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侯门弟子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侯仁之一生孕育桃李无数，但为人十分低调，尤其是在自己寿辰的“关键时刻”。
1991年，他八十寿辰，为了谢避同学们的祝寿之请，他选择了在生日期间去美国看望女儿。
十年后，他九十寿辰，这次，他没来得及“躲避”，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
祝寿活动中，侯仁之不辞九秩高龄，登台做了长篇学术报告。
据其弟子唐晓峰介绍，祝寿期间，侯仁之的弟子们“自作主张”，汇集了众人的历史地理研究新作，编辑成册，以示学术之薪火相传。
翻开这本绝无哗众之嫌的纪念册，其中说“文集不造声势，力避浮词，以学术为本，谨谢先生教诲指路之恩。”师生同气相求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集的第一页，转录的是侯仁之1945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为当时毕业生同学撰写的劝励之辞：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第九章孕育桃李：春风化雨燕南园除了这段对侯仁之半个世纪前“讲话”的转录，和寥寥数语的“前言”说明，就没有其他任何的客套之语，其他皆为侯门弟子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而“坚定的事业，不拔的士节，光荣的献身”，或许正是侯门弟子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2006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举行了第二届师德建设工作会议暨首届“蔡元培奖”颁奖大会，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大会并讲话。
首次颁发的“蔡元培奖”是北京大学的最高教师荣誉，以表彰获奖教师在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侯仁之获得了北大首届“蔡元培奖”。另外九位获奖的名师，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带领中国稀土工业昂首步入世界前列的徐光宪、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奠基人曲绵域、中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的开拓者王夔、率先在国内揭开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奥秘的韩济生、非均衡经济理论和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中国微电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阳元、横跨文史文化学研究的袁行霈，和率先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林毅夫。
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的评价是：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也是会集人才的重要高地，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2.弟子尹钧科的师门情结
尹钧科，供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他曾于1965—1968年和1978—1981年两度入北大读研究生，在侯仁之门下攻读历史地理学。第一次因为“四清”和“文革”，未能正常学习。十年之后，才得以圆满完成学业。
据他回忆，1968—1978年，他在山东泗水二中教学时，学校附近有一个泉林村，处处涌泉，水量很大，清澈见底，冬温夏凉，流为泗河。泉旁就是见于《禹贡》记载的陪尾山。据说孔子曾站在这小山上，望着地下涌出的泉水哗哗流去，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清代建有泉林行宫，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驻跸于此。
在学过一年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尹钧科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准备，于1980年春天，以《泉林》为题，试写了一篇约两三千字的短文，请侯老师百忙中给看一看。
过了几天，侯先生叫尹钧科到家里取稿子时，他看到先生用铅笔修改了许多地方，有些字词圈去了，有的地方甚至整句、整段地删去，或者调换了前后次序，而在另一些地方，又工整地增补了些字句。连个别的标点符号也作了更正。
先生笑着对他说：“写文章，无论长短，都要精炼才好。我做了修改的地方，回去仔细看一看。以后可以经常练习写写这样的短文。”
后来，尹钧科将老师改过的稿子重新誊写，试投《大众日报》，不久就登载了。侯老师的指教促使他此后为《北京晚报》写了不少“谈北京”的小文章。
1979年的一天傍晚，尹钧科陪着侯仁之先生从蔚秀园回燕南园。进北大西门后，向南未走多远，先生停下脚步，对他说：“我们站住的地方，过去是一条小河。”
尹钧科感到诧异，这里哪有一点河道的痕迹呢？接着，侯先生指着西边的校墙说：“你看，墙的下面还有一个券门，那就是进水的闸门。水从西而来，流进闸门，然后注入东边的这个小湖，又南、北分流，进入未名湖和后面的鸣鹤园。闸门外过去有一个石桥，名叫漏斗桥。你知道吗？北大校门的门牌号是漏斗桥一号，就是根据这桥命名的。”
就这样，跟着侯先生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一些新鲜的知识。之后，先生又边走边对尹钧科讲了许多。侯仁之说：“平时在脑子里要不断地琢磨文章的题目。当你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些记载与你脑子里的某个题目有关系，就主动地把这些资料收集过来了。如果脑子里不装着许多文章题目，你可能看了很多很重要的记载，觉得没有用，就放过了。日后进行某项研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时，你会想起曾在什么书上看过很有价值的记载，但因时间长了，记忆模糊，再找起来就要费很多工夫，甚至很难找到了。”
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是侯仁之带研究生的成功之道。
1978年暑假间，北大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应邀为安徽芜湖市做城市发展规划。当时，侯仁之新招收的三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还未入学，他就让他们都参加这项工作，负责研究芜湖的城市历史地理，为城市规划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
在查阅了一些地方文献后，有一天，三个学生和侯先生的一位助教一起进行野外考察。他们乘坐一条小船在青弋江中逆水西行，在距芜湖市区一二十里地的一处江边高地上，发现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原来这就是芜湖市的前身鸠兹城。
回来后，他们向侯先生汇报了，老师极为高兴，除鼓励一番外，还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第二天，师生五人又雇了一条船前往古城遗址考察。那年侯仁之已67岁了，但依然兴致勃勃地跑遍了古城遗址，又看地形，又捡瓦片，毫无倦意，并现身说法，强调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回程中，天下起了雨，因都未带雨具，衣服全淋湿了。回到宾馆后，侯仁之乐呵呵地请学生们喝酒，以驱风寒。这次在芜湖的研究成果，是在侯仁之指导下，由几位学生合作撰写的题为《芜湖的聚落起源、城市发展及其规律性的探讨》论文，发表于《安徽师大学报》上。
