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
2011年3月26日，国家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览，该国宝首次以新名字“后母戊鼎”展出，并且是没有玻璃展柜隔开的“裸展”。
现在，后母戊鼎沐浴在温暖、赞叹的目光中。令它意想不到的是，在沉睡三千多年重现人间时，竟目睹了如此惊心的仇恨和丑陋。
它为一个创造了自己又为自己杀戮的民族而伤痛，它希望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与后母戊鼎大开大合的传奇性相比，油画《开国大典》的故事虽然还不具备传奇色彩，但在历史的转弯处却留下无法摆平的尴尬事。
在举行开国大典的第二年，油画《开国大典》就诞生了。它的作者是时年36岁的董希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新中国最有威望的油画家之一。他是奉命而作，必须两个月完成，因为要赶赴1951年在印度举办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画作展出后得到高度好评，特别是得到毛泽东的赞赏，随即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幅不可多得且过目难忘的画作：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画面中央执稿宣布新中国成立，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左侧一字排开；远处是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蓝天白云甚为辽阔。
这确是一幅带有标志性的画作，它甚至比那些表现开国大典的摄影作品更有感染力。正因为如此，这幅画为自己埋下了悲剧基因。
已经身为国家级收藏品的《开国大典》，似乎应该是获得了护身符。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也就是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高岗，1926年入党，党的七大上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跻身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高岗突然被传出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阴谋篡党夺权。遭到批判的高岗随即自杀身亡。
很快，董希文接到通知，要求把画面上的高岗去掉。董希文不敢怠慢，因为这是政治立场问题。幸好，高岗站在国家领导人前排的最外端，董希文研究了洗去油彩的办法，高岗站立处变成了一盆花。
然而，这幅画的噩运并没有完结。“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被打倒。1972年董希文又接到通知，把画面中的***去掉。此时已身患癌症的画家，只得抱病跑到博物馆修改，在***的位置上改画成董必武。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为***平反的决议，人们立即想到了油画《开国大典》。遗憾的是，董希文已于1973年7月病逝。
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油画，***重新站在了原来的地方，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董希文的原作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董希文的原作只能永远存放在仓库里了。
5．毛主席纪念堂：一个时代的记忆
又一场“人民战争”
11月24日，一年中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但是1976年的这一天，却是举国瞩目：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此时距毛泽东逝世仅两个多月，选址、设计等诸多复杂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是一段被高密度压缩的日子，是一段承受着巨大悲痛和压力的日子。
“文革”刚刚结束，奠基现场还可以明显闻到“文革”的味道。
一条条大幅横标重重叠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热烈庆祝粉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最引人注目的是百米长幅“热烈拥护中央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口号先行是当时惯用的做法，在口号的指引下，便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近万名各界代表早已守候在工地上。下午4点10分，华国锋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来到现场。他们依次挥锹，只是一锹而且是一小撮黄土，撒向奠基石。轮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这位开山劈石出身的农民果然身手不凡，他向依然还是老茧密布的手心吐了一点吐沫，搓一搓，只3锹就把奠基石盖了一半。他朝身后看了看，还有不少人等着盖土，才依依不舍离开。
陈永贵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他带领当地农民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创造了人定胜天的神话。“文革”
中，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73年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此时他的户籍地仍然是大寨村。1980后，他解“政”归田，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为短暂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在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工程大显身手的另一位工农干部是李瑞环，担任现场指挥部党委书记和总指挥。党政一把手由一人统领，在当时有一个热度很高的词汇——“一元化领导”。
纪念堂依旧沿袭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模式：多兵种大兵团联合作战，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头号政治任务。当时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冠以“政治”二字，因为唯有“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是可以压倒一切的。
据记载，工地上汇集了全国各路人马55700人，要求必须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前完工。仅仅10个月工期，而且当年恰恰遇到了罕见的严冬，其中4个月许多项目无法施工。
工程量巨大，质量标准极高，双双都超过了人民大会堂。而中央的要求也十分坚决：1977年9月9日瞻仰万无一失！
请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拆除和拆建房屋8.8万平方米；挖运回填土方114万多立方米，相当于人民大会堂工程的4倍多；绑扎钢筋1.2万吨；钢筋混凝土浇灌10.5万多立方米；铺各种石料3.7万平方米；修建各种管道4.3万米……
这项工程要求9度以上抗震设防，不仅钢筋粗，绑扎密度大，浇灌混凝土相当于30万平方米结构建筑的用量。
在一个政治凝聚力奇高的年代，人的潜能得到超乎寻常的释放：
1977年5月24日，纪念堂胜利竣工了，仅仅用了181天！中国人再一次展示了“战无不胜”的巨大创造力。
纪念堂高度为33.6米，比纪念碑（38米）略低，面宽75米。堂内分3层，首层有瞻仰大厅，南大厅和北大厅，及东、西陈列室；二层为展览室、电影厅；地下室为机电设备用房、办公用房等。
