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解读的电视新闻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流行，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新闻言论的自由度较以前开放，而在谈话中有大量的娱乐空间可以拓展，找到说话的人节目就成了一大半；二是全天播出的电视新闻有大段时间需要节目来填充，而谈话节目制作环节简单、成本低廉，不光是省下了多名记者的差旅、采访、设备费用，采用直播方式，连制作和播出之间的时间周期都直接删减为零了。商业化运作的电视新闻媒体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成本核算，同时为了在媒体竞争中占据时间制高点力求播出提前，这种省钱、快捷的节目制作形式自然让媒体的“当家”们青睐有加，那些“铁打的背景流水的嘴”少则二人对讲，多则群口辩论，就这样通过“有限事实，无限观点”占据了大量的媒体时间。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新闻会客厅》、《央视论坛》、《对话》、《面对面》、《时空连线》到凤凰卫视《时事开讲》、《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有话天天说》、《一虎一席谈》，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视点》、《拉里·金现场》到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视点》、《谈话无边》、《言论无限》、《不止一种观点》、《反方向》，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到处受宠。第三个原因就是这种节目样式目前最接近人际交流的会话状态，对电视这一“家用媒体”前的观众颇具“亲和力”。
电视新闻语言是拟人际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脉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比如技术的更新）不断强化语言的对象感，让它越来越像会话而非灌输——从声画同步的过程记录到现场出镜、电视直播再到说新闻、读报和谈话节目，一直未曾偏离这条主线。在会话的形式后面是思想的形式、秩序的形式及表达的形式，它们提供了媒介的内容，也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能力提供了基础。国外有研究表明：相比较而言，主流电视观众表达的世界观更接近于电视提供的世界观，而不是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提供的世界观。
在新闻事件发生后，每一个受众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此时，媒体及时发表符合大多数受众情绪趋向的言论，就可以引起“共振”，轻易获得大量观众。收视率的提升自然有利于吸引广告的投放，因而新闻策划人会力求依照公众的集体情感选择和制造观点，再围绕该观点设计话题，形诸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中的主体言论。按照“沉默的螺旋”理论解释：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所以，基于新闻事实的谈话节目，如果旨在揭示真相和事态背后的深层意义，并理性、均衡地提供明确思路，就能从文化立场上对整个社会生态起到极为有益的建设和维护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上面列举的许多电视栏目（节目）中有所闻见。
但是，媒体制造的“舆论环境”未必是社会上意见分布情况的如实反映，媒体提示和强调的即便是少数人的或不公正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做“多数意见”来认知。换句话说，媒介具有创造现实公众情绪和舆论的巨大力量。如果媒体缺失理性精神，大众传播所引发的群众行为就可能会影响公理、法律和个人隐私。
从这一更具批判意识的角度，我们发现，当下的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在对新闻的解读上，普遍存在着随意性解读、主观性解读和过度解读等现象。在这些解读过程中，信息的原初意义被漂白和沥滤，残留下来的是由均质化的经验和观念构成的、受到媒介技术驱策获得放大效应并由此深入人心的大众文化。在此类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文化再造里，来自现实的信息通过中和、分解其内容，被擦抹意义，甚至浮现出消极意义。
本来，在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中，通过专家对新闻事件的解读、辨析，新闻当事人的访谈讲述，现场观众的民意调查以及对相关部门的咨询求证等，可以多途径实现舆论的梳理和引导。而我们更需关注的是：今天的屏幕上，此类节目在很大比重上并非是对实质性公共问题的讨论，而是貌似雄辩的空谈。常见的情况如下：其一，主持人和少数专家对谈。不管是中央电视台、地方台还是凤凰卫视，都只有少数几个语言能力比较强的专家轮岗，像万能评委一样对所有事实和舆论做出认定，尽管随着事态进展常常证明“评判”有误。这些专家立场有限，其他立场的人又进不了演播室，话语权当然不是平衡的。更甚的是，新闻事件发生后，为了抓紧时机吸引观众，电视台常常不是第一时间派记者赶往现场找当事人进行采访，而是调动专家学者发表意见看法，在事实真相尚不明了的情况下，那些专家学者的个人主观观点往往会使观众更加迷惑。况且，这些经过媒体有意选择进行日常合作的专家学者会自觉与媒体“共谋”，难保其观点立场不会“先入为主”或有意倾斜。
其二，嘉宾、现场观众共同参与的多方谈话。为了增强话题讨论的戏剧化、娱乐化效果，节目中常常预设阵营，二元或多元对立而非求同存异。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各方为维护阵营立场，各执一端，观点南辕北辙，相互消解。现场贴身辩论的紧张气氛使参与者容易仓促反驳，情绪化有余而理性不足，所以，即使观点纷纭，主意多多，却缺乏执行力。
其三，现有新闻审查制度下，节目中对新闻源的使用和话语口径慎之又慎。为了保证日常播出，节目中倾向于对小话题、边缘话题和应景话题的谈论，这种话题多为消费性、娱乐性的公众话题，甚至就是就着生活里的草根素材做语言娱乐，肤浅难以回避。