1979年6月，侯仁之又让三个学生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的编制工作。查资料、绘图稿，各有各的任务，但编辑组内部的学术研讨会、野外考察等，都集体进行。
从这年开始，到1988年图集出版，尹钧科参与了这项重大科研工作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获益之多之大，不仅藉机阅读了大量的古今北京地方文献，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科研的方法和经验，大大提高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为日后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也正是侯仁之让几位学生都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研工作的初衷。
1980年底，《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尚在紧张进行中，撰写毕业论文又迫在眉睫了。对于如何撰写论文，侯仁之在讲课或个别谈话时，都进行悉心指导。
他常常说，搜集资料要“沿流溯源”，尽力追溯最原始的记载；撰写论文要“言必有据”，详注出处；论文的选题和内容“要有新意，不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切记不能抄袭和剽窃别人的成果”。
除了在学业上得到侯仁之的丰厚教泽外，尹钧科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也得到老师的极大关爱。1981年毕业后，他能到新组建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院）工作，就是老师帮助安排的。
侯仁之郑重地嘱咐尹钧科：“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要努力工作，争取把根儿扎下去，将来可以在那里发展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
1984年6月，尹钧科全家从山东搬迁北京，也是侯仁之帮助解决了一家几口两地分居的难题。
3.侯门弟子眼中的为师之道
在一些文字记载中，侯仁之的为师之道一直被津津乐道。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师范学院的教师于希贤出差来北京，慕名拜会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关于滇池历史地理的论文放在侯仁之家里。
侯仁之读过文章后，约他周日上午再来侯家面谈。于希贤如期而至。侯仁之和于希贤谈起了徐霞客和李贽的联系，谈起了地理学的分科问题，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于希贤临走时，侯先生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愿望到北大来进修？”
于是，于希贤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于希贤回到昆明，妻子来接他时，惊喜地告诉他：“北京的调令来了，调你去北大工作。”后来，由于昆明师范学院不放人，于希贤不得不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到了侯仁之身边。
回忆起此事，于希贤说：“为了学术的发展，侯先生不遗余力地破格调我来，这是对后学多大的提携和鼓励啊。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当时还没被‘解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找到侯先生，说老专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调我来做助手。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侯先生为人大丈夫的气魄，对年轻学子不计亲疏，为人师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邓辉，也曾有类似的经历。
1985年，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大三学生的邓辉，给侯仁之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关于楼兰的小论文。“那篇论文现在看来很幼稚，”邓辉说，“信寄出两周后的一天，一位北大学生来找我，说是受侯先生的委托来送信的。我接过来一看，是侯先生的亲笔信，还有送来侯先生的书《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签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当时是学部委员，非常忙，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书目让我看。”在工作两年后，邓辉也考上了历史地理的硕士研究生。
邓辉说，作为学术带头人，侯仁之爱才如命，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愿意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关爱。对已毕业的学生他也不忘关照。
对此，另一位侯门弟子谢凝高早有认识，他说：“我们1955级的班上有个同学黄发程，是广东人，成绩很好，对历史地理研究很有兴趣。毕业分到内蒙古。1977年，黄发程的爱人生小孩时，侯先生给他家里寄去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小孩子穿的衣服，帽子，袜子，还有香皂等日用品……当时内蒙生活比较艰苦。”
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是侯仁之的学生。2010年11月15日，他在《新京报》撰文回忆“侯仁之先生二三事”。
他深情地回忆道：“回想我本人的求学经历，曾经对我授业解惑的老师不下百位。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侯仁之先生。1955年，我有幸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我挑着竹扁担随着人群走出前门火车站，巍峨的正阳门城楼瞬间震惊了我。开学的第一天，侯仁之先生在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向新同学致欢迎词，并作了题为‘北京’的专题报告。侯先生明白晓畅的语言将我深深吸引，正是这次报告，将‘北京’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
之后，侯仁之又在中国历史地理课上强调，做历史地理学研究，自然要沉下心来，在书斋里研读历史文献，但更要深入实际去考察，去核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补其不足，纠其舛误，并进而提出新见解。
1995年，宣武区政府拟根据侯仁之关于北京肇始之地的学说，在广安门外的北滨河公园修建一座建城纪念碑。
侯仁之在审阅了设计图纸之后，便带领组织方代表去实地考察。当他们抵达白云观西墙外之后，侯仁之告诉大家，这里就是“蓟丘”所在地。将近中午，侯仁之对设计方案一直未置可否。
区宣传部长问朱祖希其中缘由，他说，侯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城的肇始之地蓟城位于广安门内外一带，而蓟丘纪念柱安置在北滨河公园内，自然不合适。
他建议将“丘”字改为“城”字，即改称“蓟城纪念柱”。
侯仁之不仅同意了这一修改，还为柱前的石碑撰写了碑文——《北京建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