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不止一个井大”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分析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政治形势，系统说明了党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方面的一系列政治策略，论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在如何看待红军战略大转移问题上，他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毛泽东用十分平易的口吻指出：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毛泽东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思维的色彩。
他首先正视事实：红军丢掉了原有阵地，并且在大转移过程中遭受很大损失，敌人占领了不少曾经属于红军的根据地，敌人得到了胜利。
他又辩证地认识现实，即从特定的时空角度出发，认为无论敌人的胜利还是红军的失败，都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不能把敌我双方局部和暂时的胜败，当作全部和永久的事实。
他特别注意在本质上和总体上把握现实：中央红军并没有完全失败，敌人也没有最后胜利。从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来说，尽管没有保住原有阵地，却摆脱了敌人的“围剿”和“追剿”，完成了长征计划，实现了革命中心的战略大转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是重大牺牲所换来的了不起的胜利。而敌人的情况怎样呢？尽管他们占领了红军的阵地，但是他们企图“围剿”和“追剿”红军的计划却化成了泡影最终破灭了。
毛泽东的辩证思维，完全符合事实逻辑，无懈可击。无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革命的道路充满坎坷和挫折。正视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准确判断事物性质，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要看到事物的局部，更要关注其整体。只有用辩证思想分析和认识客观事物，才能在困难和失败面前鼓足勇气，坚定信心，在胜利和成绩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创造崭新的成就。
二、“我们能够战胜蒋介石”
毛泽东深知，战争是敌对双方各种实力的竞赛。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解放区军民对于时局很是忧虑。毛泽东对国共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了如指掌。
经过深思熟虑，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二十几天后，即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在文章中，毛泽东对解放区广大军民忧虑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而理性的回答。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这是一种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这个结论无疑给渴望和平和民主的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三、“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战略退却，是处于劣势的军队面临优势军队进攻时，因不能迅速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步骤。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长期处于劣势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经常采取战略退却的方针。退却就意味着暂时放弃，放弃就等于得而复失，难免打烂一些坛坛罐罐。对此，有些人难以正确理解。
用辩证思维方式看待战略退却带来的损失，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篇重要的军事理论着作，闪烁着辩证思维艺术的光芒。
毛泽东首先是从大局着眼。他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针对战略退却带来的丧失土地的问题，毛泽东施展他的辩证思维艺术精辟地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紧接着，他信手拈来日常生活的事例，继续阐发自己的思想：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在上述论述中，毛泽东运用辩证思维艺术，对战略退却的必要性及其所带来的更大益处给予了充分说明。他的语言极其生动形象，富有趣味，他所阐述的思想极其深刻。
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轨迹非常清晰：必须全面地辩证地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能只看到一城一地的损失，更要看到放弃局部土地和部分城市，可以为战胜敌人，进而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城市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不能只顾眼前的暂时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而应当想到暂时的损失为长久的更大胜利争取了机会，最终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保存革命力量是最重要的问题，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没有的东西可以去创造；没有人就什么也没有了。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时不能硬着头皮死拼，适时退却，保存实力，是一笔“赚钱的生意”。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是运用辩证思维艺术，阐明了暂时放弃延安的重大决策。
1947年3月，蒋介石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连遭失败。因此，他变换了进攻方式，指派胡宗南重兵进攻陕北，妄图夺取延安。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毫不示弱，纷纷表示坚决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把胡宗南军队消灭在延安大门之外。毛泽东何尝不想守住延安呢？但是由于敌人有23万人马，还配备飞机、坦克，我军只有25000多人，且装备很差。面对10倍于己的来犯之敌，死打硬拼肯定造成重大伤亡。在这个重大关头，毛泽东独辟蹊径，果断决定主动放弃延安，诱敌深入，交给敌人一座空城，然后再寻机歼敌。
要放弃艰苦奋斗扎根十余年的红色首都延安，并将其拱手让给国民党军队，谁能想得通呢？
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接见了保卫延安的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他发挥自己辩证思维艺术的特长，耐心地开导大家：我军作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为了俘虏敌人的兵员，缴获敌人的装备，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夺地盘。占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好开庆功会。实际上只要一占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因为，他占了延安，也就背上了一个包袱。他背的包袱越多越走不动。这样就便于我们大量地消灭他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简洁凝炼的语言，充满着辩证思维的思想！
毛泽东果真料事如神。后来的战争历程完全应验了他的断言。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立即背上了行动不便的沉重包袱，并被牢牢地拴在了西北战场上，最后被彻底打败。13个月后，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事实证明，毛泽东制定的主动放弃延安，“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是无比科学和英明的，是毛泽东辩证思维艺术的具体体现。
四、为了抗日大局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1941年11月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共产党的积极谏言。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加快落实精兵简政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对精兵简政问题作了深入透彻的论述。
文章中不乏辩证思维艺术的运用。
20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毛泽东指出，当时“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极端困难，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且尤以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表现特别尖锐。精兵简政，正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形势下，心怀忧党、忧国、忧民情感的必然选择。
在毛泽东看来，真正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必须辩证地处理好这样几对矛盾：
一是战争情况和战争机构的矛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致使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越来越艰苦。机构越庞大，维持机构运转就越困难。因此，毛泽东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更加适应战争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二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在毛泽东看来，精简机构是局部的事情，抗战则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大局。因此，再勉强、再困难，局部利益也要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
三是习惯和变化的矛盾。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装，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
到底怎么办呢？就是要服从变化了的战争形势，改变机构臃肿的习惯。
四是大和小的矛盾。精兵简政之后，我们的机构小了，敌人的战争机构仍然庞大，怎么对付呢？毛泽东连续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先是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例子。他说道，“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接着又说道：“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比喻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讲究斗争策略，以少胜多，以小胜大。对这四对矛盾的分析和解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艺术。
辩证思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思维方式。面对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的复杂多样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辨能力，善于以灵活多样的思维方式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努力化解矛盾危机。辩证思维方式是成就毛泽东千秋伟业的重要支撑条件。
第四节比较思维艺术
毛泽东善于运用比较思维分析和认识各领域的问题，这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比较思维就是指在思维过程中，将同类事物或者同一级事物的相同、相似、相反或者有差异的方面对照区别，从而得出某种认识的思维方式。恰当运用比较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外界事物面前，发现事物之间的相同、相似或不同的一面。
常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同样的事物，要分清好坏优劣，只要比较一下，就能一清二楚。因为，比较是认识和区分客观事物的一种常用思维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比较，比如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发达与落后的比较，廉洁与腐败的比较，新旧观念的比较，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可以认识和解决很多问题。
议论类的文章是作者认识和分析客观事物结果的表现形式，当然也要运用比较思维。恰当运用比较思维，对于写作过程中材料的选择、论点的提炼、论证的阐述、论据的分析等环节，无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论点和论据方面容易出现的偏差等，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常把相近或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判断，确定其异同优劣，以便揭示事物的本质与特征，进而确定革命斗争的政策、策略和主张，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