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兴盛。英美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从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制度规范、组织运作、专业文化、社会关系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日常活动等各个方面，具体考察新闻制作的过程，这些研究被舒德森冠之以“新闻生产的社会学”（Schudson：1991）。媒介社会学的研究通过“系统地展示（重构）‘群体的偏见和建构的修辞’使得‘深层的新闻和新闻的深层’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Jansen，1981：147）。学者们通常将媒介社会学分为三种研究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媒介的社会组织分析取向、文化研究的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是将新闻生产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作为媒介经济基础的所有制联系起来；媒介的社会组织分析取向，主要是侧重分析新闻媒介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政策、新闻专业的规范、新闻生产过程的各种常规行为框架以及社会关系对记者工作的牵制；文化研究的取向，是将记者工作与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相联系，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潘忠党，1997：36）。而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三种研究取向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本文也会使用三个研究取向中的某些范畴和概念。
美国的新闻史研究学派纷呈，论著汗牛充栋。就研究视角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1）意识形态视角，将政治社会事件与态度作为解释大众传播史的首要因素；（2）专业视角，主要特征是探讨“恰当”的大众传播实务，试图以媒体对现有专业标准的贡献作为阐释和评价新闻传播历史的标准；（3）文化视角，其重要前提是媒介的运作与其所处环境关系密切，媒介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因而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Sloan，1991：1－9）。1974年，凯瑞在《美国新闻史的问题》（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一文中提出美国新闻史研究遭遇尴尬，他认为美国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着“辉格式研究倾向”，即将新闻业的发展归因于自由和知识的发展，认为新闻的发展是由于人们理解力的提高和《第一修正案》带来的权力和自由的拓展（Carey，1982：1183）。他提出要超越这种将进步假设为历史最重要原则的解释历史的方法（Folkerts，1991：4）。威廉·斯隆（William David Sloan）认为尽管只有民族主义研究学派最接近凯瑞所说的“辉格式研究倾向”，但美国相当一部分传播史家已经接受了凯瑞提出的这个术语（Sloan，1991：3）。此后，美国新闻史家一直在为重新界定新闻史研究而努力，美国的新闻史研究也逐渐体现出方法和语境上的复杂性（Folkerts，1991：4）。
然而，试图从报道模式入手而进行的报纸社会史研究并不多见。舒德森在《发现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一书中明确提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虽名为“发现新闻”，但此书的重点并不在于新闻本身，而是在于探求客观性理念如何成为新闻业的神圣职业意识形态。舒德森认为客观性是现代报纸的产物，所以《发现新闻》从现代报纸的发轫期——便士报开始谈起。此书注重探求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媒介的影响，将便士报的兴起与民主政治时代的平等主义相联系，将媒体擎起客观主义这面大旗归因于对“事实”（fact）并非“真相”（truth）的怀疑，这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历史毕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虽然客观性理念成为新闻业的职业意识形态是在20世纪，但客观这个问题却决不是20世纪才产生的，从报纸一开始出现，或者从新闻一开始出现，客观性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考察新闻或客观性的眼光还应投射到报纸的最初发展阶段。
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报业来说，具有300余年历史的美国报纸的形态和发展，特别是其报纸的经营，往往具有风向标的意味。国内近年来对于美国报业的关注持续升温。然而，这种关注多聚焦在美国当代报纸的发展，而对美国报纸发展史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希冀本书能有助于了解美国报纸的先天限制、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必须有的专业规范，通过凸显美国报纸结构体制的内在矛盾和辩证张力，减少对美国报纸不恰当的想象，而这也会为中国报业改革提供镜鉴，观照他者亦为反观自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建设，中国媒介的经营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审视媒介组织的研究文章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黄旦，1997：72）。然而，对于西方传媒运作的借鉴决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将“参照物”变为研究的起点或行动的终点：“由于西方的现代化‘程度’‘高’于我国，我们就可能因此觉得西方的新闻体制也‘优’于我国。于是西方的体制被赋予‘未来’我国新闻体制的含义，转换成我国新闻改革的内在目的”（潘忠党，1997：64）。中国的报业改革只能以中国的历史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
关于本文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1）在展现报道模式的内涵及特点的时候综合运用了“事实选择”和“事实呈现”两个维度，单个维度还不足以分析每种报道模式的特点；（2）虽然本研究以“报道模式的流变”为题，但研究并不认为每一种新的模式的出现就意味着已有的报道模式的消亡，实际上存在着几种报道模式共存的现象，本研究试图辨析的是为什么会产生新的报道模式，它新在哪里，而新闻的内涵以及报纸的角色定位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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