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姓付的女子
一次去北京，中午吃饭，席间有个女子坐我对面，眉目如画，与人对视时总盈盈一笑。心想这样的女子该是不喝酒的吧？没料到，大伙一起干杯时，她总是把满满一杯黑啤端起，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嘬进去。没人强迫她那样喝，可她确实那样喝了。那天我们喝了多少酒？我只记得状如细烟囱的玻璃器皿中的黑啤瞬息就被消灭，一个满脸雀斑的服务员穿梭于人群，不停地递给我们一节又一节黑“烟囱”……我向来对擅饮的女子心怀敬意，更何况她仿若是从《仕女图》里走出的呢？有那么片刻，我忽然眩晕起来。我喜欢喧闹的餐厅里这样的时刻，这种微醺，这种陌生的热度，让人难免游离。去看她时，她正托腮静静地盯着某个角落。那一次我记住了她的名字，知道了我们是河北老乡，而且她也写小说。
回家后找她的《爱情到处流传》看，难免吃惊。吃惊是因为我以为现在没人像她这样写小说了，结果她这样写了，不但写了，还写得那般好。那些琐碎温润的短句，那些细细勾勒的情节，那些消失在烟远年代里的旧人旧事，散发出麦秸垛的气息。而我是多么喜欢麦秸垛的气息。小时候，麦子割了不久，孩子们总要在夏夜捉迷藏。我喜欢猫进麦秸垛，任凭残留的麦芒软软地扎着耳朵。很多时候，在孩子们的喧闹声中，不小心在麦秸垛里睡着。醒来时满天星光……她的小说，仿佛便将我置身于麦秸垛里，朴素、绵密、清爽、毛茸茸、清香……读罢最后一个字，仿佛便是醒过来，心头是些许惆怅。男人与女人，冷与暖，心机与宽恕，激情与厌倦，被她不着痕迹地道出，仿佛她用了最淡的墨汁，画了最美的风情。
这样一个物欲的年代，这样一个以能否写出好故事来评判作家高低的年代，她这样一笔一笔写着乡村旧事，庭院庄户，而且能写得犹如画工笔般耐心精致，而且能写出来为人所知所论，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偶然通电话，我们会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说着关于写作的某些看法。我说，我们都是那种将小说看成是艺术的人，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看法，并将这种看法付诸到我们的写作中。她说小说就应该是门艺术，而且是慢的艺术。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记得当时的话。那个时候，她似乎要离开单位，到一家文学杂志供职。她内心或许有些纠结吧。她的声音在电话里那么淡、那么柔，仿佛每说一句都要细细琢磨。有那么片刻，因为信号不好，我跑到阳台上，可仍听不清她的声音，我只有愣愣地望着窗外。正是初夏，蝉声幽噪，我恍惚听到她说，下个礼拜就要去新单位了，离开之前，她会发一篇关于我小说的评论。
那个评论很快发出来，报纸也很快邮过来。我知道她已经去了编辑部，而且隐隐替她担忧，怕她因读了太多旁人的字，反坏了自己胃口。听很多写小说的编辑朋友说，读稿子会读到恶心反胃。可我的担忧明显多余。这个纤细孱弱的女人，仿佛内心里有块丰饶绿洲，滋润灌溉着她的文字。读《花好月圆》，茶楼里的怀春小女子，在最后掀开那道门帘，见到自杀的一对男女时，内心的情愫肯定会碎掉吧。而我在她一针一线细细密密的叙述里，也被吓了一跳。读《锦绣年代》，掩卷之余，表哥捧着罐头瓶里的鱼在矮墙上行走的一幕，仍久久不肯散去。便想，这个女人的文字，是用草药浸过的。
今春又去北京，又不期碰到她，这个叫付秀莹的老乡。那天她没怎么喝酒，我也没怎么喝酒，众人都喧哗着合影留念，于是我说，我也和付秀莹照一张。她便笑着走过来，跟我站在那里。可是又说，等一等。不慌不忙去将一条素色围巾系到脖子上，这才说，准备好了。
当时我忍不住笑了笑。这个文字优雅古典、行事也优雅古典的女人，总是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给别人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德？
便想，等她老了，会是何等模样呢？
那么，就耐心地等她优雅地老去吧。五十年后，如若我们还可以面对面，或电话里随心所欲地谈着小说、谈着故人、谈着世事、谈着那些逝去的年华和青春，该是多幸福的事。
2011年于鲁院
晚安，六耳猕猴
——曹永印象
