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义与目的
（一）研究的意义
2008年5月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展现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出现具有深远的经济、政治与历史意义，因为两岸的和平发展，不仅推动着两岸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为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赢得了重要的机遇，同时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因此，开展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的理论研究意义重大。
1.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需要不断给予推动与完善的重大现实性工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阶段、时程、特征、制度化框架及实践路径等都需要学术界去做理论探讨，为和平发展的制度化提供理论支撑，寻求巩固与深化的发展动力。因此，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需要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研究学者们去深入研究，去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框架与实践路径等理论问题，现实意义巨大。
2.这是中国最终和平统一的需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又是前后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如何经由“和平发展”过渡到“和平统一”，是需要学术界进行探讨的重大政治任务。特别是如何通过和平发展阶段为和平统一累积雄厚的实力基础与两岸民意基础，有关和平发展阶段研究的政治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
3.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因此，两岸和平发展阶段的理论研究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理论意义重大。正如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所言：“‘振兴中华’是让我们中华民族都能抬头挺胸”。
（二）研究目的
1.巩固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2008年以来两岸的和平发展是“在固有矛盾和重大分歧尚未解决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不能不使这样的和平发展带有“先天性的不稳定特征”。其中原因是“台湾绝大多数的民意，是想要维持现状，维持一个和平的现状，维持一个‘有助于延续现状的现状’”，而中国大陆则“希望现在的现状是有助于趋向于最终统一的现状”。因此，需要通过学术界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提供理论支撑。因为，“对两岸关系，两岸彼此都要小心维护，避免突然发生擦枪走火的事情。大家要小心地维护这个趋势，累积善意和互信，让和平发展这条路走得更稳健”。
2.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制度化提供理论依据。诚如台湾学者所言：2008年以来的“两岸总体处于和平，但此和平状态似乎并不强固，仍是‘脆弱的和平’”，“两岸距离‘稳定和平’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目前两岸之间的“和平状态，其实是建立在两岸主权和外交仍存在高度冲突的基础上”。因此，如何使两岸之间由目前的“脆弱的和平”发展与过渡到“稳固的和平”，特别是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是两岸关系研究学者们需要共同加以探讨的重大课题。
3.开拓与创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和平发展已经是一个现实，同时未来发展前景还需要人们不断地去充实、完善与实践，“这个愿景还在磨合甚至彼此冲撞的阶段”，要“形塑一个共同的愿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两岸和平发展的未来走向需要去研究，尤其是在交流与合作的时代，不是二元对抗，而是既合作又良性竞争的时期，需要探讨如何使两岸之间的合作最大化、冲突最小化，如何由目前既有的“和平两岸”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两岸”。
4.造福海峡两岸民众。和平发展是两岸的主流民意，对此连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也承认：“更明确地说，台湾选民在这次总统选举表达的讯息是支持两岸和平发展”。而对台湾而言，“两岸问题几乎是外交、经济、国防与内政问题的核心”，两岸关系的大幅改善与利益建构，关乎台湾民众的长远福祉，也关系到大陆民众的各方面的利益与福祉，因此，如何让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制度化，进一步地与两岸民众的经济、政治、精神利益相联结不仅是两岸执政当局需要思考的课题，同时也是两岸关系研究者们的共同责任，需要通过在两岸形塑积极、开放的“两岸观”，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造福两岸民众，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两岸民众谋福祉。
二、研究现状
自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来，大陆、台湾、港澳及海外学者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的理论研究不可谓少，编辑与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当然大多是论文类的汇编，迄今未见系统性、全面性论述的着作。本书内容涉及有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制度（机制）、框架、路径、政治定位及台湾的“国际参与”等的理论问题，大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15方面的研究。
（一）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与理论
1.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与政策。
周志怀：《胡锦涛两岸和平发展观的“三个平衡”》提出胡锦涛两岸和平发展观蕴涵着三个平衡的思想：一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统一与平衡的思想；二是两岸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关系间的协调发展与整体平衡的思想；三是在对台工作中坚持“一国两制”理论与在实践中发展“一国两制”理论相统一、相平衡的思想。认为坚持“三个平衡”思想有利于拓宽发展道路，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平衡与稳定机制，也有利于实现两岸关系发展的动态平衡。周志怀另一篇文章《胡锦涛的两岸和平发展观及其实践路径》，提出了和平发展观是胡锦涛对台政策思想的核心，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是落实和平发展观的重要途径，建立互信则是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重要基础。
王功安《试论胡锦涛对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理论的创新》认为胡锦涛的对台理论创新表现在：一是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的论断；二是丰富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思想，指出建立政治互信、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三是全面阐述了中共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赋予“和平统一”新的时代含义；四是把和平发展作为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目标，提出了“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主题”的重要论断；五是发展了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思想，实现“以法制独”；六是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统领对台工作，深化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七是提出了新形势下两岸政党交往与合作的新观点、新主张，建立起两岸政党联合反“台独”的统一战线。
