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实施者，的确怀抱着民族振兴的梦想。但是，洋务运动历时三十多年的成果被甲午战争终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起步甚至比清朝的洋务运动还要晚几年，然而，二十多年后，曾经打败太平天国的班底，却惨败于日本。这使得人们对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如果说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技术，那么，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便认定：光向西方学习技术还不行，还要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的制度。这一变化导致的一个不良结果是，在“体用关系”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上显得有点狭隘，那么，从戊戌变法开始，“西学为体”的极端影响了此后很多年。
戊戌变法是清朝政治的一场改革，它突如其来，仓促行事，显得准备不足。推动这场改革的核心人物在具体操作方面缺乏经验，在思想理念方面流于表面。戊戌变法一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其间各种各样的诏书、法令如雪片似的频频颁发，迅速飞往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一天之内颁发了50条新的法令和规定。从中央到地方，面对这些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新规、新法束手无策，根本没时间消化、实施，大多数关于改革的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连续颁发一系列变革的法令，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很多改革措施没有根据中国的现实集思广益地形成共识，而只是几个主导改革的人心血来潮地闭门造车，往往显得不切实际。我们今天应该理解他们时不我待的危机感，但同样也应该看到他们因过于迫不及待而犯下的改革幼稚病。我始终强调，面对世界和国内形势，“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够深思熟虑。
戊戌变法前后持续103天，故而又称“百日维新”。这个称呼来自日本的“明治维新”，由此也可以看出改革的推动者和支持者的思想渊源。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很多法令之所以能大量、迅速地颁布，也不是变法者针对中国现实自己思考、对症下药的结果，而是照抄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法令，有的只是稍加改动而已。如此变法，能否符合中国实际，令人怀疑。
康有为甚至接受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欲聘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做清朝改革的外国顾问。伊藤博文曾经像严复等人一样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又任日本方面的谈判全权代表，曾与李鸿章多次交锋，迫使清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也因此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以敌为师”，理论上也说得过去，但在操作上，康有为对伊藤博文执弟子礼，面对伊藤，称中国为“敝邦”“敝国”，称日本为“贵国”，显得卑躬屈膝。从个人礼数上说，自我贬称，尊称他人说得过去，但在外交层面，康有为的做法已丧失了国家尊严。与康有为相比，《马关条约》谈判时同伊藤博文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在北京与伊藤见面时嘲讽了他，说伊藤为清朝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番邦。虽然有人说李鸿章在战败之后还是那么自大，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不容丧失的国格与尊严。
更为重要的是，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等人在改革策略上过于实用主义，因为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便几乎全盘照抄日本改革的方式，根本不顾清朝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国际地位有何重大差别，如果成功，反倒是怪事。观念上的转变固然重要，然而，急于求成的不冷静，过于盲目地相信外人，不能不说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之前神秘辞职，在戊戌变法最高潮时，于1898年8月来到北京。据说临行前曾与日本天皇明治密谈多时，日本媒体高调炒作伊藤访华，大肆鼓吹“中日同心合力”。当时还有中国人提出直接任命伊藤博文为清朝的首相来主导变法和新政。伊藤博文在与清朝维新人士和部分最高层人物频频会面后，也俨然摆出一副想做现代苏秦的架势。而戊戌变法的某些核心人物甚至幻想取消清朝和日本的国号，两国合并，合称为“大东合邦”。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所谓“联邦制”的幼稚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对割让台湾“曲线救国”的天真，仿佛两国合并后，割让台湾一事便烟消云散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伊藤博文被任命为朝鲜第一任“统监”，几乎执掌朝鲜所有大权，成为朝鲜的“太上皇”。为了永远将朝鲜控制在日本手中，伊藤博文煞费苦心，亲自担任朝鲜太子的老师。1909年，在清王朝彻底覆灭前两年，68岁的伊藤博文在中国的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同样是被日本欺辱的两个国家，清朝与朝鲜对待伊藤博文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两种结果，细细想来，令人有许多感慨。由此再看戊戌变法，若不是光绪皇帝在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戊戌变法的结果会如何，很难预料。
严复曾经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作为清朝海军的培养对象，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了两年半时间，是成绩优等的高才生。回国后，严复成为北洋水师的重要骨干之一，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等于是清朝海军最高学府的校长。甲午战争惨败后不久，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便在中国出版。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并不是直译，而是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与评论。这本书在甲午战争以后出版，对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赫胥黎只是一个生物学家，在那个年代也称为博物学家。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和传播者，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现象，由于与上帝“创世”说不符，从诞生到1996年10月，一直受到欧洲教会的反对。但是，欧洲教会的反对并没有妨碍这一理论的传播，赫胥黎便是支持与传播这一理论的重要人物。进化论在当时的英国广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与生物界、自然界无关，而与人类社会有关。达尔文进化论出现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突飞猛进的时代，《物种起源》出版的时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因此，进化论被大量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中，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目的之一是为大英帝国构建理论合法性，因此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支柱。