第一次见到那个叫曹永的小伙子时，他面黄肌瘦，一双大眼骨碌碌乱转，貌似精明强干。他和长得颇像豪猪的虹虹都是贵州人。那是鲁院报到的第二天，我们随便找了个小饭馆，曹永带了瓶昂贵的贵州酒。把酒匀好，他却口口声声说不喝。他说自己的胃不好，滴酒不沾，也不能吃辣。和那个嗜辣嗜酒如命的同乡相比，曹永似乎不怎么爱吭声。当我们高谈阔论七荤八素时，他只是安静着听，嘴里细细地咀嚼着青菜和大米，仿佛一位清心寡欲的老和尚。偶尔他会插两句话，语速奇快，两眼爆出精光，厚厚的嘴唇欢快地翕合，瘦削的肩胛骨则不时耸动一下。等话说完，他的眼神重又暗下去，继续肃穆地咀嚼食物。
上课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失踪了。谁也找不到。同学和老师们都很焦急。后来他又出现了。原来是生了大病，一个人去中日友好医院住院了。作为邻居，我常去探望他一下。他的房间里是那种药片的气味。他热忱地给我倒水，又忙去洗水果给我吃。我仔细翻看着他的诊断书，看到一些严重的医学名词。说实话，我都替他出了不止一身冷汗。可曹永说，没事的，做了一个小手术而已。他说这话时，语气清淡，似乎只是得了一场感冒。毕业之后我偶然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才晓得他身体一直断续出问题。早在几年前，他就把脾脏切除了。在云南昭通医院做的手术，医生说，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十。他父亲听了差一点儿病倒，而曹永却没当一回事。到了做手术那天，心情抑郁的父亲睡倒在病床上，曹永自己推着手术车进了手术室。医生到处找病人。曹永就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啊！还好，手术很成功，切除下来肿大的脾脏据说是昭通地区的医院有史以来切除的第二大的脾脏。
这个没有脾脏的人，在鲁院的最初那段时光里，安静得像老人。作为不称职的邻居，我们聊天的机会也不多。他不喝酒、不吸烟，每晚早早睡下，如果翌日无课，通常上午十点才起床。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读书的话题。他说，他长这么大，只读过金庸的小说和余华的《活着》。他这番话让我很诧异。我那时刚看过他那篇《生命薄如蝉翼》，语言简练劲道，叙事浓淡相宜，训练有素又鲜活的样子，哪里是不读书的人写出的？我说，一个作家不读书怎么能行呢？不读书的作家就是在慢性自杀啊。也许我当时说话的口吻颇为正经，他有点惶惑地盯着我。过了段时日我去他宿舍，发现他的书桌上堆了成摞成摞的外国小说，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散文，也有小说，散发着油墨香。他说，刚买的，不过很多书看不下去。我说，慢慢看，别急……等毕业时，曹永买的书大抵是同学里最多的，装了四五个纸箱，刘浪帮他扛着，一前一后赶往芍药居的邮局。
感谢历久弥新的杀人游戏吧。感谢那些陪伴我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吧。曹永的房间也曾经是我们“杀人”的主要战场。一张床上最多的时候竟然坐上六个人。曹永通常被安排在床的最里侧，因为他枯瘦，占地方小，又不吸烟。可以说，曹永是我们杀人游戏里最失败的杀人者。他喜欢把肥大的枕巾系在头上，像是一个偷地雷的。你说，旁人看到他大眼睛骨碌碌乱转、贼眉鼠眼的样子，能忍心不怀疑他吗？而且他有个习惯，游戏第一轮指认时通常先把“豪猪”虹虹干掉（后来虹虹又有了个着名的绰号“首轮红”）。所以曹永总是先被踢出局。被踢出局的曹永并不甘心，经常挤眉弄眼地暗示他的同党，谁是潜伏的警察。有时候面部表情不够用，他就索性偷偷伸出纤细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指给同党看。当然，免不了被火眼金睛的我们察觉后一通“暴打”。说实话，他的俏皮样儿，真的宛如八九岁顽童。
就是这个安静又俏皮的少年，在他的小说里，死亡总是如影随形。《两棵姓曹的树》中，曹永对乡村生活中趟不到底儿的黑暗和荒诞的人性描述让人心生战栗。生活的困顿无望让兄弟间的手足情抵不过一棵核桃树。曹大树生性懦弱，对待乡村强势（村长、医生、二流子、“破鞋”）力量只会唯唯诺诺，而对亲他爱他的人则总是抱以粗暴、蛮横、偏见和骄傲之心。这种懦弱和粗暴鲜明的比对，让人的灵魂显得微如尘埃，不足疼惜。《愤怒的村庄》则将一个普通村民的生活推入绝境。曹树根的儿子死了，他要向伤害儿子的人讨个说法，在讨说法的过程中，曹永给主人公设置了很多障碍。先是村长不主持公道，曹树根连农活儿也不做，就到村长家门口蹲着，用曹永的话来说，就像尊石狮子。为了给村长送礼，曹树根把耗子般大小的猪崽卖掉，由此导致了老婆上吊自杀。曹树根就天天磨刀，要干掉两个仇家……最后他真的把刀子捅入了医生的身体。《生命薄如蝉翼》中，孩子的父亲开车时被乡政府追赶坠入山涧。叔叔陪侄子讨要公道。