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书精要
从方法论角度看，尽管深受波普证伪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而且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践证伪主义。波普和拉卡多斯对马克·布劳格研究科学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成为本书重点论述的代表性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本书作者把证伪主义当作经济学家应该立志实现的一种思想，提倡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在书中，作者用一半的篇幅考察了现代经济学中十个重大理论争论中经验证据的作用。作者认为：“不管怎么说，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证伪主义者的意思。”
本书的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现在流行的科学哲学思想，对这些思想做了一些区别。第二部分中的第三、第四章考察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第五章转入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地位的问题。第三部分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平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不能取得统一意见的本质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经济学中的每个争论是怎样牵涉到经济方法论问题的。第四部分把所有的问题汇总起来，企图取得某种程度的结论。作者系统地展示了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介绍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较为充分地揭示了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方法论的矛盾和困惑，深度剖析了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特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西方经济学的成就和危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史上标志性的杰作。
三、论著内容
1.关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密切相关。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不少的重大变迁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哲学看起来主要是由对科学理论正规结构的纯逻辑分析组成的，这样科学哲学就显得更多的是规劝人们从事良好的科学活动，而不是对那些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东西进行描绘。”到20世纪20—50年代，弗里德里克·萨普（1974）称之为“理论的公认观点”，之后，“波普、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多斯和费叶拉本德的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公认观点。”“从波拉尼到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费叶拉本德、劳顿斯和许多其他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替代。”作者在开篇中就主要的科学哲学问题，如假定推理模式、对称论题、波普的证伪主义、逻辑谬误、归纳问题、免疫战略、统计推断等展开讨论，发现：“就像没有发现的逻辑一样，也没有辩护的论证逻辑；检验、证伪、认可、证实，或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的正式规则体系和自动过程都没有。”例如，波普就认为，“不管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是以一般人类的经验为基础，都没有确定的知识。比这更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已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易出错的知识确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知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可接受的经验知识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波普的研究成果成为科学哲学新旧观点的分水岭。
然后，作者转到了对库恩的范例研究、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最终回到方法论一元论问题的讨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总之，作者始终在为“软的”社会科学寻求一种区别于“硬的”自然科学的、适合的、有启发的方法论。
2.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作者从证实主义者开始讲述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他把历史追溯到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这被视为经济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原理“诞生”的标志。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都在他们的著作中突出了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虽然在论证一些问题时使用的方法不同，但确有共同之处。这就是，“简而言之，大不列颠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思诺严格区分了实证科学和规范艺术。“从思诺的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别的搅乱原因’的情况下才站得住脚的东西。”穆勒和思诺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论的原理。穆勒提出并阐述了“经济人”的概念，在他的逻辑中充斥着对演绎逻辑的贬低和对归纳逻辑的颂扬。穆勒坚持证实主义，强调用事后的解释力来判断社会科学中一个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看它事前预言的正确性。“穆勒和所有的古典传统作者一样，基本上是要求判断正确的假设，而我们将要看到，现在经济学家主要是要求预言。”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一书中，更强烈地否认，可以通过把经济理论的含义和事实做简单的比较来反驳经济理论的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把斯诺—穆勒—凯恩斯这一传统视为是由5个相互区别的论题组成，强调经济人假说的现实性。“他留给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假设一般是对的，那么它的预言一般也是对的；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预言不对，那么通过对事实进行努力的研究总会发现某些特定的干扰因素能够解释这种不一致。”在一个以经济学大辩论为标志的十年，罗宾斯的名著《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追随着凯恩斯，罗宾斯又再次否认了能够从数量方面预言经济影响；需求弹性可以显得是估计它的反面，它的估计在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罗宾斯否定了对效用做人际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和内省证实’。”
“二战”后，这种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经济学真理在特殊情况下能得到运用的证实主义思想衰弱了。以米塞斯为代表的证实主义的最后坚守者，他们在对人类行为的论述中，认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经济行为的有效前提，而且坚持方法论的二元论，在证实主义的阵地上回到了斯诺—穆勒—凯恩斯传统的极端翻版。
特伦斯·哈奇森的著作《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设》是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开端，这本书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标准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但他未指明是对经济理论还是经济预言的检验。保尔·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文章《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认为，经济学界不必为经济理论的假设“现实”性而烦恼，指出“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极的优点”。这引发了他与萨缪尔森的十年方法论争论。萨缪尔森描述他的观点为“F扭曲的基本样式”，并选择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两者虽然没有给方法论带来重大的危机，但都存在不可挽回的缺陷。阿尔金论题中则阐述了与进化论机制相似的意义：“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此后方法论争论趋于淡化，但仍有一些想要重建新的方法论来给经济学以科学哲学外衣的学者相继出现。反波普主义方法论者开始涌现，他们中的代表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在《理性经济人》等著作中抨击实证主义事实和价值、事实和理论分离的论题，并反对实在论哲学。“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与上述方法论所不同的是，美国制度主义者们采用模型化方法，用讲故事的手法来描述正统经济学。
在用波普证伪主义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前，对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了分析。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福利经济学标榜摆脱了价值判断，属于传统的实证经济学范畴，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大卫·休谟在他的《论人的本质》中就定下了‘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这个命题被贴切地称为休谟的铡刀。”方法论学者陷入了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进行逻辑划分的难题和困境。尼格尔区分两种类型的价值判断为：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特征的价值判断，以此来保护休谟的铡刀。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争论背景下，布劳格接着提出自己对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争论的看法，他的结论是：只有努力增加事实的作用并减少价值的作用才能促进科学思想的进步。如果经济学要进步，必须对经济理论不断地给予可证伪的经验检验。
3.对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评价
作者在这一篇中主要用讨论的方法论知识运用来评价经济理论，研究理论预言，评价理论预言中的证据。其目的是对这些理论进行划分，虽然没有统一的绝对准则，但可以在分析中探索理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评价，找出其各异但联系紧密组成的亚框架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核心框架的部分是如何获得各部分支撑，而其他部分常常是由未经检验的假定支撑的这一结论。
最后，作者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危机。比如，经济学理论只停留在理论逻辑的完善，严重缺乏实践意义；轻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等。“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还是怎样的有限。”作者提出建议：必须要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在规范使用经济学研究框架问题上，他引用波普的话语作为告诫。“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体化的话，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四、简要评述
《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学者争论的主题和方法论研究的重点选择有很大影响。正如罗杰·巴克豪斯所说，“这本书论证性地界定了1980年前后争论的主题”。本书立足于波普的证伪主义思想核心，打破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原有格局面对经济学发展中遇到的困境。作者另辟蹊径，强调了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内容随时接受反驳的理论，不考察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内容与现实是否一致，立足于经济学基于现实又作用于现实的学科定位，在对经济学的反复批判和不断证伪的方法论指导下，探求经济学科学式发展道路。试图在经济学领域寻求一种参照科学哲学标准的学科模式，尽管仍有许多困难，但仍然是作者的一大开创性贡献。
扩展性阅读文献
[1]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刘瑜.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12.
[3]郭劲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经济哲学的运用[J].经济评论，2002（05）.
[4]Mark Blaug，2001.No History of Ideas，Please，We’re Economis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5（1），145–164.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梦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