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里查德·潘都尔译／钟睿
去年，我被推上了做新娘子的爸爸这等候良久的角色。可我对此却无半点儿准备。我总是这样想，当我陪着吕贝卡走在通道上的时候——她，身穿白色飘垂的礼服，妩媚动人；我，泰然自若，且又自豪——我会细细地回想她孩提时代某些富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或者在痛苦中难过而又甜蜜地思索着：以往这一切的养育是怎样转变成了眼前这一刻啊！我的女儿，打扮成了新娘子的女儿，正成长为美丽可爱的女人。
事实上，很不幸。当我和她走在通道上时，我一样儿也没去想，我根本不能想，我害怕。
几星期以前，那股子紧张劲儿就开始了，而且根深蒂固起来。我愈来愈担心。觉得还是不再胡思乱想为好，把注意力集中在走完通道而且又用不着准备担架所必备的条件上。通道简直成了我挨鞭子受罚的夹道。有天晚上，教堂里空空的，我溜进去看了看通道，长得令人作呕。
四周没人时，我在我执教的大楼各走廊上练习走道儿。不一会儿，我为把自己摆弄成叫人看了要局促难堪的样子而感到十分懊丧。于是，我停了下来，心想我算是无可救药了。这一于婚礼前一夜在教堂内独自进行的“彩排”事实上被证实，我呆头呆脑，上下哆嗦个不停。我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练习也将无济于事：假如我今天这么糟，那我明天经过了练习会更苦不堪言。
第二天到了，我没想错。当许多人在教堂里就座时。我脚步敏捷地穿过通道，我得举止谨慎，免得人家发现我在发抖。不料，当我停下来想看看自己是否镇定时，“咚”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右脚跟儿重重地跺在了地板上。
比颤抖更要命的是眼泪。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好流泪，是个近于流泪狂的人。我曾经因为几日很糟的天气而哭过，为一只死去的蝴蝶落过泪，为某些有伤感气息的电视广告而哭过鼻子。所以，今天我异常地警惕，因为一滴眼泪便能使人扫兴。
婚礼开始了。5名身着粉红色长服的伴娘由身穿灰色无尾礼服的教堂招待员伴同着，沿通道仪态端庄地徐徐走来。她们步履从容，全然是艺术的美。可是我没见过婚礼的场面（我们私奔了），这次是我的处女航。
那一刻来到了。吕贝卡手挽着我的胳膊，我们站在通道的一端。教堂内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站着转过身来，看着我们。奇怪，我觉得很镇静。顿时，管风琴的乐曲《新娘子到》奔泻而出。乐声高奏，欢乐优美，令人难受。哦！太令人难受了。我和女儿移步向前时，一股热泪夹着咸味直冲而来。我又镇定了一下，昂首直视，谁也不看。
走了大约三分之一了，脸面刚要抽动，右胳膊上觉得轻微的一按，把我唤醒到另一个更容易忍受的现实上来。原来是我的女儿的手抓住我上臂的内侧，我感到她的手指头在轻轻地一按。
这轻柔、脆弱的一按，使我走了神的神经着实一惊，但顿觉又是意味深长的一按。它表明，面对着未知的一切，面对着往下的几步以及即将步人的未来，她有些紧张，需要鼓励。她在尝试着非她莫属的勇气。她的尝试开发了我身上储藏的我未感觉到的勇气，不过为了她，我可以装出这副勇气来。侧目看去，她的面纱在抖动。我不知道怎样去纠正才好。我突发奇想，要是我们俩同时抖动，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了。
脑瓜里尽是这些怪念头，不知不觉走到圣坛前。我把她交给等候在那里的新郎，然后退到后面。牧师问是谁嫁出这位女人，我回答说：“她母亲和我。”声音很低。听起来尖声尖气，很像野鹅的叫声。这时我应该坐下了，就像我当初练习的那样。可我还是惊奇地呆在那里，看上去又像哭又像笑。牧师低声提醒我：“你可以坐下了。”这时整个仪式停了下来。我像一件挂在木钉上松散的旧外套一样，又站了片刻，这才反应过来。当我在长凳上坐下来时，心头顿时涌进了宽慰的感觉。不在人前显眼了，这多好啊！
在随后的仪式上，我又抽空自找烦恼——在眼泪一阵阵的威胁下，回忆我刚才的表演有没有令人不安的地方。我携着女儿沿通道走过时，脚步一点儿都不轻快吗？我事实上没有把仪式中我们的那一段进行得太匆忙吧？
后来，在筵席上我问及此事。大家异口同声地夸我，说我像演员一样，步履姗姗地走过了通道。
我和女儿跳舞时，她肯定地说，当初我如果步子再走得慢一点儿，她就会紧张得趴在地上。我感到轻松多了，甚至觉得有点儿胜利了。我边跳舞边笑，她的面纱还在抖。我们承认我们都患上了严重的“婚礼面部痉挛症”。我的眼泪又上来了。我说：“亲爱的，我们走过来了。”她双眼湿润，默默地把面颊依在我的肩上——同意我说的话。
我回想起她在通道上的轻轻一按，回想起我们走不下去然而最终坚持下来的那一刻。我们跳着华尔兹进入了最后的几拍，这时我感到那一刻正化作那些未来的时刻，它将作为纽带把我们永远维系在一起。
我感到那一刻正化作那些未来的时刻，它将作为纽带把我们永远维系在一起。剥离的疼痛是因为相连的紧密，正是一份父爱，让“我”举手投足都显得分外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