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报纸风格存在着的鲜明的矛盾性，普利策给出的理由也是大多数煽情报纸的理由：揭露罪恶有助于人们与罪恶作斗争。人们必须知道关于罪行、邪恶和灾祸，这样他们才能与其斗争，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秘密发展的。而当普利策被问及为何不将《世界报》办成其爱读的《晚邮报》时，他的著名回答是：我是对着全国而不是对着一个委员会讲话（Mott，1962：441）。《世界报》以生动的方式报道更多新闻，以满足变动中的社会需求，并以煽情主义的新闻内容和版面来适应社会变化趋势。这表明身为移民的普利策对当时席卷全国的移民潮非常敏感，他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知道他的读者既希望得到娱乐，又希望报纸起到有效的和进步的引导作用。看来，普利策利用煽情报道似乎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对策，先吸引读者眼球再对其实施教化。《世界报》的主编朱利尤斯·张伯斯（Julius Chambers）曾说：“美国所有成功的日报都建诸于煽情主义之上；但我们发现，这个基础一经建立之后，就要以绝对正确与真实为保持成功的唯一基础”（Mott，1962：443）。这个看法与普利策的想法完全吻合。
不过，实际情况是张伯斯这段话前半部分似乎可以成立，但后半部分却似乎站不住脚。1877年进入《世界报》，历任本市编辑、夜班编辑和总编的约翰·斯彼得（John Speed）对1881和1893年的纽约4份报纸所做的内容分析，就提供了反证。在这个被称作“美国报纸的第一个内容分析”中（Sumpter，2001：65），斯彼得选择了1881年4月17日和1893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论坛报》、《太阳报》和《世界报》作为样本，他将4份报纸的内容分了13类。这4份报纸的页数在1881年是平均10页，而到了1893年页数则几乎增长了2倍。在1881年，报纸使用4.5栏报道闲言闲语，1栏报道丑闻，到了1893年，则分别是116.25栏和7.5栏。流言所占篇幅的比重增加最多，特别是《世界报》从1栏增加到63.5栏。斯彼得认为结论显而易见，虽然报纸页数增加了很多，但读者并未因此而受益，因为增加的页码主要用来刊登流言和丑闻，而民主社会的读者需要的新闻并没有增加（Sumpter，2001；69）。
曾做过报社记者的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安·莱弥尔凯普（Julian Rammelkamp）认为虽然普利策不愿意自己被看作一个商人，但他“的确是一名商人，而且恰巧是新闻业的商人”（Rammelkamp，1967，转引自Sloan，1991：193）。而莫特也认为大多数报人都是以赢利为目的（Mott，1962：242）。对有人抱怨《先驱报》刊登布莱德莱斯博士的药物广告，贝内特的解释是：“给我们比布莱德莱斯博士更多的广告，给我们更高的价格，我们就不再登他的广告，或者至少削减其广告的篇幅。商业就是商业，钱就是钱……我们不许死脑筋来干涉我们的生意”（Mott，1962：301）。当他垂垂老矣之时，也曾忏悔“报纸长期将刊登广告作为首要目的”（Mott，1962：242）。
19世纪末，围绕“黄色新闻”的是非曲直，美国新闻界曾展开一场论争。一位杂志作家曾说：“没有一种职业这样地令人叹息，虽然一直有对报纸的严厉批评，但黄色新闻招致的批评最激烈”（Mott，1962：604－605）。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什么才是新闻？二、报纸和读者应是怎样的关系（Sumpter，2001：67）？美国学者克里福德·克里斯蒂安斯（Clifford Christians）还将19世纪90年代划作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伦理的发端期（克里斯蒂安斯，1999，转引自李藜青、展江，2004：Ⅳ）。有人称新闻是一种力量而非一种商品，对其传播的社区具有惩恶扬善的作用。而有人则已经开始认为报纸和铁路、金融部门一样，需要巨大的投资，“于是，它们也和其他赢利部门一样地运作——要谋求最大利润。没有其他的运作法则”（Sumpter，2001：68）。
(四）芝加哥学派眼中的媒介角色
19世纪后期报纸的迅速发展使得几位美国理论家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将“现代传播的整体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首次作出综合性考虑”（切特罗姆，1991：98）。
1892年，哲学家约翰·杜威与财经记者富兰克林·福特创办了一份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对于这份名字独特的报纸的宗旨，两人在1892年3月有过如下通告（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5）：
将要出版的报纸的宗旨是，履行报纸的职能……我们相信，在舆论界，一份不愿背离事实的报纸是有立足之地的；它将注重去报道思想而不是用过去的旧包装将它乔装打扮；它将不再把力量花在仅仅是详细报道伴随着事实的个别进程上，而将事实本身显示出来；它将不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把它们作为解释思想运动的工具；它将把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教会问题作为人类变化着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降到仅仅是某个部门的技术趣味问题，它将报道研究和发现的纯粹成果，而不是它们那巨大臃肿的外壳；它将把思想的新贡献——不管它是来自书籍或杂志——作为新闻来报道，而不是从一个赞助者或审查者的立场来报道这些事件。
杜威和福特赞同报纸职能是报道事实，但是他们眼中的事实却有着特别的含义：首先，这不是普通的事实而是思想的事实，并且这些思想还是被作为解释社会思想运动的工具来报道的；其次，要把种种问题置于正在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中去报道，换句话说，要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这一通告很快招致了来自当地报界的愤怒攻击，《底特律论坛报》的一篇头版社论攻击道：“约翰·杜威教授的《思想新闻》的那份不完全清楚的通告显示，《思想新闻》会将已经被其他报纸报道了的新闻都包括进去，可以肯定……这家报纸的思想将仅仅是它的编辑们的思想”。杜威对于报界的反对之声显然始料未及并为此烦恼，他解释道，创办《思想新闻》不是要靠引入哲学来改革报业，而是靠引入报纸来改造哲学。此前，福特对于《思想新闻》的目的也有过类似阐述：“社会是一种有机体的观点早已有之，也作为一种观点被接受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指出事实，可见可摸的事实，去表达运转着的思想……这就是《思想新闻》要做的事”（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6）。可见，杜威与福特的初衷不过是有感事实在其所处时代的巨大影响力，而要通过选择事实并报道之，去表达社会是个有机体这样的思想。《思想新闻》最终销声匿迹说明杜威设计下的思想与新闻的结合实属不易，他对新闻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想象。
