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党报
刘海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党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成为当前党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全国九亿多农民，是不是党报的读者或潜在读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党报该如何为九亿农民服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符合党报的办报原则吗？这是个亟待回答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党报新农村战略提出的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党报的工作中心、服务对象向农村倾斜的成功范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播撒革命火种，党开始在农村开展办报活动。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党报在农村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争得了生存，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同时，顺利地实现了党报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党报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再由农村到城市的曲折的办报历程。丁淦林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条‘城市——农村——城市’的办报道路，在中外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1]可见，党报和“农”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随着市场浪潮的到来，许多党报从自身的经济效益考虑，在报道内容以及传播对象等方面表现出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这种状况使得各级党报在广大农村的发行中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以四川省绵阳市为例，2005年，绵阳市总人口为529.1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08.72万人。[2]2006年，绵阳市邮政局34个县区支局点，订阅各级党报的数量分别为：《人民日报》总计454份；《四川日报》总计1676份；《绵阳日报》总计5154份。[3]平均下来，该市农业人口中，约合9002人拥有一份《人民日报》；2438人拥有一份《四川日报》；793人拥有一份《绵阳日报》。即便如此，订阅党报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县乡两级党政部门和村支部。农民个人订阅、接触党报，更是不成比例。党报和农民“无缘”，使党报面临着失去党报理论中的“农”字特色（或者说优良传统）的危险。不扭转这种尴尬局面，党报难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党报如果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对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的前途命运，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那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接近和使用党报的权利，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剥夺了他们参与社会舆论的机会，而这，正是目前大众传媒（包括党报）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4]忽视农村，无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一句空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报责无旁贷，这是由党报的性质决定的。为适应这一需求，党报有必要实施新农村战略，巩固党报既有的农村阵地，并以全新的方式向农户延伸，将服务目标锁定到每个农民。这是摆在各级党报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党报新农村战略的内涵
所谓党报新农村战略，是指为配合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需要，各级党报同步进行党报挺进农村的重大战略调整，让全国农民能够真正接触到党报，让党报将党中央的声音直接传递给农民，并为农民所喜闻乐见。
党报的新农村战略内涵体现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目的在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这依赖于外界信息的获取。长期以来，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滞后，不仅制约了农民接收外界信息的总量，而且影响了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党报实施新农村战略，目的就在于为广大农民群众及时提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和文化信息。
2.体现党报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报必须为党服务，归根结底是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如果党报不占领农村阵地，不能最大限度地为九亿农民服务，显然是党报的失职。党报新农村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党报办报理念向农村党报时期的回归。
3.党报的新农村战略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必然反映。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党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报新农村战略，直接为基层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让党报成为“把（农民）个人同世界联结起来的精神的纽带”。[5]这不仅是党报作为大众传媒所一贯追求的目标，也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必然反映。
三、党报实施新农村战略的措施
党报要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风貌，需要各级党报的农村版调整报道内容、报道方式，使其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现简要予以阐述。
办报形式方面的措施：
1.党报创建独立的农村版。“创办党报的农村版，将目标受众的生存状况呈现给社会，呈现给关心、研究这个阶层的人群，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上述整合机制、化解机制、稳定机制的建立，这也是党报不可推卸的责任。”[6]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则》中规定，在农村地区，《人民日报》、各省级党报要创造条件出版版面较少、价格较低、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农村版。可以说，实施党报新农村战略，中央和省级党报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积累了新时期面向农村办报的宝贵经验。同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推出了《新农村》周刊。并且有的党报创办了独立于党报的农村版，《河南日报》的农村版就是这方面的先例。
