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呢？华君武的一个堂舅和当时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的校长胡钢复很熟，母亲托堂舅说情，胡钢复便答应接收华君武，并免除了学费，让他只交一点杂费，这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1931年，16岁的华君武穿着一身蓝布长衫，带着他的铺盖卷只身来到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的附属高中，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华君武在以数学著称的大同中学仍然严重偏科，他喜欢美术课，却不喜欢数理化，那三科成绩极差，其中尤以数学为甚。一上数学课他就“头疼”，而大同中学老师吴在渊是个自学成才、学问很好的人，教学上有他自己独到的方式，是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都极为敬重的数学教育家。华君武的数学基础本就较差，根本跟不上，后来索性心一横不听了——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偷偷构思漫画，有时干脆就直接画在书本的空白处，课后再去誊。华老曾回忆说：“我的算术课大概到了‘鸡兔同笼’的时候就基本停止了。后来我的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差。数学老师吴在渊先生严厉至极，我对他老人家真是无可奈何，考试经常得负分。”为何得负分？原来是吴在渊老师有自己的一个判分“规矩”，别的老师可以判不及格，或30分，或20分，可他却可以判负分，以华君武对待数学课的一贯作风，他在负分行列之中也就毫无悬念了。
当时，偏巧有一位数学助教施先生对学生很凶，大概对数学不好的学生尤甚吧，而且人也年轻。一次，胆子变大的华君武在课堂上画了一幅漫画嘲笑施先生。画面上是一把大大的尿壶，这位助教施先生的头像正插在尿壶的嘴上，标题叫做《清供》。他的表弟与之同班读书，也极其讨厌这位助教，看到此画之后竟背着华君武偷偷将画放在了施先生的桌上。这下惹了大祸，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助教大怒，向学校提出“不开除华君武决不再教课！”校长很为难，毕竟华君武是“关系户”啊。最终，校方决定先给华君武记大过两次，因为记三次过就等于是开除了。一直拖到放假，又再写信通知家长：学生华君武可不再来校读书。就这样，华君武又一次被迫辍学了。虽然以前在杭州被初中开除，如今在上海又面对高中不能继续升学的停学处分，但对于这两次差不多的结果，华君武内心的波澜却是相去甚远的。后来，华老回忆此事时这样说：“这当然是我咎由自取，现在想想，借漫画来泄私愤，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那位助教先生还在，我愿意向他当面请罪。”60年后，大同中学在校庆活动期间举办校友征文，身为一代漫画大师的华君武写了一篇题为《我的错误》的文章，讲述事情经过，在全校师生面前以文字的形式承认自己60年前的错误，不禁让人肃然起敬。《我的错误》全文如下：
1933年到1936年，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我从小学时算术就不好，记得学“四则”时鸡兔同笼我就弄不清；但我家里硬要学理科，硬把我送进当时以数学闻名的大同大学附中。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吴在渊先生，50年代我还和华罗庚同志谈过他。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每次上课不翻课本就开讲，功课好的同学还能跟上，我的数学本来就差，跟也跟不上，越学越糟，我就索性不听课了。那时我已经在社会上投稿漫画，所以算术课本的空隙里都成了我画小人儿的地方。吴在渊先生考试评分也很特别，别的先生评分时六十分及格，最多吃零分，吴先生不这样，最坏的可评负几十分，我的数学就评过负分，因此在大考后总评分被负分平均，成绩就很“可观”了。我很怕吴先生，敢怒不敢言。吴先生有一位助教施先生，年纪轻些，我们一些数学不好的学生就对他很不尊敬，有时课堂秩序也不很好。约在1935年秋季，我在课堂上画了一张施先生的漫画像，内容是很不恭敬的。我画好后本想给我附近的一位表弟“欣赏”，没有想到他看后就送到施先生的讲台上（这也是他不敬重施先生的表现），这下惹下大祸，施先生顿时离开了课堂，不来上课了。后来学校公布了记我大过两个的处分（当时三个大过就是开除），等到毕业时就通知“不再升入大学”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施先生。
这件事咎由自取，时隔六十年又无机会向施先生道歉；借母校征文的机会，向施先生赔礼并表示我的歉意。
