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放弃土地股份，必然引起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而村民从互助组、单干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土地全部归社的抵触情绪就更大，有的村民对土地实在难以割舍，“（即便）铲了田基，都会做出记号，心想哪一天变天，田又返来了。”在整个沙河地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与右派相呼应，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反攻倒算，散布谣言，大肆破坏，公开叫嚣要合作社散伙，同时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发展和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行也十分严重，不服从国家计划，不满统购统销政策，串联闹退社、分社。”广东省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乡民抬菩萨游村闹退社的现象。
针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严重问题，1957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了一次思想教育运动。
这次教育运动的中心议题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运动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就中心议题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生活的变化。教育运动要求贯彻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组成阶级队伍，作为一支发动群众的有组织的战斗队，并采取边辩论、边训练、边提高的办法，集中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基本步骤有五步：“即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组织队伍，准备辩论；开展大辩论；系统改进工作；组织建设。”一般的策略是运动一开始就要分化孤立最激烈的反对者，即地主、最富裕的农民和私人投机谋利者（投机倒把分子），在通过有组织地批评消灭最激烈的潜在批评者之后，再开始大讨论。讨论一周左右，干部开始“解释正确的观点”和“处理具体的问题”，然后运动结束。另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文化俱乐部，俱乐部“里面有图书室、粤戏组、宣传组等”，配合政治运动开展文化扫盲。在教育运动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面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的少了，加上这一时期互助合作组织网络已覆盖村落社区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社员退社后将很难获得必需的物资。就这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巩固。在长腶村，经过这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村民建社时遗留的问题，例如菠萝“均已评入社，社员外工的钱，已交给社记回工分；自留地过多和社员开的荒地也处理好了；过去不关心生产而外出的社员回来生产了”。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升级，互助合作组织的不断巩固，为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好了准备。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来到广州市郊，视察了棠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干部、群众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给予了很高评价。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长腶村，红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响应乡政府提出的“政治挂帅，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号召，开始组织发动社员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全社“三个宣传组，分设三个据点宣传，宣传方法有数白榄、讲演、粤曲、唱歌，同时华南工学院学生又专门讲演过二次话剧。此外，写了数百张标语，画了一部分连环画，搭起了三个大彩牌，真像做喜事一样。这样一来，人人都受到教育，多、快、好、省的方针无人不晓”。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生产，争相跃进，郊区政府则通过评比按田、按社、按乡进行了排队，好的插红旗，坏的插白旗，好的给予表彰，坏的加以批判。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插上白旗后，压力很大，每天组织社员在田间挑灯夜战，誓夺红旗。经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化运动势不可挡。随着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的到来，“沙河乡各农业社、工业、商业、文教等单位的代表共七千人，怀着兴奋的心情敲锣打鼓，舞着狮子，举着横额和无数的标语、彩旗、申请书于8月29日的下午在林和南边的飞机场空地举行报喜大会”，沙河人民公社宣告成立。
村民加入了人民公社，也就要建构出一个公社社员的身份、地权及其意识结构。在公社，村民的自留地取消，之前的家庭、生产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层级的地权全部归并公社单一层级。因为公社政社合一，因此实际上全部归并政府。而村民的地权主要是参加集体劳动，按照供给、工资加奖励制获取公社收益分配的权利。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后，在村落社区推行了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以及政治教育、文化扫盲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力图通过军事化的意向、集体生活的实践、爱国主义的教育以及文化活动的发明创造，将历史上多层级的身份、地权及其意识结构连根拔起，将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和美好图景铸入到村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塑造出单一层级的公社社员身份、地权及其意识结构，支撑起新建的人民公社。
在组织军事化运动中，公社内各生产队、生产大队、管理区分别被编入连、营、团等军事单位，不同片区、村落、乡镇的成员因此有了划一的身份，全民皆兵。在长腶村，军事训练每天进行，田间地头插着红旗，街头巷尾贴着战斗标语，广播播放着军乐。军事化的意象弥漫全村，提醒着村民要以军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优先考虑国家需要，自觉将个人的、集体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
在生活集体化运动中，社员生活所需由公社包揽，大至包伙食（包括饭和菜）、包医疗（或辅助一部分）、包教育（幼儿教育、小学及部分中等教育）、包养老（无依无靠的老人入敬老院，也可在自己家中领补贴），小至包理发、包缝纫，等等。尤其是公社办公共食堂包伙食，“不仅仅解放了大批家庭妇女，而且促进了社员集体主义思想的不断成长，私有观念的不断消除，社员们都普遍说：‘如今谁也不为自己一家一户挂虑，大家只有一条心向社为公。’”生活集体化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打破家庭、生产队、生产大队（村落）界限后在生活上的“无所挂虑”。
在生产战斗化运动中，村民“按时开工，按时收工，按时休息，迟到的罚吃特殊餐，并实行大兵团作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修筑横贯村南的大马路和排灌渠，全村男女老少自带工具，锄泥、担泥，白天开工，晚上点煤油灯加班，吃饭在筑路工地吃。为了筹集物料，大炼钢铁，村民拆除了作为传统村落地权象征的北帝庙。公社的炼钢基地集合了来自各个村落社区的炼钢战斗队，争相为国家炼钢贡献力量。例如，“石牌中队七十个社员为了夺下龙洞的流动红旗，提出一宵要建炉三座，结果建成五座”。生产战斗化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打破家庭、生产队、生产大队（村落）界限后在生产上的“人多力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