其四，面对收视率的压力，节目的娱乐功能被放大，谈话中重要的已经不是说什么、说得对不对，而是怎么说能吸引观众，这就导致对新闻事件评论的出发点可能有失片面，进而误导舆论。例如，在伊拉克战争的诸多演播室谈话中，多以一种武器崇拜的视角对战争中使用的航空母舰、直升机、坦克、导弹等高谈阔论，专家圈点演播室背景上的战事地图，引导观众进入仿若电子游戏的情境，而那些被毁灭的家园、文明古迹和血肉之躯不过是卫星遥感下看不清的小点，战争的残酷、不人性由此被淡化，媒体的人文色彩缺失。
在这样的媒体生态氛围中，专家常常只是以某一领域“精英”的身份来给电视文化“加媚”，而无真正的精英话语与精神，他们所参与制造的“言论胶囊”饱含浅显、中庸、顺从的成分，对各种社会症结大而化之，由此规避各种媒体及自身的利益风险，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其疗效就是对观众催眠意识、按摩心灵，长此以往，便集体削弱了受众的思想深度。电视新闻就是借这些言论代理人的口舌，给大众做些无伤大雅的消费和娱乐，不可以指望这样的节目能真正引导公众舆论的建构。
相对应的是深度调查类新闻节目的式微。对事件深入报道的复杂性和漫长过程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面对更大的风险，观众也需要有耐心才能认真看完，这远比煽情、娱乐直接把人钉在沙发里要困难得多。按照普遍的市场化标准，这类节目很容易被淘汰。
而当国内仍把新闻谈话节目列为提高收视率的常规武器时，此类节目在海外的发展已然出现拐点。2007年，国际知名期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刊登的文章指出，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越来越多的直播谈话类电视新闻节目提出了批评与控诉。
海量新闻信息汹涌的时代，快餐新闻的流行成为时尚，直播谈话类节目的平淡、武断、煽情、无厘头反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新闻产品。
美国民间组织PEJ（Project for Excellencein Journalism，新闻卓越计划）在2005年和2006年公布的《年度新闻报告》表明，在英国，直播谈话类节目典型的形式是节目主持人对新闻记者或专家学者进行采访或谈话，这类节目在美国有线新闻节目已经占据一半的比重。有线电视新闻“几乎抛弃了传统电视新闻的基本元素，几乎完全脱离了文字新闻和编辑新闻”。直播谈话新闻成了观点的报道，新闻记者不再报道事实而是观点，新闻信息没有经过把关而直接散布。60％的直播新闻只有单一的新闻来源，78％的新闻只是谈论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大部分时间是在谈论事件的一个方面。记者的观点占据新闻比重的17％，这一数字在网络早间新闻占48％，在网络晚间新闻占20％。反观国内，包括国家级电视新闻媒体在内，时长超过一小时甚至几小时的直播谈话节目现在也是家常便饭。
而这些长时间的谈话节目中并非都有足够的信息量。在某些节目中，其实就是少数几张熟悉的专家、嘉宾面孔轮换着和主持人对谈，有些话题的讨论颇有“雄辩胜于事实”的味道，事实真相甚至被某些嘉宾极具个性色彩和个人视角的观点所淹没，新闻现场和事件反而成了逞口舌之快的现实噱头。加之参与谈话的双方或多方在信息获知和语言表达上的不对称，事件当事人和嘉宾有时容易情绪化和片面化，从而陷入各执一端的尴尬。例如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凤凰卫视在《时事辩论会》节目中邀请中美两国嘉宾就此事谈论中美关系问题。可能是由于事件的敏感度和热度尚在峰值，双方激烈的争辩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节目中大部分时间是充满火药味儿的发泄，高声厉喝不断，结果是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人只得草草煞尾。这种缺乏理性的舆论状态通过电视直播更是扩散得无远弗届，对观众而言，“看热闹”胜于“看门道”。
消费化和娱乐化取向给一些电视新闻节目带来越来越多的口水，而这些言论的发表者常常各有各的道德意识、文化背景、利益诉求、价值尺度，这都可能导致谈话带有或多或少的个人主观色彩或集团利益倾向，从而偏离新闻事实本身，冲淡真相。在观众和真相之间隔着言论的迷墙，被困在墙内的观众也许会试图摸索出通往真相的轨迹，但更多时候，彼此无法谋面的离散的大众选择了各居一角。言论的迷宫是一种新的教化，让游戏者在快乐的迷惑中付出宝贵的时间。只是这种教化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精英，而是来自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
美国科学家的一个试验证明：由α脑波反映出的脑电图观测表明，正在看电视的人处于一种放松和慵懒的状态。放松的感觉会随电视机关闭而消失，但慵懒、懈怠的感觉会继续。这说明，人的身体从本能上倾向于一种“持续懒惰”的休闲状态，“休息着的身体倾向于继续休息。”这种“电视瘾”和药物上瘾有类似之处。而作为大众文化的中坚力量，电视媒体正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从众的行列，随着媒体的鼓动夜夜笙歌、日日欢宴，甚至娱乐至死。
“认识到某种娱乐已经失控，是人生中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因为放纵的狂欢可能会带来“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后果。真实的生活中“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而媒介时代的人们经由电视获得的只是浮光掠影消遣式的“媒介文化旅游”，而非真实的生命体验。电视新闻挟裹着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将观众和生活阻隔开来而非紧密联系起来，这让人想到金·凯利的电影《楚门的世界》，那个从小生活在电视制作公司营造的全息布景中的男子任凭媒介设置的“命运”摆布，直到自觉醒悟并逃离之前，他都只是一个媒介景观中的梦游者。面对这样的媒介文化生态现状，如果我们自认为快活就够了，不必顾虑太多，那就像身体差了不去跑步锻炼，而指望按摩器能让自己舒服一样无济于根本。
今天的电视新闻观众就像温水锅里的青蛙，在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文火上惬意地待着。水温一直在慢慢上升，这种升温的速度如此缓慢，让青蛙难以察觉；现在到未来一段时间内，不高不低的温度也都会使青蛙感觉舒服而不愿跳出锅来。直到温水变烫甚至煮沸，青蛙可能才意识到威胁的存在。只是到了那时，能否全身而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