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本文缘于广州市天河区长腶村村民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前宗族搞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解放后土地分分合合，每次重分人人有份；而今的公司股份就来自土地、物业，为何不准重新分股，人人有份？”这个问题是笔者在农村工作中碰到的。
2000年7月，笔者来到长腶村工作。此时，村委利用集体土地建起了工业园区、农贸市场、酒店等物业，绝大多数村民都拥有这些集体资产的股份。有一天，笔者和几个村民聊天，聊到股份。一位村民愤懑地说：“哼，这不对，股份不能搞一刀断，搞得后生仔没有股份，应该重新分股，‘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另一位村民侧过头来对笔者说：“解放前，我们村一半田地都是太公田，祠堂年年搞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解放后，我们搞土改分田，人人有份；跟着，我们搞合作社，土地归了集体，土改白忙一场”；“后来，我们搞承包，又分田，人人有份；结果没几年，我们搞筑巢引凤，又将土地合到了一起，建厂房出租；跟着，我们搞股份制，将集体资产折成股份，人人有份”。
“不过，当年分股搞的是‘一刀断’，即是后生的人无股可分；而今，没股的后生仔越来越多，好多都成了大人。我们提出来重新分股，但干部不同意，还讲，‘村委就要改成公司了，股份不给动。这是政府的规定。’这是什么话？要讲改，这么多年都在改，怎么改到公司就要‘一刀断’？”
村民不仅有重新分股的想法，也有要求村委重新分股的行动。1999年3月28日，一群村民怒气冲冲地冲进村委办公楼找村干部评理，要求重新分股。村民在这次所谓的“3·28”事件中未能达成所愿，重新分股的心结仍在。一来到长腶村工作，笔者就经常被村民问起“要不要重新分股”的问题。如何解开村民的心结，如何回答村民的问题，笔者想来想去不知如何作答，只是觉得村民提出的问题牵扯的层面太广，时间跨度太长，千丝万缕，纵横交错，难以理清其中头绪，更难以和盘托出做一解释，于是就把它放到了一边。
2001年，天河区政府号召区内各村编写村志，笔者和几个村民组成一个村志编写小组，抄碑刻，查档案，做调查，记口述，花了三年时间，整理出一本村志。在此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了宗族的太公分猪肉，感受到了合作化时期村民对入社土地的不舍，对村民有了“了解之同情”。同村民一样，笔者对多年来土地的分分合合感到困惑，对分配制度的前后矛盾有所不解，问题意识变得“本土化”。不知从哪一天起，村民的问题就变成了笔者的问题，再也摆脱不掉。
2005年，长腶村撤村改制，撤销了村委，成立了公司。但是，部分村民仍有重新分股的心结。这种心结在公司制度下潜流涌动，动摇着公司的根基，更加迫切地需要化解。经过多年的工作参与、调查研究和学习思考，笔者的基本设想是，鉴于村民提出的问题是村民个体、村民组织结构、国家三者长期而又复杂的互动过程的“结晶”，实际上浓缩了长腶村分配制度变迁、村民组织结构演变、村落社区治理结构发展，乃至现代化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历史过程，因此，必须在对这个“结晶”的历时性过程的重建和场景的再现之中来解开村民的心结；也就是说，要努力站在村民的立场，将村民提出的问题置于村民组织结构演变及整体史的大背景之中做出解释。
第二节 基本思路
要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就必须探寻村民组织结构从宗族到公司演变的内在理路，而且首先就要了解何为公司，以及公司的来龙去脉。因为村民提出的问题是在建构公司时遇到的，村民组织结构是从宗族演变到公司的，因此要站在当下公司的时点来检视村民组织结构的这一演变过程，这是本文的立足点。
村民要建构的公司是股份公司，那么，股份公司以及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股份公司源于西欧，早期赫赫有名的股份公司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对于何为股份公司以及它的来历，公司史学者大眆久雄在其名着《股份公司发展史论》中指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股份公司显然是个别资本的集中形态”，“从史料上来看，各种公司形态是按照合股公司-合资公司-股份公司的顺序分阶段出现的”。显然，如果只将公司来历追究到此，把眼界局限于公司形态之中，那么还是不能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因为村民组织结构的演变并不是从合股公司到合资公司再到股份公司的，而是从宗族到社队、到村委、再到股份公司的，村民遇到的“要不要重新分股”的问题在西欧股份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存在。
既然发展历程并不相同，那么村民的股份公司与西欧的股份公司岂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不是。两者虽然来路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进入到了同一种组织结构中，其间必有共通之处，最起码，股份公司都是各自“道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产物。因此，要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我们的眼界就不应该局限于组织结构形态这条“小道”上，而是应该从“小道”放眼到“大道”上，将组织结构置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之中进行考察，挖掘出组织结构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村民的股份公司的结构过程与西欧的股份公司的结构过程进行纵横比较，找到两者共通之点，理解各自特色之处，全面深化对村民组织结构演变的认识，从根本上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
那么，将股份公司置入西欧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之中考察又是怎样的？事实上，专门探讨股份公司兴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着作并不多见，笔者只有尽力从有关的历史论着中搜寻材料，厘清股份公司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并将它们补缀连接，粗略归纳成几个要件。可以说，这是一种很冒失的做法，因为相关材料散落各处，漫无边际，难免挂一漏万，而要将它们压缩成极短的篇幅，又难免过于简单。为了避免不证自明的断言，本文尽量引用论着原文及其观点。言归正传，股份公司兴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究竟是什么？既然股份公司兴起于16、17世纪的西欧，那么就要追问当时西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改变，股份公司的兴起与它们有什么结构性联系。
在政治上，16、17世纪的西欧发生了一个创举，那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建国家和政府。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开始施政于全国，“贵族、教士、市民，所有这些独特的阶级和力量现在都退居第二位，淹没在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两大实体的影子里”。“在一国之内，涵摄其管辖权全部领域的国家法律体系开始被建立起来”，国民开始普遍承担起国家兵役、税赋。通过税赋、公债等渠道，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越来越掌握在国家手中。“大量耗费人力财力的现代战争取决于国家。同样，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也取决于国家。”有了现代化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作后盾，国民开始运用大规模信用交易，集中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共同事业，包括国家战事，作为信用交易组织最高形式的股份公司因此由国家构造出来。最典型的就是股份公司英格兰银行经英国政府特许成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资助政府对法国的战争”。如是，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是股份公司兴起的历史要件之一。
在经济上，16、17世纪的西欧，由于区域天赋要素差异扩大，加上“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新航路，商人们的世界贸易得以迅猛扩充，信用交易得以迅速扩展。农民也逐渐突破封建身份关系的限制，广泛运用信用交易的方式租赁、购买土地。而卷入大规模征战的新兴国家更是运用大规模的信用交易融资应战。规模日趋庞大的国际贸易、信用交易需要大型的政治单位、统一的社会法律架构提供保护。在强大的社会经济需求和压力之下，一国之内，统一的保护个人产权及交易的社会法律架构开始建立起来，“它把罗马法和教会法整合到一起来——还不止如此，整合进来的还有城市法、封建法和商法”，以及各种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等。这些原本适用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社会法律架构的整合和统一，促成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信用交易的兴起，股份公司应运而生。实际上，股份公司不过就是“在更大的地域和从更广的社会阶层吸收资金的手段”。如是，社会交易尤其是信用交易的极大扩展，以及统一的保护个人产权及交易的社会法律架构是股份公司兴起的历史要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