严安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指导性纲领——胡锦涛在（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之解读》，认为“胡六点”的核心内容是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回答了两岸关系为何要和平发展、如何和平发展的两个重大问题；分析了“胡六点”的政策新意及特点，最后论述了“胡六点”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仇长根《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密不可分》认为“一纲四目”、“一国两制”都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战略选择，两岸关系发展以和为贵、以人为本与以民意为归宿，而中国和平发展则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两岸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应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重要战略。
郑保国的《大陆对台“和平发展”政策的内涵、目标与挑战》一文论述了和平发展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内涵、目标、时代意义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和平发展”是“和平统一”的现实表现和必由之路，“和平统一”是“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和理想结果。
2.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
刘国深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课题浅析》中提出：在领土主权意义上，“两岸一中”是现存状态，不需要追求但需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包括：一是如何正式结束两个政权之间的敌对状态，达成有序分配内政与外交空间安排的共识，二是如何解决与两岸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问题；“领土主权一体、政府差序并存，存量原则不变，增量拓展共商”的原则可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点是解决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双方可以在合作基础上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论述。
杨丹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思维的理论分析》，认为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现实主义理论与政策设计在反对“台独”活动中有其独特的功效，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则印证了自由主义理论的特征，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均无法解决两岸矛盾中最为根本的两岸集体认同的差异与对立，而以“两岸命运共同体”为主轴的对台新方略是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创新，体现了建构主义的理论色彩，是从两岸社会的视角对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民间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立意是通过两岸合作机制的建设，促进两岸民众共同生活圈的形成，在共同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形塑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以奠定两岸间的集体认同。
黄嘉树《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理解》一文，认为和平发展是从“反独优先”到“共议统一”的过渡阶段，是双方共同搭建“合作架构”的施工阶段，也将是两种力量的拔河阶段，是“尚未统一”之前的阶段，虽然指向是统一，但在外观上乃至于政权架构的实质上，只能是“不独、不统、不武”的状态，是双方整合利益冲突的“磨合”阶段，也是双方对共处之道、和解之道、统一之道的摸索阶段；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一种力量是赞成一个中国原则的两岸中国人组成的合作联盟，另一种力量是主张“一中一台”的“台独”势力，这两种力量争夺的焦点尚不是两岸要不要统一，而是台湾要不要与大陆建立特殊密切的关系。黄嘉树的另一篇文章《两岸和平问题研究》，则从“和平”的概念着手，探讨了“和平”的类型：由力量保障的低度和平、由协议保障的中度和平与由共同利益纽带所保障的高度和平或称永久和平三类，认为建立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架构的关键是解决两岸公权力的相互承认与合作问题，而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是先行解决对对方公权力机构所行使的权力的性质认定问题。
朱松岭的《论和平发展新阶段的性质及其前景》论文，认为和平发展新阶段是由大陆、台湾岛内坚持“九二共识”的力量与两岸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两岸关系的历史阶段，其性质属于内战法理时期与统一法理时期之间的过渡阶。
杨剑《和平发展进程中“内部”的演进和“外部”的处理》一文，提出在和平发展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和平统一的最后趋向是将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纳入到同一个中国的体系中。因此，在和平发展阶段，大陆针对台湾社会的政策就是逐渐地将不同政治色彩和社会阶层的团体与个人“内部化”，即视之为“我群”，同时处理好与“外部”的关系。
李翌鹏（李鹏）《两岸协商谈判中的“两岸特色”：理论意涵与实践特征》，提出两岸协商谈判富有“两岸特色”的特性与理论意涵，包括协商本质上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民族情感等，从而表现在协商的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协商主体的官方授权下的民间身份等。
童立群《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中的政治伦理创新》，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分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相关理论，认为建构两岸关系的价值目标体系与两岸交往伦理、互动规范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中两大政治伦理创新，其中两岸关系价值目标体系包括“命运共同体”的认同目标、“中华民族利益”的利益目标与“兄弟情”的情感目标三方面。
王贞威《理论与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作者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境界是合作双赢，思想基础是建构“两岸共同意识形态”，和平发展的新形式是“融合论”。
汪曙申《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观念刍议》，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构成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和平观与发展观的辩证统一，而构建和平发展观的主要途径，包括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务实处理两岸政治分歧、两岸应继续反对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