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三鹿奶农向鲜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资料显示，在三鹿发展的初期，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奶牛养殖、乳品加工、乳品销售是按照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格局纳入三鹿统一管理的。因此，其也并不存在奶源污染的问题。但是，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管理成本会不断增加，同时，受企业资金、场地等因素的限制，传统的乳品加工—奶牛养殖—乳品销售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格局开始出现了非一体化的趋势。然而，在这一产业组织格局变化的过程中，也就相应形成了乳品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就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的问题。国际乳品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乳品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只有纵向渗透，将产业链上的各环节联结起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平衡机制才能解决彼此之间就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不成比例的矛盾。否则，就会出现产业链断裂的危险。但是，企业股东及其代理人—经理的“短视”往往又使这一危险的出现成为必然。具体而言，既使企业不具备规模扩张的条件，股东希望在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利润。而管理者也希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住自己的职位，加速企业的扩张并创造更高的利润以给股东交一个满意的“答卷”。
而对于要创造更高的利润，企业的管理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压低生产成本。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乳品加工企业—三鹿的管理者首先想到的是降低其原料鲜奶的收购价格。
资料显示，从1999年以来，三鹿鲜奶收购价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上涨，一直维持在1.73元/公斤左右的价位。2008年3月份开始，在河北的一些地方奶农交售鲜奶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下降。而一级散养户交售得鲜奶价仅为2.8—2.9元/公斤，但要想被评上一级奶简直太难了。而与此同时，奶牛养殖业的饲养成本却在不断提升，2003年后，同质同量的饲料价格是1999年的两倍。2008年3月份河北本地配合饲料的价格已达到了2.2元/公斤。而按照河北当地的养殖水平，每头奶牛每天产鲜奶大约在15—20公斤（颛锡良，2008）。因此，既使假设每头奶牛有1：1的饲料与鲜奶产出比，奶农每养一头奶牛一天的毛利润也仅在3—4元钱。扣除人工成本以及由于奶农普遍缺乏资金而赊购饲料所需支付的繁多利息，大多数奶农养殖奶牛实际是亏损的。
同时，由于奶农在奶牛养殖上的前期高额投入（2008年购买一头良种北京黑白花奶牛的价格高达15000元），使其又不可能轻易的退出奶牛养殖业，即出现威廉姆森所说的由于交易一方因专用资产投入而产生的交易关系中的“套牢效应”（Hold—up Effect）。在这种情况下，奶农面临的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因此，奶农养殖奶牛的积极性锐减，也开始消极饲养奶牛。这就包括使用价格低廉营养含量达不到要求的饲料来饲喂奶牛，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鲜奶蛋白质含量指标无法达标。当得知三聚氰胺能够提升鲜奶蛋白质含量检测指标后，奶农为了维持经营，开始在鲜奶中掺入三聚氰胺。而这最终也发展成为了整个奶牛养殖业中普遍的“潜规则”。2008年9月19日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液态奶进行专项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除三鹿之外，蒙牛、伊利等知名品牌液态奶也查出了三聚氰胺，（当天我国因此也废止了质量免检制度）。由此可见，奶源质量问题已经不是三鹿个别乳品加工企业的问题，而成为了乳品加工企业的共性问题。而当三鹿知道奶源已经出现问题后，又不能不继续生产，因为停产意味着其将蒙受更大的损失。最终，乳品加工企业与其上游的原料供应商—奶农达成一种“默契”，任容问题奶粉充斥市场，而让消费者来为问题奶粉“买单”。但是，消费者绝不会长期为问题奶粉“买单”，因为，消费者对问题奶粉终究会有其身体承受的“极限”。当消费者身体无法承受这一“极限”时，其必然会要求制假售假的企业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总之，从以上对“三鹿事件”的分析来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定的企业治理模式下的产物。具体而言，在股权至上的企业治理模式下，代表股东意志的管理者受到“短视”的利润目标的激励，他们会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手段来“压榨”企业供应商的利益，提升企业的利润指标。然而，这种“压榨”最终又导致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以上案例表明，这种利益冲突对企业的破坏力可能是毁灭性的，它甚至可以使一个久负盛名的企业毁于一旦。
第三节企业与消费者间利益冲突的治理
6.3.1发达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如前所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企业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引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其消费需求引导了市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向。消费者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的保护也是衡量某一特定市场秩序状况的重要标志。因此，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必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看，他们也都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来保障市场交易秩序的正常运行。这套制度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保护消费者权益；强化法律保护、强化政府行政监管、强化社会保护、加强行业监督、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情况。首先，法律制度是三个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最基本的手段，为此，三个国家都较早的建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和相关配套法律。其次，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在三个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个国家除了较早的建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监督管理机构外。还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民间消费者组织。
