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习近平还说，“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抗争与奋斗的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衰落大大刺激了西方中心论声势的壮大，反过头来也影响了对中国这段抗争历史的评价。尽管中国人的抗争始终存在，但是，在一部分人中，对这一过程的否定也始终存在。他们或者歪曲和贬低，或者站在西方的立场，毫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抗争是没有意义的、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使得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不断探索和总结抗争的手段及目的。在经历那段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历史后，今天，我们应该以全球的视角，站在中国的立场，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中所有的成功和失败，为未来提供借鉴。
一、最初的惯性与浅层的较量
自从西方人来到中国，如何同西方打交道，便是一个问题。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政府基本上以中国自身的原则为依托，凡符合中国原则的，可以允许；凡不符合中国原则的，则不受欢迎。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在中国历史上既是老做法也是新案例。唐朝政府就允许外国人往来做生意或者传教，宋朝同样允许外国人在泉州等地立足，定居、传教都可，甚至担任负责中国对外贸易的官员。元朝与外国人的合作很密切，尤其是在经济与商业领域。明朝与唐、宋、元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中国历朝历代都允许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但对象基本不包括欧洲人。因为那时欧洲还很落后，没能力来中国。中国与欧洲之间即便有文化、商品之类的交流，也大都依赖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中介，几乎没有直接的交往。元朝初期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更大意义上是一个观光客，元朝政府对于马可·波罗很重视，给了他在欧洲不可能得到的礼遇。因此，明朝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这是欧洲人以一个国家、一个整体的身份第一次直接来到中国明确要求通商，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允许欧洲人在中国合法经商。
此后，中国一直允许欧洲人来中国合法经商，但中国是规则制定方。后来的荷兰人曾经想打破这一规则，不仅中国人不允许，先来的葡萄牙人也不允许。再后来的英国率先打破由中国制定贸易规则的做法。事实上，这一规则还不仅仅是中国的规则，也是当时世界以亚洲为核心的商业规则。而英国人试图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规则，其典型就是为鸦片贸易辩解。现在对清末英国人大规模从事鸦片走私贸易有很多深入的解释，主要观点是：由于中国商品的品质优秀，在全世界需求量很大，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欧洲商品在中国市场不大，结果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造成欧中贸易的失衡。但是，这个事实绝不能作为英国从事鸦片走私的借口。英国靠鸦片这一害人的商品解决贸易逆差，无论如何是不道德的。中国政府打击鸦片走私，不管在什么时候说，都是正确的。
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时间里，中国应对西方的方式依然没有摆脱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这一惯性之外，对于因工业革命而实力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欧洲，中国人的理解尚在表面层次。林则徐在中西方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林则徐禁烟之前，清朝曾开展为时两年的民主大讨论：究竟是否应该禁烟。对鸦片的“禁与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精英们充分表达意见，各抒利弊，道光皇帝最终接受了禁烟的建议。因此，禁止鸦片贸易并不是独裁专制的决定，而是中国官方讨论的结果。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在虎门销烟，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但是，林则徐在执行这一决定时的一种心态代表了当时很多中国人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态度。林则徐当时给英国女王写了一封信，希望英国女王从道义出发，能够理解和配合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林则徐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西方的一种幻想，以为西方是可以按中国原则讲道理的。
林则徐的这封信由一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英国女王最终是否收到、看到，这并不重要。现在有人说林则徐在这封信中对英国女王的态度不恭，导致信中的要求没能实现。这并不是事实。由于英国商人向本国政府告状，英国议会讨论了对清朝政府禁烟的回应措施，最终通过了对清朝动用武力的决定。有一个细节不能忘记，英国议会的讨论中没有出现“鸦片”这一字眼，而是用“货物”代替了“鸦片”，以给世人造成清朝政府反对自由贸易、伤害英国商人利益的印象。难道英国议员们不知道清政府收缴的“货物”是鸦片吗？并非如此。当时有英国议员已经明确指出，所谓“货物”就是鸦片。然而，这无济于事。利益至上的原则战胜了英国人的道义原则。为了一个害人的商品而开战，成为英国对华历史上最可耻的一幕。林则徐对于英国的幻想不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这一幻想在中国的确长期存在。
鸦片战争导致割地香港，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只有与相邻国家的边界划分，而没有将一块土地被迫租借给不相邻国家的先例。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很多中国人的痛恨，一些人挺身而出，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太平天国是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农民运动。关于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同样对西方抱有巨大的幻想。如果说林则徐是对英国女王等西方上流社会抱有幻想，那么，太平天国就是对整个西方社会抱有幻想。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以为，成立了“拜上帝教”，像西方一样成为耶稣的信徒，就能同西方人成为平等的兄弟。洪秀全号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按中国人的长幼关系，兄弟之间并不平等，兄的地位高过弟，弟要听哥的。因此，洪秀全某种程度上是将西方人抬到了更高的位置。