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是英国著名学者赫伯特·斯宾塞，他在达尔文之前就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由此得名。“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说就是将自然界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将人类社会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合理化。因此，人类社会中，强者也应获得一切好处，弱者只能接受一切失败。西方国家此前对待所谓“劣等民族”的残酷手段，到这时也有了理论依据；此后，西方国家之间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优生学、种族主义的猖獗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密切关联。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而几乎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翻版。只不过，西方国家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证明它们欺负弱者是天经地义的，而严复身为中国人，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想说明如果中国以后不能像西方一样强大或者更强大，则只能被淘汰。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社会达尔文主义”只给非西方的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造成伤害时，西方人对此很无所谓，还觉得是理所当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西方社会自身也造成巨大伤害后，他们才终于痛定思痛而对此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因为，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使得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完全照搬自然界的动物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主张的另一个社会原则“博爱”观念也是完全对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此开始衰落，但并没有消失。“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后，一度在美国也非常流行，因为它符合美国社会个人竞争的原则。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很少有人还自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但是，在美国畅行多时的“自由主义”理论依然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明显烙印。
由于严复的《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延续了很长时间，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其典型之一便是，自从《天演论》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自觉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甚至因为“落后”觉得挨打也是活该，被打了也就认了，人类社会除了强弱，其他一切理论和原则都毫无用处。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导致种族主义的猖獗，那么，在中国便导致了今天依然猖獗的“逆向种族主义”。对中国社会来说，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便是，中国不仅“技不如人”，“制度”也不如人。但这还仅仅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结论。在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这一思潮继续演变为，中国的文化也不如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都是错的，应该彻底抛弃。再到后来，在少数中国人那里甚至发展成为，连中国人的人种也不如人，应该彻底改造，甚至绝种。
我们今天不该过多地苛责严复，因为在那个年代，面对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教训，无数人在探求沉沦的原因，寻找民族振兴的方法，他们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上下求索。严复无疑也是其中一员，而且是相当努力的一员。因为历史的局限、时代环境的紧迫，救亡成为头等大事，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也情有可原。然而，在严复离世即将百年之际，今天的中国人的确应该冷静地重新思考。全盘西化的主张，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崇洋媚外的流行，文化虚无主义，等等，与严复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的余韵犹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将严重影响中国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自信。由此再来看严复和深受严复影响的很多中国人，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每一次探索的失败，都是后人继续探索的教训；每一次探索的点滴进步，都是后人继续前行的铺垫。不论是对于林则徐、洪秀全、洋务运动还是严复，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三、民众与精英的隔阂
义和团运动是清朝灭亡前中国社会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与三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相比，两者都源于中国社会底层，目的都是救中国、救自己，但形式和手段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太平天国时期，底层民众生活困苦，不得不揭竿而起。但他们并不清楚造成他们生存困境的真正原因，于是，太平天国承袭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做法，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朝廷，指向清朝政府。因此，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局势大致可以说，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竭力维护清政府，社会底层的民众却坚决反对清政府。义和团运动时期，形势正好倒过来。由于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精英人士中，反对清政府的越来越多，而由底层民众组成的义和团却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这一现象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从中国社会精英来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可以看成是洋人太野蛮，不讲道理。只要清政府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还大有可为，中国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因此，那时候的社会精英绝大多数还是站在清政府一边共克时艰，曾国藩等人是典型。然而，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日益发现，清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不管有怎样的改革宏图、治国良方，只要有清政府在，都难以真正实施。因而，反对清政府的人士日益增多。很多由清政府资助到海外留学的青年学子甚至成为反对清政府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