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文献
1．《新中华报》1939年12月9日载肖劲光写的代论：“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节录）在3旅奉命加强绥、吴、佳、米一带防务以后，地方上不屑分子造出谣言：“359旅不服从中央，自由行动。”“359旅是叛军、是土匪。”“359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中央不知道。”“共产党在延安开会，要把警备区变成边区。”另一方面采用卑劣手段，暗杀该旅人员，收买地方土匪，扰乱地方治安，造成地方恐怖现状，人民警惕。
2．林伯渠、肖劲光联电澄清最高当局惩办犯官何绍南（摘录）其人指示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718团副营长尹才生，破坏边区，令清涧县县长犯河防。
本文原载1940年2月21日《新中华报》。
3．吴堡县政府通知1948年12月7日于宋家川
事由：为动员250头牲口转运炮弹
各区长：
接专署命令，由河东转来大批军火，务必转运前方使用，由我县转运至辛店兵站及延川拐峁即完成任务，现将动员各区的牲口及集中地点。
一、动员牲口数目：
辛区100头，由宋川起运至延川拐峁；
岔区70头，由宋川运至辛店兵站；
任、李两区40头，由宋川运至辛店兵站。
二、集中日期及地点：
各区集中起后，派一干部带队，务于本月16日在宋家川兵站集中，一定要按限定日期赶到，绝不能有误。
希接通知后，即迅速讨论布置，按时集中。
此令
县长王锦荣
副县长李丕仁
本文出自县档案馆1948年8月24日至12月30日卷
4．王彪同志回忆（1945～1949年任吴堡县李家沟区区长、县政府民政科科长）：
1946年，吴堡县人民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主要靠努力生产，大种棉花，仅李家沟区就种棉花400亩；发动妇女纺花织布，50岁以下妇女年织1～2匹布；两个妇女为部队战士做一双爱国鞋，支援解放战争。
1947年，全县三次征兵，如数完成了任务，全县动员群众参战，组织担架队，3个月组织了500人的担架队，随军上前线，到了7月，动员了100多副担架，参加榆林西府战役，工作搞得出色，部队给奖励20支枪、战马10匹。8月20日，胡宗南进犯来吴，全县人民早已做好了坚壁清野，敌军找不到粮物，只得退却。
二、访谈记录和信函
1．访问马文瑞同志记录，访谈者王兴华
访问马文瑞同志记录
为了进一步了解吴堡县建党初期的情况，1991年6月16日，在北京西郊访问了马文瑞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根据现征集到的史料向马文瑞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需进一步深入挖掘翔实的史料，请其帮助回忆。马文瑞同志说：据我所知，1928年到1929年期间，陕北各县的党团组织，有的成立了县委（如绥德、米脂、清涧等），有的没有成立县委，只有区委或支部（如延安、保安等）。那时处于白色恐怖环境，各县的机构并不像现在这样健全，上级党委根据斗争形势，可以指定某地区的党员同志组成一定机构，负责该地区的工作（有的县委或区委是经过秘密的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在1932年，陕北各县只有个别县（如安定县）有县委，其他各县的县委因受立三路线的影响而垮台，但各县大多有区委，领导当地的工作。吴堡县在这时肯定有区委，1933年3月，我曾来吴堡的丁家圪坨、樊家圪坨和岔上巡视党团组织建设工作，王国昌同志是吴堡党的区委书记，丁茂义也是区委的成员，他似负责组织工作，区委机构简单，只有一个书记、一个组织委员和一个宣传委员。
1933年，陕北特委在佳县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王国昌同志仍是吴堡的区委书记，他来参加了会议，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形象。这时期区委的成员还有丁茂义、樊峻。樊峻消极，脱离了党的组织，我在吴堡巡视工作，没有见到他。
吴堡的党员还有慕嘉绩，他和我在安定县一起工作过，慕生桂也是党员，但他当时还没有参加区委的工作，当时的那个区委相当于县委。
此件根据记录整理，业经马文瑞同志审阅，并作了修改。