2.开展三级党报农村版同时进村行动。党报新农村战略的重心，不仅是创办新版面，更需要让党报走进农村，并且确保农民是党报新农村战略的直接受益者。200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组标题为《党报在村干部家“睡大觉”村民难以看到》的读者来信，江西安远县、山东惠民县、四川三台县的读者反映，尽管每个村都订有党报，村民却看不到党报。有些农民编出了“村里每年都订报，送到的报纸光睡觉，千元支出无回报，不如今后不订报”的顺口溜。
让每一位农民接触到党报，为此可以提倡党报阅报栏进乡村，让村党支部担负起监督党报农村版是否如期上栏的责任。这样，就可以使党的政策以“直通车”的形式到达农村。
办报内容方面的举措：
1.创新报道内容。首先，应在报道内容中及时体现党的方针政策，满足农村干部群众学习了解政策的需要。其次，应在报道内容中关注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农村人才流失、资金流失、资源流失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问题。
2.改进报道文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三性”，也可以看做是对党报文风在语言表达上的要求。关于准确性，就是需要农村报道做到真实科学，这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鲜明性的要求是力求新闻工作者对报道的事实态度要鲜明，明确表达媒介的立场。生动性的要求是做到文风朴实，说理深入浅出，可以多采用短句和群众常用的俗语、顺口溜和漫画等报道形式。
3.提倡让农民说话。新农村建设的成与败、好与坏，最终还是由广大农民群众自己来评判。过去，我们的媒体喜欢“为农民说话”，现在新时期的农民也有说话的欲望，他们对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我们也应该提倡让农民用原汁原味、形象鲜活的乡土语言，表达他们的心声。
四、党报新农村战略的意义
党报实施新农村战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有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党报）应该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有所作为”。[7]党报主动出击，面向农村读者展开舆论宣传，就是在新农村战略的指导下“有所作为”的具体写照。
2.有助于党报社会责任的承担。“党报宣传的一大任务，不仅是直接为读者提供高品质的资讯服务，更要通过这种服务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真善美，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8]党报新农村战略，更是应该以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先进的文化、丰富的精神食粮为使命，以此彰显党报履行社会职责的自觉性。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信息领域的“马太效应”。
3.有助于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党报新农村战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下，需要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点，“如果将‘以人为本’作为党报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党报就应尽力使两方面保持平衡，当这双重属性发生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应该仔细权衡，自觉地用人文价值制约经济价值”。[9]党报新农村战略的最终目标，应该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尽量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农民利益的多赢。
五、探讨的两个问题
党报新农村战略在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此，笔者拟就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1.强调社会效益，是不是意味着党报的新农村战略无视党报的经济效益？这样做是否有违市场规律？
其实，党报新农村战略和市场规律并不矛盾。新农村战略不是不计成本的无偿奉献，而是有限的利润让渡。“我国整个党报系统所采用的这种营销模式……体现的是以政治宣传与社会效益为第一要务的传播理念”。党报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照顾作为新闻纸的商品属性，又要履行党报的宣传功能。
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给予审视，这种框架所衍生的营销模式所呈现的却是一种生产与消费均由生产者内部循环完成的非市场化形态”。[10]毕竟这只是一时之计，农村潜伏着巨大的商机，如果党报新农村战略得以实施，广告商焉能不在乎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报纸走向市场最根本的要素是读者，党报走向市场是大趋势”。[11]党报农村版（周刊）实现最终的赢利，不过是个时间上的早晚问题。
2.是否因此加重农民负担？党报新农村战略，并不会给农民增加经济负担。这项战略措施，是让农民看到每天的三级党报，而不是让农民购买党报。事实上，只要利用好现有的党报（当然，有了党报农村版，原来的党报主报可以考虑不再订阅，允许党报农村版和主报的内容有所重叠），把报纸放到公共文化阅览室或者阅报栏内，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一份党报全村农民信息资源共享之目的。
（刘海明：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新闻系主任。）
注释：
[1]丁淦林、陈巧云：《中国共产党党报史略》，《新闻记者》，2001年第7期。
[2]数据来源：绵阳市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3]数据来源：绵阳市邮政局报刊发行科，2006年10月20日提供。
[4]符万年：《略论党报与以人为本理念》，《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5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329页。
[6]郭慧、杨东伶、雷赫：《党报在提高农民信息能力方面的作为》，《青年记者》，2006年第6期。
[7]米博华：《社会和谐与党报责任——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二届（2005）年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6年4月29日。
[8]米博华：《社会和谐与党报责任——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二届（2005）年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6年4月29日。
[9]符万年：《略论党报与以人为本理念》，《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5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张燕、韩凤彪：《全方位提升党报的市场竞争力——〈甘肃日报〉零售现状引发的几点思考》，《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5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朱又可：《聚焦〈新疆经济报〉改革经——“党报如何应对市场”理论研讨会纪要》，《新闻记者》，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