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乡村治理是众多领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课题。本人选择传播学视角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虽然经过最近30年来的大规模的城市化，乡村人口仍然超过50％，而乡村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却相对缺乏；二是“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新的含义，其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得到应用，传播学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一方面可以为乡村治理提供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传播学可以借机与其他学科开展对话。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乡村的主导性力量逐渐弱化，民主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很多探索。20世纪90年代末“三农”危机出现，尤其是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进入21世纪，历经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却日益扩大，农民增收乏力，“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语讨论的焦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差距，1985年为1.86倍，2010年扩大到3.228倍。2010年按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则为41.1％，农村比城市高出了5.4个百分点。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足以表明：我国社会仍旧处于严重的结构失衡状态，农村发展还没有摆脱落后的面貌，农村问题仍然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有人认为，“三农”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不对称，主流观点认为国退民进后就会得到扭转，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并正式废除在我国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同时增加各项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在“乡政村治”后进一步体现出“国退民进”的过程，并且在政策层面和治理层面部分消除了“三农”危机，这主要归因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困境以及相关整合因素的支撑。“乡村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将国家行政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其中，取消村民小组长是重要的标志，因为村民小组是熟人社会，取消村民小组长，标志着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将行政性力量从熟人社会撤出。”不过，尽管乡村治理一定程度上在公共层面走出了困境，但是，在治理的基础层面又引发了危机。特别在21世纪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新阶段，随着一些相关结构要素的变化和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中国的治理危机已经发生了部分转变。取消农业税以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缓解。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消失，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发展、农业的转型、以及农民上访及乡村秩序等问题仍然是各地政府头疼的问题。另外，“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农民的精神生活陷入虚无状态，中国农村出现了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乡村共同体面临瓦解的困境，于是国家介入再次被提出。”“国家介入”绝不意味着国家正式权力重新回归并控制乡村。笔者个人理解的“国家介入”具体就是国家有义务通过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活动，逐步提高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教育、培养乡村的“社会”力量，使社会力量中的各阶层、各群体逐步成熟、相互制衡，改变目前乡村社会中的“弱国家、弱社会”的状况，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弱国家、强社会”局面。那么，如何提高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教育、培养乡村社会的各种力量，使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团体，这是一个乡村治理的难题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权威式的干预减弱，虽然很多的国家政策不断地影响农村的生活模式，但是，在这种模式下面潜藏着灰色势力，无论是村委选举还是经济发展，村庄灰色势力在村庄之中的触角无处不在，而且村民价值观念也在社会转型时期受到没有防御的侵袭，弱国家、弱社会的治理局面再度出现。导致错误引导下的享乐观念和异化价值理念不断涌入村庄，带来了农村高度的信仰危机和集体生活的缺失，导致了传统的礼、孝文化的丢弃。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失位，异化的西方文化趁机介入，“无公德个人”也随之生长起来，农村社会的“黑社会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如何更好地引导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难题。
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农民是乡村治理三要素，三者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能配置状况决定着乡村治理模式。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揭示了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所谓权力依赖，首先，致力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其次，为求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第三，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个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因此，在治理过程中，虽然需要权力或权威，但由于存在着权力依赖，因而权力或权威的行使不是自上而下的运行，而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归结而言，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协调国家、精英与农民关系，三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如何建立多方的合作机制等，是乡村治理机制中的核心问题。
上述三个问题都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培育乡村社会的各种力量使之向公民的转化，还是引导农民的价值观念、重塑乡村文化，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行政抑或其他，而是传播。而乡村治理中国家、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恰恰是一种传播关系。事实上，笔者认为，随着国家正式的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社会，传播正成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策略。有学者说：“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而本研究的目标就是探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传播模式，并试图提出一个乡村治理的传播学视角的解决方案。
传播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其学科特性是以多学科的视角同时审视研究对象，全方位、立体叙述研究对象的知识图谱，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头脑中的“知识图谱”与客观现实的偏差。因而，“从传播学视角审视‘三农’问题某种程度上能摒除学科偏见，整合学科知识，发掘空白，进而从复杂的迷局中找到‘三农’问题的关键，及至化解的路径、策略。”本书主要关注点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国家、精英和农民三个主体之间的传播是如何开展、互动及发挥作用的，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或者说，传播是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
（2）国家的传播是如何发挥控制作用的？国家传播的信息特点和内容如何？
（3）基层精英在国家—农民传播中担任什么角色，自身是如何开展传播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如何？
（4）国家与基层精英是如何通过传播进行博弈的？
（5）农民对国家、精英的传播是如何回应的？
（6）为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应该运用怎样的传播模式？等等。
二、研究意义
本书透过传播学视角开展乡村治理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乡村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也有助于解决当前迫切的三农问题和促进乡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化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
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具体地说，就是性质不同的各种组织，包括乡镇的党委政府、“七站八所”、扶贫队、工青妇等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团支部、妇女会、各种协会等村级组织，民间的红白喜事会、慈善救济会、宗亲会等民间群体及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把乡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好。“治理”是一个目标向善的多主体行动过程，所以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多学科的介入研究就成为一种必然。
乡村治理问题研究对于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的乡村治理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乡村治理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事实上，以往的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从上往下看”，通过国家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一是“从下往上看”，站在社会生活本身，通过社会的视角来看在“官语”以及“译语”指导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这两种路径的研究最后得出的有关乡村治理的改革观点也体现了两种思路：一是对于乡镇基层政府改革及其职能转换的探索，二是通过对村民自治及其现存问题的研究来提升村民自治的有效性。显然这两种视角和两种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理论限度。
传播视角研究乡村治理，是将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对乡村问题进行探讨的一个尝试。一方面透过国家与乡村社会双方互动和关系形成的过程，可以动态地剖析乡村治理的过程，避免偏于一方提出解决之道；另一方面，传播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的一种主要手段，比如孙立平在研究中发现，正式权力往往通过非正式运作达到目的，而这种非正式运作（“软硬兼施”、“情境的扩大与缩小”、“以虚拟关系形成紧迫”、“将无理推向极端”等）基本上都是传播手段的运用。而国家对农民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所以以传播为视角研究乡村治理，有助于直接进入治理的本原，从而在更本质和实用的层次上深刻把握乡村治理的精髓。
其次，有助于深化传播在农村领域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传播学对乡村社会研究并不多，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领域集中在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这些都与农村社会有着较大的距离。另外有关三农传播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的集中在农村信息传播、农村大众媒介的使用，偏于现象的描述，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显得较为单薄，缺乏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基础。
从方法上看，当前农村传播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思辨性的研究，一种则是定量化的研究。前者往往引入西方传播学理论对当今现实进行一定的文化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概念到概念进行逻辑推演，缺少“本土化”话语，往往显得空洞而脱离实际；后者虽然对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描述，但显得层次较浅，不够深入，缺少理论探讨力度。
特别重要的是，传播学缺乏对乡村重大题材（比如乡村治理）的学科视角深度介入，这不利于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导致传播学研究自成一体，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视角等与其他学科融合不足、甚至相互割裂，缺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该具备的包容力和渗透力。
本书以传播学作为乡村治理研究的立足点，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共享对话平台，同时通过质的研究方法深入田野调查，掌握一手资料，挖掘传播背后的文化社会政治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农村传播学的研究。
第三，有助于为解决当前三农现实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在中国，农村问题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亨廷顿看来，“得农村者得天下”，“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解决“三农”问题已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政之首。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决定着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社区公共资源的动员与调控，也与国家的稳定紧密相连。良好的乡村治理有助于国家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冲突解决机制，消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