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铁窗风味
1968年暮春的一天，五一劳动节就快要到来了。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还没有被划入工人阶级，五一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自然也不属于杨宪益们。
那天晚上，杨宪益与妻子喝闷酒，一瓶白酒喝掉了三分之二时，他们听见有人轻轻叩门，杨宪益便去应门。原来是他们外文局的一位人事干部，说有事要与他到外面谈一谈。杨宪益以为跟往常一样，对方是要向他了解单位其他同事的情况，就鞋也没换，蹬着拖鞋出门了。却不料来客并未在院子里与杨宪益交谈，而是把他引到前面的办公楼里的一间办公室里。
房间里除了单位里的几个年轻造反派外，另外还有几个面目陌生的军人。其中一个军人在询问了杨宪益的姓名籍贯年龄之后，忽然脸色一变，勃然吼道：“遵照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被捕了！”说着，冲上前来，三下五除二，就以娴熟专业的手法把杨宪益的双手给铐了起来。然后把他押出外文局办公楼，塞进一辆军用吉普车，直接开到监狱，杨宪益的监禁生涯开始了。
杨宪益在解放前，就常常表现出与权贵的疏离，在解放后的特殊年代，他也时时表现出叛逆，比如组织上有意叫他去译毛泽东著作，钱钟书都欣然前往了，他却不肯去！在那个时代，能有译毛主席著作的机会，在一般人眼里，那该是件多么荣光、求之不得的任务，可是他却不去。
他不去的缘故，却也不是在心里对毛主席不尊敬，不去的缘故是他当时正在南京搞统战工作，工作得挺舒心，又刚买了一个房子，生活得无不满意，懒得动。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解释，这些理由，不要说在当时的广大干部群众不接受，就是在今天，听来还是令人觉得“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他对伟大领袖像一般人那样无比崇敬，就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所谓“懒得动”，说到底还是不热心。
除此以外，杨宪益还时而表现出“任性”。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了谴责，之后苏共的路线发生变化，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中苏两党公开决裂。
杨宪益对此不以为然，当时他正心情很不好，有恶气想出，于是就写了几首“唱反调”的诗，还故意把诗放在办公桌上，以便让同事们看到，结果震惊了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虽然一时并未遭来祸殃，但“文革”开始后，终于成为他的罪证之一。
那个军人铐他的时候，旁边的军人们也都一拥而上，做好应对他拼命反抗的准备。谁知他一点也不反抗，甚至连一个诸如“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来，只一声不吭。在旁人会感到的意外，面临意外会有的本能反应，在他则仿佛完全是预料之中，从而没有任何反应。以至于使处于紧张状态下的军人与造反派们几乎陷入无趣，竟出现了几分钟尴尬的冷场，那铐他的军官这才下令把他押出去。
杨宪益是能上能下、能伸能屈的，不仅如此，他的心理自我调节的能力极强。当军人们押着他下楼往办公楼外走去的时候，充斥脑中的不是此去吉凶难卜，何时才能返家之类，而是嫌脚上的拖鞋不跟脚，想的是“刚才出门，为什么不换双鞋呢？”
在驶往监狱的吉普车上，无知的士兵把他当做真正的罪犯看待，两个人分在他左右夹着他，并且按住他的头，压低，再压低，直到脸贴双膝。杨宪益并没有热血上涌，视为奇耻大辱，而是很配合，任人摆布，头垫在膝上，舒服得快要睡着了。其实他的“配合”只是“非常”，而不是“完全”，他并不傻——比如戴手铐时，他早就发现手动一动，铐子就会紧一紧的。
进了牢房，一间通常关12人的牢房，那夜居然关了21个人，众多的犯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密密地挤睡在两张通铺上。金融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杨宪益，舒服地留洋、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杨宪益，做过大学教授的杨宪益，在国家局机关里任专家的杨宪益，在这一天晚上，在本已拥挤不堪的犯人中间硬生生插睡下去，与他们摩肩抵足、鼻息相闻，竟能毫不介意，安然入眠，一觉睡到大天亮！
在杨宪益晚年的回忆录中，狱中生活轻描淡写。一般人遇此多半会有不堪回首的心理，他却用了一种“好玩”的心态来回顾，语气与他写年轻时在牛津的调皮相去不远。他身在牢中，心却似在牢外——仿佛他不是一个坐牢的受难者，而是一个旁观者，顶多是一个体验生活的人，一个坐牢玩票者。
监室的上方吊着一盏整夜不息的电灯；床旁放着一个解大小便的大铁桶；早晨解大手的时间不准超过十分钟，而且还在狱警的监视下；一天只吃两顿饭，伙食当然很差；每半个月才有一次放风的机会，时间只有一刻钟；每个月都会把头剃成光瓢；同监的犯人也形形色色，既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具体“犯罪”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惯偷，有杀人的，有强奸自己几个亲生女儿的，有“造反派”，还有“保皇党”，有为了爱情偷越国境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那样一群人中间，一辈子没有真正过过苦日子的杨宪益却似乎安之若素，并无任何不适。
牢房里经常有暴力，有恶作剧，可是都轮不到杨宪益头上。在他笔下，那些好惹事、好作弄其他犯人的人他称之为“小恶棍们”，对他却是喜欢加尊敬，把他当老师，要他教他们学外语、背唐诗，以及唱外国歌曲。
因为伙食差，他们就谈论如何做冰糖肘子，就写大菜菜单解馋。
在杨宪益笔下，绝对看不出狱中的他有什么内心郁闷，有多少精神痛苦。他之所以有这种平静的心态，除了他对人事的豁达、对灾难的蔑视以外，还因为他入狱前几年的生活，一直处于组织歧视、怀疑的目光中，他受够了。他还记得被捕的那天晚上，夫妻俩一起喝酒，就是“情绪低沉”的。
3.沾妻子光被释放
北京城南宣武门附近，有个地方叫半步桥，那里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监狱——京师第一监狱。它的主楼结构式样很奇特，呈太阳放光芒式——各楼监室向四处伸展开去，被称作“八角楼”，顾名思义，它有八个角楼，瞭望台设在中间大厅，看守人员待在那里。这座监狱废置多年不用，“文革”开始后才又重新启用。
自1968年春天起，杨宪益与戴乃迭被从家里逮走后，就一直被关押在这里，夫妻俩是被分别关押的，一直关押了将近四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篇著名小说，写的是一个离婚将近十年、住回娘家过着灰暗日子的女子，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下，找到了爱的归宿。小说的作者最后写道：“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文学喜欢传奇，因此常常需要与历史的逻辑相悖，倘若依此来看杨宪益，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就因为要让他夫妇出狱，中英两国都建交了。
