必须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三是传统型。韦伯认为传统型权威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而这种信仰是“从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并将永远存在的”。对此，韦伯曾举例说，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新继位的国王表示忠诚呢？因为，他具有皇权延续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是一种资源，一旦拥有了这种合法资源，就拥有使用权利的正当性。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为当权者和贵族创造出一个统治“合法性”资源的美丽神话。他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人的贵贱划分好了。上帝在君主的骨头中加上了黄金，在护卫他们的人身上加入白银，而在农民和其他社会下层人身上加入了铜和铁。因此，统治者的“统治权”是天生就决定了的。
马克斯·韦伯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宁可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则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它认为一个社会，例如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发生四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或政治危机、动因危机或文化危机、合法性危机。显然，合法性危机是在前三个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危机就可能引发革命。他说：“在某种情况下，失去合法性对一个政权来说，具有产生生存危机的结果。如果这种合法性危机的结果，不仅使国家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也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我们说，这就是革命。”美国政治学者丹尼斯·朗系统研究了现代政治运行的特点后，写出一本在政治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权利论》，提出了“政治资源的概念”。他认为：权利来源于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和掌握。因此，政治资源是一种影响他人和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是个人政治资源，主要包括财富、信息、友谊、社会声望等；另一个是集体政治资源。集体政治资源虽然范畴较为广泛，但最核心的资源是组织资源，如党派、社团等。而他特别指出，集体政治资源的价值远远大于个人政治资源。通过对西方上述合法性资源观点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治学所说的合法性资源指的就是公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对执政当局的信赖、支持和服从。因此，拥有合法性资源是一个执政者能否持续保持执政地位的基础。
上述研究和考察的范围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他们的观点显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把所有类型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都说清楚。但是，却为人们研究政党执政资源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考的途径。
二、中国文化中的合法性资源意识和组织资源管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法性资源意识
合法性是组织和组织的统领者顺理成章占有资源的前提。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找寻到“合法性资源”被历代君王所推崇的典故。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统治者都能够娴熟地为自己“正名”而筑起一大堆“合法性资源”。
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即祭祀天神；“戎”，即武力或军队。掌握军事力量，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国内治安，是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手段，而祭天拜祖，神道设教，则为政权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础。这说明古代社会的人们就已经有了合法性资源的意识，懂得了政治合法性（所谓“奉天承运”）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的皇帝登基时都要筑坛祭天，为自己披上一件“君权神授”的外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首开封禅大典之先河。封禅就是祭天祭地。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秦始皇为什么要选择泰山封禅呢？除泰山巍峨壮观，高耸入云的气势外，更主要的是它雄踞东方，紧临沧海，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就是说离天最近的地方。
因此，泰山封禅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表面上看是感谢上天的佑护之功，实际上是通过封禅仪式向臣民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小吏出身的刘邦，为证明自己不是普通的凡人而是“真龙天子”，便渲染出“身有紫气”神秘色彩。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也要在黑夜里模仿狐狸叫出“陈胜王”的声音，以增添造反时的“合法性”。东汉王莽缺少皇帝血统，为此伪造许多“符命”，如在各地散发“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书和“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箱，营造“上天”注定王莽为皇帝的假象。曹操把走投无路的汉献帝迎接到自己的卧榻旁供奉，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合法性。这时，他讲的话，就可以通过皇帝的口变成“圣旨”。
这类活动，既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推翻他们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为，君主可以打着“受命于天”的旗号实施所谓“正统”的统治，而“乱党”和“暴民”也可以以“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名义推翻王朝的统治，社会的动荡就成为“改天换地”的必要成本。与西方的“合法性资源”相比，我们看到，以上这种中国历史上的执政“合法性”意识，仅仅是历代君王为了稳固自己的封建统治王位而衍生出来的合法掌控统治王位的意识，实质上是某些人为了获得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政治计谋或政治欺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西方学者所说的“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百姓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到底来自何方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组织资源管理的论述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在这一方面，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先生把中国古代五行说同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C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C理论”是成中英先生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方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的学术成果。“它将中国传统学术七家（易学、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禅学）之言渗透在各部分管理的功能与整体的管理体系之中，不但成为管理功能的智性资源，也成为管理者发挥管理功能时的德性资源”；进一步修正了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使管理更能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对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乃至中国的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传统组织管理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1.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
战略管理是确定组织当前宗旨、目标和战略分析环境，“分析组织的资源，识别优势和劣势的过程”，“战略管理在公共部门应用的正面效果，是能提供战略性发展方向，指导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强化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设定追求卓越的标准，提供控制和评估的基础”，是一个组织寻求成长和发展机会及识别威胁的过程。因此，有效的组织资源管理应该从制定战略开始。
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组织资源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组织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资源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组织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组织的微观环境，包括组织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等资源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组织制定经营战略，进行组织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组织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组织自身所具有的资源拥有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组织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计”，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组织管理的基本观点与传统“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管理的任务就是设计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管理的基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