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些人文电视节目的逐渐升温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论是历史地理类、情感谈话类，还是纪录片类，它们都有意识地在文化的层面，激发观众去寻找悠远的历史烟云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文化关联、精神延续，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积淀着的特质：执著于现实而又不困于现实，在超脱的心境中体味历史的深意。这种取向表达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宇宙意识、生命情怀、艺术境界，正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蕴涵所在。
黄：这就是民族化的思想、情感特征赋予中国电视的独特人文内涵。中国电视艺术蕴藉着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的气质，深入地表现了当代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思考。仔细体会我们的电视艺术，不论是文艺性节目，还是电视剧作品；不论是再现历史，还是展示现实，往往充盈着伦理化的思想判断和情感诉求，并体现在种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之中。比如浓郁的宣教意识、忧患意识、苦难意识、团圆意识等。强烈的是与非评判，鲜明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对照，“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抒情文化传统之内，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任凭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在几千年间形成的民族审美意识与情感方式不会轻易改变。
杨：所以，屏幕上滥情、矫情、伪情的大行其道必然使得电视陷入了备受指责的尴尬境地：电视只能提供快餐文化、庸俗文化，对受众产生的负效应正在抵消积极的作用。这种批评针锋相对地看到了电视文化中媚俗、焦躁、轻浮、低俗暗潮的涌动。
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看到：在内容上有不顾观众的审美需求，只顾营造个人化的艺术金字塔，孤芳自赏；又不问观众的审美感受，只追求最高的商业利润，不惜追腥逐臭；不管观众的审美情趣，只满足少数人的感官刺激，娱乐消遣，等等。在形式上，比如亦步亦趋低水平地摹仿韩日快餐式电视剧，引发国内众多青少年追逐穿另类衣，染五色发，竞相“哈韩”、“哈日”的时尚潮流；比如电视综艺节目里主持人的打情骂俏，只见低俗不见“艺”；再比如播音主持人的港台腔调、表意含混、信口开河。像这样一些叙事含混、情节游离、意境迷乱的作品，一旦与受众心灵深处的对话和潜对话机制相遇，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回过头来想，节目内容的理念创意、策划选题、内涵品位等等，其实是与我们民族传统美学中蕴藉独特的“人仁论”、“情理论”、“形神论”有内在契合关系的；节目形式的框架设置、气氛营造、节奏把握等等，也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学中内涵独具的“气韵说”、“意味说”、“虚实说”相通相连。正是民族化的艺术表现特质，成就了中国电视艺术独有的美学范畴，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的电视创作中，积淀在观众的审美心理评价之中。假如我们能够以民族文化及美学观念去观照我们的电视创作和研究，从而对我国民族文化特质给予一种现代诠释，可能正是使之推陈出新，并作用于中国电视品牌建造的一种良好方式。
杨：这不仅对业界有益，而且也会相应地促进学界的理论创新。在实际的影视创作中，也还存在狭隘地理解民族化，或者是以“民族化”的名义，但实质却在颠覆这一立场，比如说一些按照西方世界观念打造的东方奇观式的影像景观，比如说那些游戏历史、辗转情海的电视作品。
黄：他们的惯用手法是以“出新”为说法，把经典名著胡乱改编，不仅消解、歪曲了原著的思想内涵，也造成观众艺术观念的混乱；或者以“展示民族文化”为由，大肆宣扬江湖义气，封建落后的陈旧观念，深宫大院，三妻四妾，勾心斗角。我们的电视艺术怎么可以置当下的现实于不顾，轻易地将那平常百姓的生活悲欢付之一笑，而钟情于戏说历史？在那些“生动”的形象里，传递的是什么呢？错位的史实，混乱的历史观念！这对不熟悉历史的观众将造成什么样的误导和错位呢？我们的受众在这样历史文化观的长期濡染中，又将如何正确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精魂呢？
所以，如果电视艺术在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建设与破坏、本土与异域等重要关系上把握失当，就必然会在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根本性方面出现问题。在任何时候，主导性的、健康向上的主体精神都是不可迷失或削弱的。
民族化：全球化·现代化·文化保守主义
杨：在提到“民族化”这一概念的时候，常常涉及“全球化”与“现代化”这样一些有着对应关系的关键词，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厘清对于电视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会起到怎样的效应？
黄：对于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我的认识是：经济的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而文化则必然具有各民族相异的特质，并从而形成异彩纷呈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正在加速，在其背后也潜在着另一种危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正在受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影视文化的包围和侵蚀。亚洲，尤其是中国，被西方称之为影视文化竞争“最后的疆场”，他们极力想向中国倾销其影视产品，自然也包含着代表他们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如何在未来的信息竞争和文化传播领域里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电视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
杨：去年底，中国已经允许外资以不超过40％的持股比例建立合资影视制作公司，对于电视艺术而言，这份职责意味着一种文化尊严，文化竞争力；也就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保有民族自身的独特文化精神和审美之维，这既是民族化的内涵，也是现代化的职责，因为现代化必然是民族的现代化，所以，民族化和现代化在价值取向和功能意义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黄：美国的前任总统克林顿曾在一年内两次对好莱坞人士谈话：“电视电影工作者，对民众怎样看将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要给民众值得尊敬的东西，摒除没有意义的性与暴力，这些已对美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造成了很大的副作用。我要问，好莱坞为什么仅止于提供娱乐而不能提升灵魂？”显然他很警醒影视文化对本国民众所起的建设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但是同时，美国又希望凭其影视作品的大规模输出，占领世界文化市场。这遭到了来自欧洲、加拿大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用他们的话说，抵制美国的文化产品“既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国家文化之根的问题”。
