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一段时间，我夜以继日地埋首于“告别20世纪”的四个展览和四本书的大计划中。这项工程虽是极其累人，却让我感到充实与喜悦。
展览圆满落幕了，书受到佳评，销售情况也比预期的好，这就促使我在迎接千禧年时许了个愿--再出一批新书。
说是新书，其实有部分是旧作。这回推出的《阮义忠摄影文集》一套五册，有三册是再版的修订本：《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摄影美学七问》。另两册则是初版的新书：《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这五册书都是我在自己的创作之外，长期关心摄影潮流所累积下来的思考结晶。我最初只是一个没出过国门的年轻摄影狂热者，只能饥渴地从杂志、影集上汲取摄影名家的风格养分，后来因创办中英文对照、国际发行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得以周游世界各国，结识了不少大师，有幸亲沐诸家风范。这之间的演变，还真的只能归之于造化。
《当代摄影大师》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早过我的第一本摄影专集《北埔》。在《雄狮美术》连载是1983年的事，结集出书则是两年后的1985年4月。一算才惊觉时间飞逝得多快。
尽管事隔十七八年，现在重新校阅计算机排版的打字稿，却一点也不觉得过时，仿佛是前些日子才脱稿，依旧亲切熟稔、顺畅易读。《当代摄影新锐》和《摄影美学七问》两书也是在《雄狮美术》连载的专栏。那阵子，大概前后有四年之久吧，我养成了一个特别的写作习惯，每天早上固定在台北市民生东路一家叫“芳邻”的西餐厅吃早餐，如果有稿子要写，用完餐我就把资料和稿纸摊开，然后烟一根一根地抽，全神贯注地写。
午餐时间，在附近上班的客人陆续进来，坐满餐厅的每个座位。我呢，一点也不为所扰，无视周遭的喧哗，继续写。告一段落时，我就点份简餐吃，然后又是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下笔急疾，直到把整篇文章完成才出门，叫辆出租车，直奔《雄狮美术》交稿。我通常都是在最后截稿期动笔，已没时间再拖延了。
这三本书就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大桌子上写成的，有时稿子较长，非在餐厅里头从早餐吃到晚餐，直到打烊前才跨出餐厅。我还真的硬是没有破过例--写完文章才准离开。
芳邻餐厅已结束营业多年，办了20多年的《雄狮美术》也已停刊。我这个抽了近30年烟的大烟枪，也把无可救药的烟瘾给戒了八年之久。而周遭文化界的朋友、出版界的同行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台湾这个大环境却变得令人越来越没信心。在人、事、物全非的情形下，能够把自己最早的三部摄影论著重新编排、设计，纳入“摄影文集”里，真是感慨良多--我是何其幸运，能够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实现梦想。
《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的写作经验，可真是整个颠覆了我原来的思考习惯。那时我刚开始戒烟，以前手上拿着烟，就像拿着笔一样，这样脑子里的念头才有办法变成文字。没了烟，等于脑和手之间的连接神经被掐死了。曾有半个多月之久，我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就是写不出几行字，稿纸是一张张地写了又撕。我知道只要点根烟就能下笔如飞，但，每当要投降的那一刻，我又把自己给拉了回来，最后硬是靠内人袁瑶瑶的帮忙，才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写作障碍。
我俩坐在计算机前，由我一句句口述内容，她将之打出，我盯着屏幕上的句子，思考接下去的用词。这两本书的每一行都是如此诞生的，真是庆幸我有这么一个什么事都肯配合，并一直协助我达成目标的太太。
多年来，摄影这件事完全把我和太太的生活、工作以及兴趣整个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一起生活、上班、旅行，一起会见世界各国的摄影师、出席国际摄影会议与摄影节，回国后一起坐在计算机前写文章；摄影简直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修行之道。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超过彼此各自成长的岁月，而且一日比一日多。我们认识超过30年了，比我从事摄影创作的25个年头还要长。不少国内外的摄影同好或媒体记者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阮义忠，要是没有袁瑶瑶的协助，你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在此处要再重复一遍：“不可能，没有袁瑶瑶，就没有阮义忠。”
这一套《阮义忠摄影文集》的五册书，每一本背后都有另一位作者--袁瑶瑶。
如果上面那句话让我和袁瑶瑶坐在计算机前打字时说，我是说不出口的，因为还没张嘴就会觉得肉麻。我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用当初在芳邻餐厅里写稿的同一支钢笔写的。终于摆脱了没有烟就下不了笔的毛病，我的脑和手的那条神经又通了！真好。
更好的是，能够以这种心情迎接千禧年，以这五册一套的《阮义忠摄影文集》献给袁瑶瑶。
199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