纪念堂的许多设计意味深长：
——在东西南北的四个入口处各有三樘包铜大门，闪耀着紫红色光彩。每樘大铜门有7吨重，铜门框5吨重。其高贵的气势令人敬畏，此设计是凸显在这里憩息的主人之伟岸。
——纪念堂的台基高度4米，台基的台帮全部使用四川省石棉县大渡河边的枣红色花岗岩砌成。当年红军在这里强渡成功，象征着毛泽东奠定的红色江山坚如磐石，永不变色。
——走出南大厅，顺两层平台的台阶而下，最后一级的台阶里埋藏着珠穆朗玛峰顶的岩石标本，那是当年登顶运动员潘多、贡戈特地送来的。当人们踏上这块台阶时，就好像站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眺望祖国的锦绣河山。
……
一位不该被忘记的女性
在数万人轰轰烈烈、夜以继日为建设纪念堂选址、设计、建设的同时，另一项更为紧迫、更为重要的工作在高度机密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1976年9月9日凌晨4时，徐静在百万庄居所从睡梦中被叫醒，来人并不认识，只是说有紧急任务，立即到卫生部去一趟。几经辗转她被送进中南海，接见她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因要举行一周遗体告别活动，更重要的是将要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特殊处理，确保遗体的完好。
徐静系组织胚胎学专家，中国医科大学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此刻她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稍有差错或延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但因采取防腐措施不当，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火化；孙中山遗体也曾有过保存的意图，但因脸上长了霉斑而无法保存下去。遗体保存完好的也不乏其例：列宁1924年去世后，遗体一直保存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水晶棺材中，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徐静虽曾留学苏联，并获副博士学位，但护理遗体的防腐秘方是尖端科技项目被列为国家一级机密，徐静无从知道。胡志明、***遗体的保护，均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中苏关系一直没有解冻，要想得到苏联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中国1972年在长沙市郊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历经两千多年仍保存完好，其皮肤至今仍有弹性。主要原因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显然毛泽东的遗体保护是无法照搬的。
当天上午10点，徐静会同合作者张炳常、陈克栓再次来到中南海，向政治局全体委员详细汇报了保护方案，并得到通过。
事实证明他们的保护方案是成功的。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毛泽东遗体被转移至纪念堂瞻仰厅。
1983年12月，已是纪念堂管理局局长的徐静首次对外披露：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良好，已处于完全稳定状态。
1989年3月，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徐静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她说，现在的保存情况非常好，除了吸取以往医学保存经验外，还深入研究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通过先进的现代化仪器仪表来实现低温、避光、避氧等措施。
徐静还说，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遗体比过去缩小了、变色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经过大量的测试数据表明：毛主席的遗体并没有缩小，体重并没有减少，颜色也没有变化。人们之所以有那些感觉，都是视觉差异引起的。
据统计，每年的7、8、9三个月是纪念堂接待任务最繁忙的季节，平均一个小时要接待9000人次，瞻仰者在瞻仰厅的时间一般为26秒，平均一天达5万人次，全年约600万人次。
关于纪念堂去留的风波
1980年8月1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非常事件”：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前，把悬挂在那里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取了下来。
尽管“文革”结束近四年了，毛泽东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神圣，那种根深蒂固的崇信已成为思维定式，生活中已离不开那张熟悉的面容。把毛泽东画像突然取下来，特别是从人民大会堂这样重要的政治场合，实在难以接受，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
随后，这一“事件”从北京到全国持续发酵：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广场、车站、列车上被摘了下来；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毛泽东的巨大雕像也从校园、军营纷纷请走，有的修建得过于坚固，不得不动用炸药……
原来，也就是在8月1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要少宣传个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天安门广场摘取毛泽东画像的举动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西方报刊更为敏感，竟大胆预言：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大陆批毛，势在必行；毛泽东的遗体将会从纪念堂搬走……正在各种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刻，意大利着名记者、被誉为“世界采访女王”的奥丽埃纳·法拉奇乘风而来，她走进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室。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没有客套，单刀直入提出第一个问题，便咄咄逼人。
这位一生采访过几十位世界政要的女记者，语言犀利、尖锐，常常采用近乎挑衅的轰炸式逼问，弄得政要们狼狈不堪。她的采访要诀是：打破政要的权威，树立自己的权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曾抱怨说：“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在采访现场被逼得暴跳如雷。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邓小平回答十分干脆，且不含糊。
关于纪念堂，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穷追不舍：“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把手一摆：“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事后邓小平诙谐地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共四个小时，分两次进行。这次采访不仅廓清了纪念堂去留的悬念，也阐明了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