2．走访刘汉鼎记录
1986年11月19日，于兰州市焦家湾84号院访刘汉鼎同志。
刘汉鼎，男，生于1912年，初中文化，陕西省清涧县店子沟乡暖渠坬人。1927年6月入团，9月转党。1982年4月离休前任甘肃省农垦局副局长，行政10级。
我于1937年去吴堡，化装为商人，任吴堡县地下党的秘密县委书记，当时县委名义上是军队团的民运股，住张家墕，团长文年生、政委晏福生。
土地革命时，我任过县苏维埃主席。到1938年我到吴堡，县委书记我记得是惠北海，民运股长由军队人员担任。我以副民运股长的名义，成立秘密县委，接替原县委的工作，八路军准备撤此县委。1939年3月4日，我任组织部部长兼军事部部长，并公开穿上了军衣。县委书记成了张鹏图，宣传部部长赵生仁。我去时妇女主任是申国芳，1939年换成林青。青年工作由张家墕的一个人搞，但他不是团书记（张涛当时为教员）。
我来吴时，由绥德特委派来，特委和警备司令部在一起，书记开始为刘澜涛，组织部长张秀山，由他给我谈话，我来后，县上两个县委：以军队为名一个，我是秘密县委。这个县委只有我一个人。我接触的有宋川一个人，他是个做纸活的人，还有薛增荣，接触以后惠介绍给我，准备叫他参加秘密县委，但未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发展的，还有李家塌村的李培有，听说姓薛的这人以后到了延安，他没有能力。
我于1937年9月离开绥德，到了西分区，住抗大，此时八路军接防，我调往米脂，是联保驻军代表。吴堡1936年自首的党员大多是由郭文华、惠中权恢复，成立了支部（将自首人员脱离开），这些人消极工作，于是我们另成立支部，不要叫和原党员接触。
这段时间，县委下设区委，共四个：北区书记白保山；中区书记慕明君（地域：岔上至黄河边丁家畔）；南区书记耿如荣（地域：是宋川、慕家原至李家原）；西区书记马世海（地域：辛家沟、尚家原）。各区委均由几个联保的军代表一起组成。
我于1940年8月离开吴堡，但没有人接手续。1940年，推翻国民党政权，新政权成立后建立了县保安大队，共200多人，下设三个中队，慕明君是大队教导员，我是大队长，也任军事部部长，又是新政府的承审员，张鹏图是县长，我走时裴养山未来。我带保安大队离吴去了老君殿，编入保4团2营，团长李仲英，无政委。我走后，县上成立了警卫队。
关于对日寇的斗争：
1938年10月，日军在军渡后沟造了船，抬到黄河边，还有橡皮船，在河滩摆成一行，日军打着旗，吹号下到河滩要过河，八路军开枪，我以商人名义，跑去后湾石崖里看，日军共分三路。日军轰炸，国民党宋川联保处主任和我一起住在李培有家，以后日军炮击宋川，打坏了许多工事，敌人炮手准确，宋川船员10点前离开。1939年秋天，我们五六个人去军渡侦察敌情（县委有一个侦察排驻李家沟），在军渡后沟山上侦察柳林敌军情况，返回时，活捉到一日军副官，带来一支手枪（以后交给了耿如荣），这个日军我们交给了驻军团部，他三天不吃饭，指着胸，叫把他枪毙，团文化教员懂日语，和他谈，才开始喝水、吃饭。
关于反摩擦的斗争：
1940年9月，我去驻军团部汇报工作，讲了国民党搞暗杀，咱活动，他打你，要赶走咱们的驻军代表，咱们的人员走到哪，他监视。359旅来绥，我找717团政委讲了我们无法开展工作（717团团长刘转连），老百姓准备两次暴动。我谈时炕上睡一个人是王震，他从120师回来暂住张家墕团部，王震起来问我是谁。他说：“工作搞不成，你们把他干掉，干掉就能搞！”“三天以内将国民党驻吴保安队、县政府干掉，军队不参加！”我说：“三天的动员，组织工作时间太短”。他说：“那就算了！”我问：“能否一个礼拜？”后来我说：“行！三天完成！”我回来后，晚上召开县委会研究，到天亮，我想出办法：分开动员，天亮后我到国民党县政府驻地慕家崖。我说：“日本企图渡河，八路军要加强河防工事，让县政府两天内动员两千壮丁，若误，要你们负责！”县长杨璞（叛徒）、县科长李荣鉴、保安大队长崔义。我去政府动员人时，在路上碰到杨、崔，他们说去专署开会，又碰到几个保长，他们说县政府开会叫我们动员牲口，又说保安队要换防（我和团部谈话时，被敌保长听去，汇报给伪政府）。我骑马回来给刘转连说：“国民党保安队将逃跑，县长、大队长已跑了！咱们行动被敌知道，让军队参加！”王震在义合电话上说：“好，叫军队参加！
将枣林坪、义合的也干掉！”我们即下去布置。县委有一个侦察排驻李家沟，将其调入慕家崖。第二天拂晓，包围伪政府。宋川、慕家崖、枣林坪各驻一个中队，大队都在慕家崖，在接近此村时，山上有亮光，团长叫隐蔽，退远一点，太阳出来时，保安队下山，人员撤下山回政府，我们包围了慕家崖。接火后到中午才消灭了全部。宋川、枣林坪另外派军队包围解决，后将消灭的保安队集中到任家沟训练，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就走，只留了少部分人。
