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周星
采访者：杨乘虎
本次接受采访的电视艺术理论名家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艺术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周星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影视艺术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在影视理论与文化现状研究、传媒文化研究、电视艺术文化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等领域潜心研究，论著颇丰，在学界和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媒介景观·文化语境
杨乘虎（以下简称“杨”）：2006年是电视选秀的一个潮头之年，《梦想中国》、《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各展风姿，蔚为大观。其实，在这股电视选秀的热潮之外，我们不难发现“秀”已经在各种电视节目形态中呈扩张蔓延的态势，从脱口秀、模仿秀、真人秀、新闻秀到文艺秀，不论是数量积累还是形态呈现，电视选秀活动已经迅速构筑了一道令人瞩目的媒介景观。
周星（以下简称“周”）：我很同意你的这一提法。我认为，“秀”的概念在中国电视的生产和传播中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脱口秀”蓬勃发展的阶段，“秀”的定位主要在语言展示——表达上，一大批谈话节目的兴起，主持人的个性魅力、语言表达展示成为“秀”的主要构成内容。美国著名的谈话主持人奥普拉、拉里·金成为中国脱口秀的榜样，崔永元与《实话实说》称得上是这一阶段的典范。第二阶段，各种打着“制造快乐”旗号的综艺节目拉开了中国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序幕，在游戏环节中模仿秀崭露头角，至于这是否对应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咱们暂且不论。一个很重要的表征是，不是明星，而是普通人开始在节目中慢慢表露内心的欲望，试图攫取什么，流露什么，而且这种表露欲受到媒体的鼓舞和刺激，上升得很快。正是大众接受心理上经历了如此密集的预热，才直接推动了“电视秀”跨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大规模的全国乃至全球选秀，演艺秀的阶段，相当强烈的表演性质得到突出，像《超级女声》、《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都制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我想，从“表”这个概念的流变，表达、表露到表演，电视秀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和流程的变化。
杨：就“秀”的理念搬演和实践运作来看，本土化的轨迹很鲜明，中国的“电视秀”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群体化，集体化、全民化的特征，个体混迹于群体之中，将小我的快乐汇聚于、附着于某个集体。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周：对，是有这种感觉。前期不论是语言秀，还是真人秀，都是比较注重个体的，但是从《超级女声》后期开始，陆续跟进的一些电视秀就很鲜明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尤其是今年，“电视秀”带有了很强的全民化倾向。你说的蔚为大观，真是准确。只有景观才可以称得上是蔚为大观。当然，一旦成为景观，就必然会引起社会文化界和媒介制作业的关注，产生深刻的影响。的确，“秀”的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文化语境的不同。西方容易从个体入手，而东方则在潜移默化中将个体改造成群体，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能改造。因此，不论西方“秀”的本义如何，移植到中国，就带有了趋众性、大众性、全民性的特点，成为具有普泛性的景观，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
杨：“电视秀”之所以能在今天积聚成中国电视最令人瞩目的媒介景观和文化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媒介的、市场的、文化的，还是全球潮流使然？
周：当“秀”在中国经由电视从个体变成群体，变成演艺的时候，它至少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开明性。开阔时代催生了交流的渴望，沟通成为普遍的心理要求。“秀”是一种打开，一方面是个体心灵有开放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文化自由度的敞开。客观而言，中国文化的群体性带有某种很强的集体压抑，家国一体，意识形态总的特点是凝聚型的。当政治相对比较开明，民主具有相对空阔度，文化走向大众，草根性显露的时候，就催生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电视媒介对“秀”的一种正面开放，构成了一种群体的文化景观，电视秀在媒介舞台上为大众营造了抒发和宣泄的空间。而以往的电视节目中，包括大型文艺晚会，能让个体混入群体中狂欢的媒介形态并不充分。所以我觉得，“电视秀”之所以能够成为景观，国家整体的文化开放度、政治民主性的加强，是一个最大的语境与前提。
文化表征·媒介文化的实践
杨：从“秀”的词源来说，“show”含有表现、展示甚至有意炫耀的成分。传统艺术表演中，演员只是一个特定艺术形态的承载符号，为艺术表达、艺术表现而存在；如今现身于电视秀的人们却舍弃了假定情景，将自身的种种前尘往事，逐层放大、夸饰变形，成为“秀”的主要内容。这样，许多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是个人的、私密的东西，就转变为一种通过媒介而生成的消费内容，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变化。