2.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漫画的发祥地。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全国影响力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漫画家，几乎都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从辛亥革命及此后的五四运动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一直是中国漫画艺术的中心。原先在杭州缺乏漫画的氛围，华君武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进行探索，此时来到上海，看到那么多的报纸刊登漫画，令人目不暇接，他不禁欣喜若狂。当时上海的漫画园地不少，其中，有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著名漫画家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著名漫画家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和《独立漫画》，著名漫画家王敦庆主编的《漫画界》、《漫画之友》以及著名漫画家叶浅予主编的《泼克》等等。
在上海，华君武看到的多了，学到的东西也多了。他开始了解漫画方面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仅仅只局限于画。他知道我国古代虽有类似漫画的美术作品，然而数量不多，漫画的真正兴起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矛盾的加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因为漫画夸张变形的特征，以及指桑骂槐的隐喻性，在它萌芽期就成为教派斗争中的利器。20世纪以来，漫画家继续用犀利的画笔针砭时弊。1841年，英国伦敦《笨拙》（Punch）讽刺杂志创刊，在19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批判风潮，而这股风潮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中国和日本也感染了这股热潮。当时中国的环境也给了漫画最好的滋养土壤——老百姓民不聊生，受欺压的人民为了生存要反抗，这正是绝佳的漫画题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军阀混战，但“十里洋场”仍然汇聚了众多流派的人才，使这个城市成为当时中国几个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当时上海有代表性的漫画家有马星驰、丁悚、钱病鹤、沈泊尘、汪绮云、朱鹤冈、杨清馨、孙雪泥等人。其中的丁悚更是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协会招牌就挂在丁家门口。而丁悚正是著名漫画家丁聪的父亲。华君武长丁聪一岁，此时的二人并不相识，但因为都喜欢漫画，他们最终成为了一辈子的挚友。
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提倡幽默，所刊文章和漫画嬉笑怒骂，轻松活泼，社会反响很大。华君武便决定先从《论语》“下手”。刚到上海不久，华君武就在好友，后来成为著名编辑和出版家的黄嘉音的陪同下去《论语》编辑部拜访，认识了实际负责编务的绍兴人陶亢德。林语堂先生是国人皆知的大文学家，虽然华老说在上海的几年里，他只见过林先生两次，但华君武第一次拜访《论语》编辑部时就见到了这位时年39岁，风度翩翩的大文学家。此时的华君武是一位19岁的高中生，不免有些拘束。但林先生庄重中有和气，让华君武的胆怯少了很多。虽然他与林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他因此结识了丰子恺先生——那时候丰子恺先生36岁，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家和漫画家。“没有丝毫架子，平易、谦虚。平时看子恺漫画，丰先生如在云端，现在竟在眼前，还和我这刚入漫画界的青年娓娓而谈，使我更加敬重他。”显然，知名作家和画家林语堂、丰子恺对这个热衷于漫画创作的高中生给予了很多的鼓励，这也是华君武一生难得的一次会面，每每忆及，他总会感慨万分。
华君武在此后只再见了林语堂一面，但他与丰子恺的接触倒是不少——回忆子恺先生
认识丰子恺先生约在1934年，我那时是在上海大同大学高中读书。我向林语堂先生办的《论语》杂志投稿，某次在编辑部见到了子恺先生，顿时被他的形象和神态吸引住了。他有美髯，温文尔雅，他没有一般漫画家的那种爱开玩笑的习气，他也没有故作矜持。当时他已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学家、漫画家，他待人平等。当时在场的有林语堂，还有一位全增嘏教授，我则是一个初学漫画的中学生，我感到他并无高低之分。大概在1935年夏，我回到杭州，忽然陶亢德（他是《论语》的实际编辑）陪他到杭州，邀我去功德林素菜馆（子恺先生茹素）用晚饭。我们三人都能喝酒，喝了不少黄酒，又去西湖泛舟夜游。丰先生在船上讲天文、讲星座，又说神话，当时我深感他学问真大。我想丰先生的漫画独具品位是和他的修养分不开的。我最近在想，先生的漫画中的儿童漫画和护生漫画，可否这样概括：