事后，国民党给八路军总部说，我们扣留了他们的人员。此次有个别伪职人员逃跑，被打死了几个，有一个姓薛的。吴堡人民能干，早上听到慕家崖枪响，群众便将各联保的枪提了，把联保主任捆起，和枪支、东西一起送往任家沟。消灭了伪政府后，于正月就建立了新政权，以侦察排为基础和部分国民党保安队人员组成了我们的保安队。
此后，其他各县伪政权也慌了，纷纷跑到榆林。
1987年4月整理王兴华
同意整理材料刘汉鼎（签字）
1987年4月15日于兰州
3．刘澜涛办公室、马佩勋、高朗亭、白如冰同志的信函
刘澜涛同志办公室的来信
王兴华同志：
你给澜涛同志的来信已收到，兹简复如下，
一、澜涛同志很赞成你们进行革命史料的收集工作，认为这是一项政治性、科学性很强的存真求实的工作，对于历史研究、教育后代和促进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陕北、吴堡县人民更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此项工作更为重要。
二、据澜涛同志回忆，他1928年夏季在定边县被敌追捕后，于秋季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担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特委所在地先后为清涧县老君殿高小（校长为王治国），1929年迁入榆林城内建立秘密机关，1930年迁到绥德第四师范（校长马济川），以公开职务掩护。1930年秋，澜涛同志同张德生同志一起在绥德被敌人追捕，直到1931年春保释，随即离开陕北特委到北平工作，因之，1931年春季后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澜涛同志记得他1928年冬或1929年在佳县、吴堡等地巡视工作，传达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精神，住过吴堡县城，县委（或是县工委）负责人名王国昌。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少党员脱党自首的情况下，王国昌能坚持工作，影响很好，其他都记不清了，详情可询问其他有关老同志。
此致
敬礼
刘澜涛同志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刘澜涛同志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部队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高朗亭的复信
王兴华同志：
几次来信都收到。
我于1933年7月22日在高祁家坬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认识了王国昌同志，他是吴堡县的代表，我是红军游击队的代表。王国昌同志在会议上积极论述吴堡县有条件组建红军游击队，要求组织上把吴堡县划为开辟游击战争区等。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我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政委时，亲自去吴堡黄河沿岸买枪支弹药。我住在王国昌同志家里，那是1933年九十月间（已经割完了谷子），我还看见高小校长樊俊同志。王国昌同志帮助我从镖客（贩卖鸦片烟土的保镖汉）手中买到了手枪一支，自来得枪弹百发。大约十天左右完成任务后，我就归队了。
我在王国昌家中寄居时，全家人热情招待，饮食丰富，也很安全。国昌同志不断地安慰我别怕，已经安排好了秘密警卫，放好暗哨，在此居住不会出事，放心等待枪弹到手。国昌夫人我也看见了，人很贤良聪敏，对国昌同志恩爱亲热，对客人应酬得体热情。总之全家人的印象很好，是革命的家庭。
此复近安
对不起，回信晚了。
高朗亭
1986．4．3于合肥
（高朗亭，陕西延川县人，生前曾任省军区司令员，199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马佩勋给吴堡县革委会政工组的信（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