这个过程曲折心酸荒诞，当赔偿款终于要回时，却被叔叔拿去赌钱输掉。孩子最后杀了叔叔。在故事推进过程中，我能时时觉察到一种慵懒的紧张感。而这些小说中，主人公最后总是把一把刀子捅进“他者”的身体。也许，那些生活在暗黑世界的人，唯有听到金属刺穿肉体之音，才能为他们即将爆发的愤怒找到一个微小切口，让他们的生命有一点尊严、有一点价值。而这些乡村生活中最底层、最卑微的灵魂让人怜悯，又让人痛恨，更多的，则是叹息。无疑，曹永在他成功构建的小说世界里，原汁原味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乡村权力、何谓农民式懦弱、何谓集体性灵魂麻木、何谓民主缺席、何谓真正之乡土中国。在主人公照例把刀子捅进那些“死魂灵”的身体时，我们的灵魂，则被曹永用刀子清晰地割了一刀。那一刀的疼，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作家的曹永独有的力道。和他同龄的作家里，少有人身怀如此之硬功夫。
有时候我想，或许是曹永的阅历，使这个瘦瘦的人在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时，显出了独有的审美趣味和悲悯情怀。初中毕业后，他曾经在家务农多年，帮他父亲开农用车，运煤炭、运货物，三年多的时间里竟然开报废两台农用车。在乡下的山路上开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经常在悬崖边开，随时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和生命危险。有一次，他开车运了三吨煤炭，走在大山深处已然半夜，突然车子在泥泞山路上抛锚，四野漆黑，他一个人将煤炭一点一点卸下车，将车子发动，再将煤炭装上车，此时天已放亮。我想象不出，这个体弱多病的乡村少年，在夜色里的盘山道上修理车子、卸煤装煤时，是怎样的心境？焦虑、紧张、恐惧？抑或是其他？或许，他小说里主人公独自面对困境（守护父亲腐烂的尸体、霍霍磨刀向仇人、无望地蹲在村长家门口）时的窘迫、孤独、无望、荒凉、虚涩，和他独自面对被黑夜蚕食的群山时，是一样的心境？
去重庆和赤水社会实践时，我们一帮同学坐在大巴上，穷极无聊，就开始给同学起绰号。这种只有孩童时才玩的低俗把戏，让我们这些不惑之人老忍不住“哧哧”窃笑。曹永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起的绰号，大都跟动物有关。我们都觉得，任何一个人的相貌，总是多多少少能提炼出一种动物特性。比如，杨遥的须髯之与猫头鹰、郑小驴的眉鼻之与狐狸、鬼金的脸盘之与野猪、朱子青的眼睛之与骆驼……当我们盯着曹永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喊出一句“猕猴”！是啊，他瘦弱的四肢、骨碌碌乱转的眼睛、时而安静时而活泼的个性，倒真和猕猴有一比。当然，猕猴里最有名的就是六耳猕猴了。这样他的名号就定下来。当然，他极力反对，可是作为这个游戏的始作俑者，反抗是无效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名号并不恰合。如以江湖人相喻，我觉得曹永更像是古龙小说里那种黑夜中负剑前行的少年游侠，貌似体弱多病不堪一击，实则武功盖世，弹指间能灭杀绿林大盗。当然，这样的人注定是孤独的、隐忍的、游离的，在出世和入世间孑孓徘徊。
鲁院毕业的时候，曹永送了很多同学，瘦肩之上扛着他人的行李。当最后我们把曹永送上出租车时，他从窗口不停挥手。我看到一大串一大串的泪珠从他的大眼睛里滚出来。我记得他说过，毕业时他肯定不哭。可他还是忍不住哭了……说实话，毕业之后，我时常想起泪水从他眼里流出的模样，内心里是担忧和怀念：这个瘦巴巴的兄弟孤身一人住在贵阳的出租房里，睡觉没规律、饭餐不定点，身体是否无恙？他没有固定工作，又要经常看病买药，生活是否拮据？这样胡思乱想后，又会如是安慰自己：他肯定会没事的，他有着和同龄人迥异的历程，必定有着不同于同龄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的世界里，必定五谷丰登、鲜花盛开、光影和谐。
前两天接到曹永的信件，说工作可能将有着落，让我不禁为他舒了口气。即便是冷酷仙境的创造者，总要衣食无忧、老有所依才好。此刻是凌晨一点零八分。我在唐山，曹永在贵州。想必他会听我们这些中年人的唠叨，每日好生休息、好生写作吧。窗外蟋蟀鸣叫，野猫夜游。那么，晚安，我的兄弟曹永。晚安，夜色中的六耳猕猴。
2011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