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芝加哥学派思考的核心。杜威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本身即是个无意义的问题，而个人与社会就如同字母表与表中的字母一样，字母表就是字母，而“社会”就是彼此联系中的个人（Dewey，1988：278）。库利声称《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的主要目的即是在将个人看作社会整体中的成员的前提下来考察个人（库利，1999：27）。将社会视为由个人的交流与联系构成的有机体是芝加哥学派的逻辑起点，他们将其作为美国民主得以实现的基础。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等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使得芝加哥学派对于社会与个人的紧密勾连面临断裂的危险。舒德森将这一社会变迁概括为由“共同体”变成了“社会”。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他认为共同体受“本质意志”驱使，由合作、习俗和宗教构成，其典型表现为家庭、村落和小镇的群体；而社会则是在传统、法律和公众舆论基础上建立的大规模组织，比如城市、州或国家等。“
社会的理论构想出一个人的群体，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滕尼斯，1999：95）。共同体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公开聚集在一起，直接交流思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轮流执政，但是这种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存在的，因而民主的落实也成了问题。杜威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注意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社区得到扩张，但这是由于新的、相对没有人情味和机械的人类联合行为，因此这个由蒸气和电力所创造的“大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但不是一个社区（Dewey，1988：296），而杜威的目标就是在更大的规模上振兴交流的活力，以矫正“直接社区经验”的消失（彼得斯，2003：15）。
19世纪传媒的巨大发展，尤其是新的传媒技术所蕴含的潜力，给了芝加哥派学者们弥合个人与社会之间断裂的希望。库利确信，19世纪展示的现代传播的新纪元使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因为现代通讯具有可以穿越时空到达所有人群的特征：可表达性，或称它能承载的思想和感情的范畴；记录的长久性，或称对时间的超越；快速性，或称对空间的超越；扩散性，或称传达到所有阶层的人。因此，基本团体中的手势和讲话所做到的，现代传播一定能为整个社会做到（切特罗姆，1991：106）。将共同体与现代传播相提并论显示了库利的思想脉络。在库利的理论中，基本团体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是社会秩序和个人本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库利，1999）。基本团体是依赖于人际传播而发挥作用的，但在库利看来，具有技术优势的现代传播可以像基本团体那样在个人与社会的勾连中起到桥梁作用。
杜威同样对于新媒介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重建地方邻居社区价值的潜在力量表示了极大希望，他认为小的社区传播加上印刷传播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麻烦了：“在自由与充分地相互交流信息的意义上，可以设想建成巨大的共同体。但是它永不会拥有组成地方社区的全部性质。地方的周围环境会在印刷传播之外再加上口头的传播。小的社区和较大的有组织信息应当为了使社会信息的真正自由传播而相互补充”（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20）。由此，杜威创办《思想新闻》的苦心可见一斑，他深切体会到“信息的社会意义”（切特罗姆，1991：114），希望亲自办报来加速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流传，进行一场借助传媒的力量缔造一个新社会的实验。因为他们“这一群人相信，由于纯粹的事实报道，加上哲学的洞察和科学的精确，并从最近事态的趋势看，报纸注定会带来巨大而迅速的变革”（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3）。
就这样，传播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成为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而媒体被看作与移民和城市发展有关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是恢复受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侵蚀的大众民主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杜威，1990：5）。库利在《社会组织》中的《传播的意义》一章中为传播下了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以及空间和时间的其他最新成果”（Cooley，1972：61）。米德“提出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基础的原则，是包括他人参与在内的交流原则”（米德，1992：223）。而帕克将传播限定为“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通过传播接受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是用人们之间的理性和道德的秩序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的过程”（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