新中国成立20年，一直未能与英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早在1954年就创造性地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英双方都调整了对外政策。1970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显示出积极的动向。1971年年初，英国表示希望将两国关系升为大使级，两国随即就此开始谈判，但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意见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都达不成一致。
中方为促成问题的解决做了很多努力，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英方谈了好几个回合，周恩来总理也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双方总算达成了谅解。
1972年3月4日，中英两国终于就互派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3月13日，乔冠华和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
将杨宪益夫妇获释与中英两国建交历程的时间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二者的紧密联系。杨宪益一生，受惠于妻子之处不少，此其一也。
戴乃迭在入狱前，多年来，一直是每两个星期就会给她的姐姐希尔达写去一封情绪“欢快”的信，然而，1968年4月，希尔达在收到最后一封信后，就再也收不到信了。而这最后一封信里，也不见有任何征兆，这反而令戴乃迭的娘家一家人十分不安，他们判断，肯定是出了什么突发的意外了，甚至担心她遭遇不测已不在人世了。
英国籍公民戴乃迭在中国失踪的事，惊动了英国政府。1968年9月，希尔达他们从报上得知，伦敦的外事办公室探得戴乃迭被捕的消息。希尔达随即与她的兄弟们四处写信、询问，试图与戴乃迭取得联系，可是结果都令人失望。戴乃迭的老母亲甚至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中文信，据说措辞“极为得体”，但是也如泥牛入海，不见任何回复。可怜的老人直到去世，也没有收到这个当年执意要嫁到中国去的女儿的一个字。
本来，女儿嫁中国人多年来表现出的快乐幸福，已使她觉得自己当初的反对有可能是错的，可是眼下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又使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重又认定自己是对的了，她一定是带着这个坚信离世的。
希尔达为营救小妹，在努力争取政府帮助的同时，又将求助的目光瞄向公众。她起草了一封联名信，准备通过伦敦的中国事务办公室直接送交周恩来总理。她把信分别寄给20多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英国专家，征求他们签名。
相比于戴母的婉转，希尔达的措辞要严厉得多：
尊敬的周总理：
我们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英国学人，希望看到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改善。戴乃迭的中文英译作品使我们受益良多。她的译从对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普及有着很大贡献。
鉴于戴乃迭的家人和朋友已有三年时间未得到她的任何消息，我们对她的安危与现状十分关切。因此，我们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她与家人通信。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允许她恢复工作。我们相信，目前这种情形只会妨碍中英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人一定不大理解英国人的思维，一个普通公民的命运和处境怎么就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把希尔达的疾言厉色视为一种抬高调门的威胁。而恰值两国正在谋求改善关系，情况就不一样了。
除此以外，希尔达还起草了一份向公众征集签名的致周恩来总理的请愿书，说经多方打听，从中国官方传来戴乃迭“安然在世”的消息，这固然令人欣慰，但大家仍然急切盼望中国政府允许戴乃迭与家人通信云云。
这份请愿书，在全英国范围内征集到两万人签名。在此同时或先后，英国媒体也对戴乃迭事件表示了关注，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戴乃迭入狱事件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一桩社会新闻。
在中英都在谋求两国关系有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沉重的铁板终于缓缓移动了。有天周恩来会见驻京外国记者，谈到杨宪益夫妇长期关押问题时，告诉大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即将出狱，回到外文局工作。他请记者们向伦敦的知识界、文化界朋友传递这一消息，希望由亲属组织的“万人签名”活动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杨宪益沾妻子光而出狱，却“出”在妻子之前，不是因为戴乃迭的问题更复杂，手续更繁琐，而是考虑到国际影响，让杨宪益先回家收拾布置，以免让戴乃迭看到被封条封住的家门。
4.蔑视苦难
那年岁，不论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人，从牛棚里回来的人，还是从干校回来的人，都不免有点黯然神伤的感觉，而杨宪益却不，虽然也谈不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但与一般人相比，就是不一样。
首先，一位向他宣布释放的官员，与他谈了一席话，内容完全不是通常的训诫或警告，而是看似善意的劝导；语气也完全不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而几乎可以用语重心长来形容。谈完了，竟还与他握了握手！握手意味着杨宪益还不失为他们的同志。
其次，外文局的党支部书记亲自到监狱门口来接他，而且开着小车来接他。这不是为了方便他回家的一种物质上的礼遇，而是一种政治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