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便是首都应该确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那一个地理位置或者说区位上。从宏观的方面而言，这个位置必须是最有利的，其他地点都不如它。从微观的方面而言，这个地点的地理环境又适宜建设都城。
在中国古代，“京”特指的是大面积的向阳高地，“师”是军队的驻地，“京师”连称，则是因为一般是在高地处驻有重兵。而把国都称为京师，显然是因为国都一般都驻重兵把守。可见国都的确定、防守，或军事原因是十分关键的一点。事实上，古代都城的选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选择易守难攻之地。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都是在这之后。
1.定都之议
楚汉相争，汉王刘邦靠着良将谋臣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马上得天下，自然不能马上治天下。政权甫一建立，首要的任务自然是确定行政管理的中心。而助刘氏得天下的将士，多为山东人氏。秦汉时以崤山为界，其东皆为山东，与今天并不相同。他们当然愿意衣锦还乡。因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洛阳自然成为将士们的首选：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看来，刘邦定都洛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不料，刘邦此时却有些犹豫不决。为什么？原来定都洛阳固然可以凭借交通便利管理疆域广大的西汉帝国。但是，此时汉王朝立足未稳，天下未定，东有异姓诸侯，西有匈奴虎视眈眈，这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军事安全。刘邦迟迟未决，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原因。
其实，这之前的古人早已意识到地理形势在国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左传》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这里的戎就是指军事安全，意思是只有用兵力才能保障社稷，这是与祭祀同等重要的大事。而《易·习坎》中也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因此，历来选择都城，其附近的山川形势自然也就在考虑之内了。
因此，就在刘邦迟疑之时，娄敬就很巧妙地向他提出了建议。当时得知刘邦欲建都洛阳后，娄敬去见了刘邦。汉初并不像后来，刘邦虽已称帝，但将士要想见他还是比较容易的。娄敬见到刘邦后，就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高祖回答不错，娄敬接着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为什么？刘邦不解道。娄敬接着分析。周室积德累善十余世，才有历年久远，而高祖您本人之得天下，靠的是“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这样的状况下，刘邦“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不仅娄敬认为不可，刘邦自己也深以为然。话说到此处，那么，不建都洛阳，哪里又是最佳的建都选择呢？娄敬接下来给出了答案：建都关中。
娄敬是这样分析关中建都的有利之处。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娄敬在这里虽也提到关中是天府膏腴之地，实际上着重在讲秦地的地理形势。秦为四塞之国，早在战国时，苏秦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唐人张守节对此作过解释，他说：关中“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山；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
《史记》卷99《刘敬传》。
《史记》卷69《苏秦列传》及《史记正义》。这里所说的黄河南塞是指战国时秦昭襄王所修筑的长城。这条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起，经今陕西北部，一直达于内蒙准格尔旗，正位于黄河北河之南，故称为黄河南塞。
正是因为关中地区有这样的形势，娄敬才提出这样的建都建议。甚至娄敬还以与人搏斗作为例子说服刘邦：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在这里娄敬所讲的是关中的地理形势，从经济上这里经过秦人的经营已有自足的可能，即“资甚美膏腴之地”；在军事上是退则“四塞以为固”，进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助刘邦得天下的张良对定都的看法与娄敬几乎完全一致。甚至他劝说刘邦的话也与娄敬差不太多：“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这是指关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外来武力的侵扰。而留出来的东方，有黄河与渭河以通东方，既可以借以供输关中，又可以在危急时刻顺流而下，平定诸侯。这样的话确实很能打动对局势了如指掌的刘邦。即日他便下令西都关中。
娄、张两人的话都说明了定都关中则可以控制全国形势，既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带，优于洛阳。从西汉的历史来看，他们的这个预测是正确的。果然，在其后不久的汉初异姓诸侯之乱以及刘邦的孙子景帝时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都是起初叛军声势很大，但不过数月，就被中央王朝彻底平定。可见，尽管秦汉的对手不同，但他们一致的是都要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秦国要对付的是东方六国旧贵族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要对付的是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事实上，这一点不仅秦汉时如此，就是秦汉之际时也如此。当年项羽推翻秦王朝后，谋士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娄敬类似的话。只可惜项羽目光短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建都，最终的结果是被从汉中起家的刘邦击败。
上述娄、张关于定都的议论还仅就关中内控全国的形势出发。事实上，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时期最强大的外敌是西北的匈奴。首都建在关中还有利于抗击匈奴。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据黄河以南地区建设新秦中，深度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虽然国力不强，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但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而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不但建设河西五郡，超越秦国疆域，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纳入版图之中。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相对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
其实，关于定都的争论与犹豫，不只出现在西汉初年，后代也有多次这样的两难。唐代初兴，北方的突厥势力正强，渭河岸边常有胡骑巡睃。唐朝的一些勋臣策士对长安的安全没有信心，提出迁都。唐高祖竟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打算迁到南山以南。这时秦王李世民站出来坚决反对，才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李世民之所以能力排众议，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外，更多的也是考虑到关中的地利，并且只有积极组织抵抗，才能巩固边防，长治久安。