6.3.2理论与实践中的消费者董事制度
前文的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方—政府力量来实现的。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企业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治。因此，在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方面，理论与实践上都还有待新的突破。
克莱因和莱弗勒（klein and Leffler，1981）认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合约关系。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1985）将企业理解为是一种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又是一种保护企业契约当事人经济利益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董事会是为了满足治理需要而设立的核心机构。他认为企业治理的焦点问题是什么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董事会？他指出，无论是位于分支节点A上的消费者，还是购买了能延长企业经营寿命期的产品的消费者，以及购买了耐用消费品（consumer durables）消费者，都没有必要进入董事会。对此，威廉姆森的理由是；首先，由于消费者分散，又得不到有关企业确切的信息。因此，存在着消费者较难组织的问题。其次，既使消费者能够组织起来，也存在着由于他们彼此不了解，而容易“搭便车”的问题。再者，威廉姆森认为由于消费者利益受到了品牌、担保及仲裁听证（arbitration panels）的保护。因此，他断言企业与客户之间难以建立双向的治理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威廉姆森又认为，还是要制定一些有所区别的创新措施，以进一步保护客户。“但除了对那些需要得到专门信息的大客户以外，董事会中一般无须吸收普通客户的代表”。
从总体上来看，威廉姆森确立了企业治理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总体框架。事实上，他之所以强调董事会吸收大客户，就在于大客户对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较强（k＞0）。而对于资产专用性，他认为这是指一项资产可以改变其用途或改变使用权而又不损失它的生产价值的程度。对此，阿尔奇安认为可以依赖性予以解释。即“当一项资源离开与其合作的资源，其价值就会减少或者其获利能力就会降低”总之，以上学者的分析实际上指出了，应根据消费者与企业之间契约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决定其是否参加企业治理。按照这种分析，在三鹿奶粉的案例中，尽管患结石病的患者并不在多数，但是，由于食品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因此，消费者对三鹿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在对于那些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安全行业中的企业，如医药、食品、电器、交通工具等企业，建立消费者董事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本文还认为，使消费者代表进入董事会与通过品牌、担保及仲裁听证（arbitration panels）等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利益并不矛盾，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协调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企业组织中其它利益主体的关系具有相似性。即都需要由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如果我们将品牌、担保及仲裁听证等措施等视为保护消费者利益企业外部治理机制，那么，使消费者代表进入董事会可以被视为保护消费者利益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而在我国企业治理改革的实践中，也还出现了相关的典型案例。1997年3月上海市虹桥区商委及所属第七百货商店推出了一项新举措：召开顾客代表大会和成立“顾客理事会”，并把消费者请进商店决策层，以促进商业零售企业规范服务达标。该商店有8名顾客代表担任“顾客理事会”常任理事，直接参与商店的经营决策。同时，从现代企业的销售渠道建设来看，尝试让大的代理经销商代表消费者进入董事会见，似乎是可取的消费者参与企业治理方案。
但是，正如威廉姆森所指出的那样，消费者代表与委派自己的那些本利益集团又是怎样互相沟通的？都是需要得到回答的问题。
第四节本章小结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是以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实中，由于企业掌握了较为全面的商品生产加工过程的信息，而身处企业之外的消费者不可能完全了解企业所掌握的这些信息。因此，企业在二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中也就占据了较多的主动地位。实证材料表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绝大多数是，由企业侵害消费者的利益而引发的。企业之所以会实施这种侵害，从表层因素来看，是由于企业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引致的；而从深层次的因素来看，在于股权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下，股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短视性”。具体而言，代表股东意志的管理者受到了利润目标的激励，他们会采取一切尽可能“短视”的手段来“压榨”企业供应商的利益，提升企业的利润指标。然而，这种“压榨”最终又导致了企业产品质量的下降并突破一定的极限，进而导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视为股东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有效的协调这一利益冲突，除了通过立法来约束股东及其代理人的“短视”行为外，通过建立以大客户为代表的消费者董事制度，将有助于消费者获取更多的有关产品生产的第一手信息，从而将股东及其代理人的“短视”行为控制在萌芽阶段。对此，我们将在论文的对策篇中做进一步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