周：这也是令人担心的。当代电视秀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和表现是什么？就是它打破了电视在人们心目中的信息传播的传统形象，对传统的专注的审美形态形成了冲击。审美在历史上常常属于文化人所控制的高端文化，审美是文化性的，是一个文化个体沉思默想的静态。但是“电视秀”的这种泛众化的走向，冲击了传统审美形态。在这一点上，对于“秀”，我内心首先是赞同，因为它首先打破这个平衡。“电视秀”让所有的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分尊卑老幼。人的本真一面在“电视秀”面前得到展示，参与度得到很好的体现。虽然有些人不会去投票，但是他们依然会通过屏幕获得一种共时参与的感受。当然，“秀”的背后也有不良倾向滋生的可能，当社会的阶层混淆不清的时候，“电视秀”的正误判断很难做到，后面驳杂的内容油然而生。
杨：“电视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搅拌机”，在搅动了上百万的海选规模，十几亿的广告额、短信收入的同时；它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无情指责，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化的，“电视秀”背负起了“追名逐利”、“一夜暴富”，甚至“娱乐至死”的骂名。
周：这几年，电视所遭受的种种批判，集中于一点，就是电视的审美特性越来越弱。作为媒介，电视要走下神坛，趋近大众，趋近草根，它就不可能无视大众的文化需求。虽然我们要批评娱乐化，但是在其背后却是大众的本能欲望被激发的现实，是一种开闸泄洪的泛滥奔涌。可以说，传统的审美在“电视秀”的面前受到了无情的狂风暴雨般冲击，被打破，被模糊化。面对“电视秀”，传统的审美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更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道德的高低来一言以蔽之。其实不仅是电视，现在整个文化领域已经不能纯粹用艺术的规律来衡量、评判，纯粹艺术理论的解释力在下降，在面对新的事物时，已无力承担。电影需票房，电视靠收视率，其他艺术演出讲求上座率，这些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模式。而电视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根源在于大众欣赏需求这个潜在的消费市场。如果说，过去以艺术水准的优劣、主题的深刻与否来评判电视节目好坏的话，现在的电视产品则以满足大众欣赏的心理和符合现代时尚为成功标志。
杨：“电视秀”给予了众多平凡之人在电视的舞台上尽情展示自我的可能，哪怕是一场游戏也好。他们娱乐了自己，也成为特定流水线上的娱乐产品，娱乐大众。这样一种充满消费意味的娱乐生产实践构成了“电视秀”的文化表征，盛大的群体性景观，全民参与的热潮都是前所未有的。
周：如果失却百姓兴趣、引不起社会关注，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就自然丧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节目缺少深刻意味，但却能吸引老百姓沉醉欢呼的原因所在。但就观赏而言，不能违背大众化的取悦趋同现象，当然要以某种程度的牺牲为代价，这实在是电视传媒所不能不做的取舍，并且常常又会下意识地唤起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感。而缺憾也难免相应伴生，因为过分地强调从众随俗，就必然容易导致低水平地迎合，趋就时潮、混同流俗。
杨：电视理当把大众需求作为自己的生产对象和节目标尺，若没有这一点，媒介与市场的共谋从何谈起？一旦“秀色可餐”能够成为电视最大赚钱机器的时候，追求规模、制造吸引眼球的亮点就很自然地变成“电视秀”的一种本能。因此，可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电视秀”越火爆，就越加重了人们对于电视娱乐文化的忧虑。
周：实际上，集体精神活动的背后是个体意志的萎缩，开放的集体是以被动的个体为背景的。而网络时代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另一层意义的开放，个体的精神活动是以主动的个体寻求多样集体的交流为背景。这种交流的闭锁和对象的开放是互成条件的。回溯历史发展，人类千古传承的精神活动，多为集体劳动升华的艺术和祭祀活动，音乐、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的集体性在电子时代受到个体性的强烈冲击，人类精神活动的集体愉悦正在受到个体享受的冲击，从电影的集体性到电视的家庭性，再到网络的个体性，公众交流在一步步地缩小，个性空间在一步步扩大，昭示着技术时代人类精神活动和交往的个人化趋势。尽管“电视秀”五花八门，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辨，从衣服的风潮到声音的模仿甚至到发式、肢体语言，都呈现出一种高度趋同。在讲求个性的年代，人们在一次次的模仿中不断满足狭隘欣赏人的重复意愿，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耐人寻味。
杨：一方面“电视秀”追求自娱自乐，追求宣泄，看似无所功用；另一方面，却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使得参与者神魂颠倒的，可能不仅仅是心理满足本身，也绝不单纯是一夜成名，而是激发了散落的个体，沉默的大多数人对自我个体的一次深层调动和确认。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能够展示自己，证明自己，就已经是成就自己。正是借助这样的民众心理，“电视秀”才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造梦工厂。
周：电视是主动强迫观众接受的，这就是所谓的媒介霸权；但其媒介本质又是为大众服务、被大众欣赏所支配的。在今天更为激烈的竞争条件下，电视的强制功能必然减弱，主动寻求益发增强。这种转型要求媒介要更为主动地创造，引导观众的情趣、兴趣，尤其是传统的东方情感内涵。媒介利用了这一点，老百姓就会喜欢，偏离了这一点，就会被抛弃。媒介会更加中和地冲淡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当它接纳东方的集体情感和西方的个体情感的时候，会在人性人本上，掏挖人的心灵上寻找到结合点，这使得媒介需要紧紧把握住，不能把东方文化的精神丧失掉，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上，媒介是比较容易得风气之先的。
杨：在这一点上，“电视秀”明显经历了价值转向的过程，从早期的纯搞笑和游戏娱乐到后来的大打亲情牌、爱情牌到人性关爱等，以期获得集体意识的支持，这是媒介文化在意义的实践中的一种自我调适。所以，在“秀”的舞台上，固然有你一言我一语、杂语喧哗的口水，但更多的是煽情的泪水、拼打的汗水，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