儿童漫画，赤子之心；护生画集，菩萨心肠。
今年11月9日是子恺先生百岁诞辰，写此短文追念先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
1938年，华君武去了延安，他与丰先生一别十几年，直到全国解放才在上海再度相见。当时华君武刚到上海，便去福州路丰家寓所拜访丰子恺先生。丰先生受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影响，信奉佛教，多年不见的丰先生依然像往日那样恬静和谦虚。华君武以前只知先生精通日文和英文，却不想先生俄文也极好，当时正在从事俄文翻译。没过多久，丰子恺还将两本俄罗斯译著寄给华君武，分别为《苏联中小学图画教学法》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译笔很优美，让华君武赞叹不已。
1975年9月，丰子恺先生最终未能逃脱“四人帮”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间。1984年，丰子恺之女丰一吟撰写了《丰子恺》一书，并特意请华君武为之作序。华君武欣然答应，于当年9月在杭州西湖的花家山写下序文。在文中，他特别提及了子恺漫画对后来学者来说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是子恺漫画的民族风格。民族风格内涵之深广，绝非工具材料问题，它是作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人民、习俗等各方面理解之总和。二是子恺漫画之普及性。普及是因为人们能理解它、喜欢它，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喜闻乐见’。我想，一件艺术作品所以受人喜爱，首先是作者和读者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否则就无从普及。三是子恺漫画的深入浅出。乍看先生的作品，貌似不惊人，但和吃青果一样，越到后来越感其味之隽永，这恐怕和先生人品和文化修养之深是分不开的。中国有句古语叫‘文如其人’，子恺先生的字如其人，画也如其人。”虽然坊间流传的华君武拜丰子恺为师一事已在多年前被华君武否定，但事实上，我们依然不难在字里行间看出丰子恺对华君武的影响其实是极其深远的。
3.
“30年代，我正式踏进了五彩缤纷的漫画世界，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丰子恺是我的漫画带头人，我至今怀念他们感谢他们。”这段话是《时代漫画》再版时华君武所写下的。在上海期间，华君武逐步走进漫画界，作品被《论语》、《时代漫画》、《独立漫画》、《大美晚报》等报刊发表，在漫画界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他很感激当初这些漫画前辈对自己的帮助。
叶浅予当年曾编过《上海漫画》、《时代漫画》和《时代画报》，1928年3月，由张光宇任总编、张正宇和叶浅予任副总编的《上海漫画》周刊创刊，叶浅予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开始连载。三年后移至《时代画报》继续连载，前后达七年之久。他笔下的《王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影响最大的长篇连载漫画，和德国卜劳恩的《父与子》一样，在上海家喻户晓，而“王先生”也成了一个漫画中“小市民”的典型形象。可见，叶浅予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之一。他对华君武和许多青年画家都曾给予帮助，他俩在上海时期建立的友谊延续了半生，1990年5月24日，华君武在杭州举办漫画创作60周年回顾展，适逢叶浅予正在老家桐庐度假。浙江美协决定邀他出席。但众所周知，这位以“倔老头”闻名的叶浅予深居简出，埋头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谢绝各种应酬，很少出席画展，包括熟人、友人的开幕仪式，更少在开幕式上讲话。可是这次却打破了惯例，不顾两三个小时的车马劳顿，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代表全国美协讲了话——叶浅予当面称华君武为漫画大师。华君武说：“这是叶老过奖了。其实30年代我还是一个毛头小艺徒呢，而丰子恺、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等人，已经是享有盛名的漫画家了。我通过投稿逐渐认识了他们。我虽初出茅庐，也有见贤思齐之心。我自知绘画根底差，与许多前辈相比还差一大截，所以想独辟蹊径。我当时的战术是画上许许多多的人，以大场面取胜。人数最多的一幅漫画是《几万双眼睛一只皮球》，画面是一个足球场和许多观众，用此法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时也受到了前辈的褒奖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