杨：有数据显示，世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后，从1994年起，美国的影视节目进口欧洲的速度以每年10％-15％的幅度增长；当70％的欧盟市场被美国影视节目占领的时候，欧盟节目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才仅仅是2％-5％。所以法国政府执行了市场竞争和文化多样目标的“双轨产业路线”，这种在开放中既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又保持本土文化独特性的作法，将会给中国影视产业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黄：2004年9月3日，为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发起人的提议，中华文化促进会在北京举行了“2004文化高峰论坛”，来自文化研究、文艺创作、影视戏剧戏曲各个方面的70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其中就着重谈到了“文明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认为这“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
杨：您的话语间透露着一种文化焦虑，在理论层面来说，严重的文化焦虑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判断。在全球化语境中，执著于民族化，是否会让人怀疑这是一种基于民族情感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
黄：我认为完全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是从“五四”时期延续过来的一个概念，它特指不加分辨地拒绝外来文化，抱残守缺，抱的是残，守的是缺，既没有保持传统中的精髓，又不能吸收他人的优秀成果。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影视发展一定要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比如说，电影理论，从蒙太奇理论到长镜头理论，到现代派理论，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如果我们都拒绝、排斥，那我们就叫抱残守缺。只要其中有对我们民族影视文化，不要说有大的推动，哪怕是小的好处，我们都应该学，应该拿来。拿来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因为影视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的精神属性要高于它的商品属性，所以在保持与吸取的关系上，首要的是把握好本土的民族文化的灵魂。在影视走向市场的今天，本土文化意识将有助于我们在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健壮的生命力与宽厚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但是，吸收是为了创造，不是为了取代我们固有的文化。这里关键是如何吸收。我个人认为吸收必须是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支点，寻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通过异质文化加强本土文化，使她焕发出更灿烂的生机。这难道是保守主义吗？恰恰不是！我所倡导的民族化道路的实质就是西方美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现代化在中国当今影视艺术实践支点上的碰撞与融汇。
杨：相比于前些年反对“文化保守主义”，2004年“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自觉”得到高涨，并且获得了民间、学界的普遍“支持”。我分析，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综合国力上升后，民众对国家的文化尊严和文化竞争力的渴求。作为国家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前沿领域，电视艺术的文化身份和艺术品格已经明确，如何提升电视艺术文化竞争力，应该与您的主张是气息相通的。
黄：费孝通先生近年提出以“文化自觉”的理念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对待，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令我想起《甲申文化宣言》中对中华文化的评价：“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作为发表这份宣言70人中的一分子，这样的表述所寄予的正是我倡导中国影视民族化道路的信念。
杨：从1995年提出“民族化”这一命题至今，十年弹指而过，十年间争议不断，也正是在各种声音的碰撞与融汇中，“民族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特质不断得到揭示，从遮蔽走向敞开。
黄：十年间，虽然不断有声音说我不够前沿化、现代化、时尚化，但是我始终坚信：相比于一些学术标签，中国影视的民族化更具有保护民族文化之根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影视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民族的美学纪念碑，它是特定民族和时代的形象表达，深入时代、深入民族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共同特征。民族化是电视艺术的根性问题，既是它的现实路径，也是它的未来目标，这就是我的学术立场。
结语：文化守望
前不久，在柏林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孔雀》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虽然它呈现的是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东方式的情感、含蓄内敛的矛盾冲撞，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其中蕴藏的关于人的追求与渴望的光芒。与此同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被中国导演搬上了银幕，不过故事的内核已被改编成一位东方女性的爱情悲欢。
这似乎是一种巧合，细细想来，又意味深长。回想这些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以一种近乎焦灼的心态渴望着世界的目光，虽则有过几次被西方吹捧的热潮，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值得探究；另一方面，我们在影视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富有价值的探索，大多时候并没有引起自身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提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关键。
今天，东西方的影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期望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都能以更自觉的文化立场反思传统，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点的目标，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我们愿以此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