然而，洪秀全的这一幻想同林则徐对英国女王的幻想一样不切实际。英国为了利益而借助于鸦片贸易，甚至力图把其他西方人排除在外。例如，美国商人看到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有利可图，也想参与其中。但是，当时鸦片的主要种植地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由于英国的排外和垄断，美国商人在印度得不到鸦片货源，只好从土耳其寻找货源。这也是美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数量远远少于英国商人的重要原因。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痛斥英国，但还是把英国人称为兄弟。然而，为了鸦片利益，对“血缘”更近的美国都排斥，像太平天国这样自称的洋人兄弟，英国人怎么可能网开一面？
尤其是太平天国还实行比林则徐更严厉的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这让英国人更加不能接受。我们要注意一个时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金陵（现在的南京），改名“天京”。同年，太平天国派出“五虎上将”中的两名重要将领林凤祥与李开芳率两万余人北伐，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是，太平天国的北伐被清政府镇压了，1855年，林凤祥、李开芳在北京被处死。第二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000多名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扬言要进攻北京。1860年，1.5万名英军和7000多名法军占领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了承德。太平军与英法联军都是两万多人，都打到了天津，但是前者被清朝政府镇压，后者却打败了清朝，占据了北京。这仅仅是因为太平军武器装备比英法联军落后而作战能力差吗？并非如此。
镇压太平军北伐使得清朝元气大伤，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乘人之危。当然，英国的目的与太平军完全不同。太平军北伐失败后，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在中国南方依然有较大的影响，依然推行严厉禁止鸦片的措施。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在中国新获得的种种利益不用一一细说，其中有一项就是，鸦片贸易终于合法化。由此，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的天真。现在有人说当初英国国内鸦片贸易是合法的，并以此为英国的行为辩护。退一万步说，即便如此，今天还合法吗？即便当初英国鸦片贸易是合法的，当今世界禁毒成为主流，也只能说明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禁烟举动是文明先进的，英国的贩卖鸦片是落后野蛮的。
太平天国以为信了洋教与洋人便是兄弟，洋人便会帮助他们。但事实上，洋人并不把同信耶稣的“长毛”当成兄弟，连个远房亲戚都算不上。洋人在中国需要的就是他们肮脏的利益，而太平天国希望中国自强，便严重伤害了洋人的利益。在利益面前，不管中国人信不信洋教，是否自称是洋人兄弟，都只是洋人榨取利益的工具。否则，当太平军打到天津时，洋人只要轻轻加一把助力，清朝便完了。然而，太平天国太天真了。眼看着洋人痛打清朝以武力逼迫清朝政府就范，便以为洋人兄弟会帮助它一起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最终却只能落得一场空。为了利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一次次使用武力，最终使得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太平天国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又像清朝的道光皇帝一样要禁止鸦片。就因为后一条，洋人就不会支持它。太平天国于是成为清朝政府与洋人共同的敌人，失败命运早已注定。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的失败，关键是因为缺乏社会组织能力，或者说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我认为这个结论未必正确。以清朝来说，最具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应该是清朝政府，当然，我们可以暂且接受某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清朝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要弱。那么，当太平天国搅得清朝周身不宁、难以对付时，是否应该说太平天国的社会组织能力超过了清政府？当曾国藩靠团练而非国家正规军（绿营）打败了太平天国，是否可以说曾国藩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力量，比太平天国有更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把近代中国败于西方归结为社会组织能力缺乏，理由并不充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即便曾国藩等人有当时最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还是弱。但我认为，这个说法只是臆测。因为，曾国藩解决了太平天国问题后，拒绝了某些人给他提出的取代清朝皇帝的建议，而且放弃了他已经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如果曾国藩没有放弃，真的将他的社会组织能力用于同西方进行竞争，哪怕不是军事抗争，结果会如何？我们不知道。历史不能假设。我认为中国当初被洋人打败，根本在于缺乏认识。
二、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以及他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将一部分社会组织能力运用到与西方的竞争上，这便是洋务运动。这一竞争既包含军事实力，也包含工商实业。洋务运动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只是在技术上不如西方，文化方面并不比西方差。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思想的浓缩和提炼。如今反思洋务运动，我们不能说当时对“体用”的理解完全错误，但它过于绝对，以为只要在手段上不落后，便能解决东西方之间的所有问题。洋务运动实行军工优先，在用西方军事装备武装自己的三十年间，共投入约1亿两白银。从“用”的角度说，这一做法没有深刻意识到工业化体系与现代军事装备的紧密关系，因而，大笔资金的投入没有产出，没有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因而没有循环，没有扩大再生产。如同当今一些后发达国家一样，买别人的军火再多，依然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局面。这就好比买了别人制造的、性能优良的枪，自己仍然不会造子弹，买来了也没多大用。由此我们也能发现，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体用关系”的理解和划分过于绝对，使清朝失去了一次机会。一百多年后，我们可以指出那时的失误和遗憾，但对于历史的局限性，也应抱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