明代初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游移。燕王朱棣久居北方，在对蒙古人的作战中，深知北方的蒙古人是威及国家安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成功后，毅然决定迁居北京。因为留在南京，一方面会受到帝都旧有势力的制约，更主要是对北方边防不再施行有效的控制。国都紧邻劲敌，就不可能稍事麻痹，不敢有丝毫懈怠，以免养痈遗患，为害无穷。上面这些例子就引出了在国都确立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国都选址大约遵循哪些原则？
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适宜建都的地点一般有这么几个层次的考虑：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如何；二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事实上，在第一层次中的考虑又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择全国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则。
从最简单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为一国的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国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于对全国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如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慎势》就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国就是都城的意思。这是天下统一之前人们关于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类似于《吕览》上述的话还有很多，如《荀子·大略》中也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又有所提升，也就是从礼制出发来说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还有就是《管子·度地》中的话了：“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其实，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路，并没有什么玄虚的地方。而从中国都城建设的历史来看，在唐代以前由于政治经济重心统一在黄河流域，宏观一点说，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如果学术一些，这就是政治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什么是三河地区？司马迁曾对这一地区有过解释：“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三河是现在的晋东南、豫西北一带。如果更具体一些，天下之中就是指位于三河地区的洛阳。因此，从西周到唐代，历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显然是为了实现在天下之中治理天下的理念。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尽管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区位，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地点。因为理想毕竟是理想，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实际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两种势力的平衡下，首都的选择就可能偏离地理中心。
在唐代以前，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居高临下，对当时的山东地区可以起到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所说的“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正如前面已讲过的娄敬所论述的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关中地区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而位于四方之中的洛阳明显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从控内的角度。而对于御外而言，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如西汉的匈奴，如隋唐的突厥。此时首都设在御外的前线，当然有利抗敌自保。如西汉、隋、唐的长安都有这样的考虑。到了宋以后的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还有一个与地理中心区位有矛盾的首都选址因素，就是政治根据地的位置。这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龙兴之地。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前面所讲的刘邦之所以中意洛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他的老家丰沛较近，他的将士很多都是丰沛子弟。而最为突出的还是北朝及至隋唐的关陇集团与都关中的关系。
西魏与北周下启隋唐，其典章制度对隋唐多有影响。在都城方面，隋唐直接继承了长安为都。事实上，西魏、北周乃至于隋唐之所以以长安为都，则与他们都依赖关陇集团建立政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西魏政权的实际创立者宇文泰，曾随贺拔岳转战于关陇各地，所部多为关陇豪右。后来宇文泰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一带为实际控制北魏的高欢所败后，也是通过广募关陇豪右来增加自己的势力。关陇豪右当然就成为宇文泰建立政权的重要基石，国力所寄。此后，北周取而代之，也唯有依托关陇集团的实力。北周之后，隋杨氏继起，及于唐初，关陇豪右始终是这些王朝的主要支柱。然而西魏及北周初年，疆域局促于关西一隅，当然不能不以长安为都，论实力也不能不依赖关陇豪右。但杨氏代周后，形势已大不一样了。北齐已经灭亡，陈更是孤守江南。然而隋的国都却仍因魏周旧贯，难以离开长安，其中最主要的考虑则是关陇集团的实力。浸假于唐初，这一景况也没有大的改变。对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此有过专论。
参见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见《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其实也是如此。甚至后梁的朱温，明太祖朱元璋与其子成祖朱棣莫不如此行事。再到后来，中华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能免俗。流传至今的“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说法，究其实，也是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不愿离开政治根据地而泡制出来的。不过，政治基础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保证王朝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碍当权者的革新行为。所以，有时候反而要靠迁都来避开守旧势力的干扰。如秦孝公为了变法图强，将秦国都城从栎阳搬到咸阳，有摆脱反对变法的贵族们干扰的意图。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大同迁到洛阳，更是明显地要减少汉化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