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庄重，庄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大气的表现，它和那种一脸严肃故作深沉完全不同，而是内在的气质，说出话来是可信的，不是虚假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调侃的，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格言绝句、名篇佳作都非常庄重，包括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是很庄重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心审美的一种重要风格，千万不要伤害她。庄重了就大气，就洒脱、自如，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没有这个根基就会走到虚假、轻浮、苍白这些道路上去。当然，庄重也是一种范式，每个人的理解、生活经验会给它不同的补充，这样才显出了多种多样的神采，因之，庄重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新闻。一个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他是不会在新闻里去调侃的，调侃的结果就会使人认为是道听途说，失去了可信性。最近报张上还在夸湖南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是有进步，比过去吊儿郎当那样的有点区别了。但是它的新闻的界定有问题，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而它是新近吗？它不一定是新近，而且新近发生的这个事实有新闻价值吗？不一定！这就扩大了新闻的外延，什么都可以当新闻了，所以我原来就给他们建议叫《晚间杂志》最好，不要叫《晚间新闻》了。社会新闻也是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是所有的犄角旮旯、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报道，这是不行的，这是集怪猎奇、哗众取宠的一种表现。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应该认真地对待。
“说”新闻，轻松，好像没有政府文件那么严肃，轻松一点可以，也是一条路子，但不能把新闻节目变成非新闻节目，形式再生动都没有了意义。
过去我们新闻讲究语言简洁，现在语言可以稀释一点，比如（演示）“一只老虎生下了四只小老虎”，你可以多说两句都没关系。过去就是简单地报一下，像电报体，显得干巴一些，现在可以增加一些色彩也没问题，但不能失去庄重，不能降低新闻价值，否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都是犄角旮旯的世界，都是鸡毛蒜皮的世界，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更偏颇了。
第二，话语权力。我们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党、政府和人民给了我们话筒前、镜头前说话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利”，而是真正的、有力量的权力。它意味着我们在话筒前、镜头前给我们的话语生杀大权，有权让它生动活泼，也有权让它死气沉沉；有权让它热情洋溢，也有权全部否定。这是有声语言的很大的特点。写成文字以后，看不到权力的影子，但只要说出来，这种权力就体现出来了。
权力有两种：一种是隐性的话语权力，指转述和旁白。比如中央的文件、重要的社论，我们只有转述的权力；比如解说词，我们只有旁白的权力。但是这种转述、旁白是非常重要的权力，当前正遭到蔑视。有的人说，“有稿播音是消极的、被动的，没什么创造性，没有个性”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加以剖析，给以回答，事实绝非如此，广播电视发展到将来，也永远不会走全都没有稿子的路。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势。一个人只会自说自话，别人写的东西念不成句子、表达不出意思，更不用说文采，这是无能的表现；只会照着稿子念，没有稿子说不出话来，一样是无能。
隐性的话语权力非常重要。比如，中央十套播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内容非常精彩，解说差强人意，如果加以调整，就会为片子增色不少，这就是隐性的话语权力运用得不够好。现在我们的有稿播音，正在低谷当中艰难地行进。遇到的外界的干扰不说，就说我们自己的心态，只要拿到了稿件，就觉得自己受到了限制，就显得很被动、无奈，这是十分错误的心态。老一辈播音艺术家早就教导我们，即使是现成的文字稿件，我们拿到手以后，也有广阔的创作天地，正和伽达默尔主张的“视阈融合”不谋而合，文本的视阈和读者的视阈融合，互相补充，形成新的视阈。国内外对于文本的阅读、朗读，即有稿播音，都是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的。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坚持自己的阵地，我们就会后退而有愧于这个时代。特别在教学当中，我们播音系就走过一段弯路：当在话筒前、镜头前胡聊乱侃的时候，学生们对此情有独钟，让找一个话题谈话，神采飞扬却言不及义；拿到稿子，就没兴趣了。
这两种是互补的。我们从认字开始就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有声语言内在化的训练，为什么我们到了成人、到了真正的岗位上，反而忽视了它、轻视了它？这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个话语权力是显性的话语权力，叫做率真独白。它表面上看是自己的行为，实质上看还是媒体的行为，因为我们是喉舌。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容易呢？因为可以随口唾出，怎么说和说成什么样都没有明确要求，这就违背了我们民族文化当中语言的言简意赅、词约义丰。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话语权力，它要求有声语言的质量、内容的深度、语句的辞采、表达的灵动。1980年以前绝大部分是隐性的话语权力，所谓“不喊不革命”，激情就是一切。1980年以后，口语至上，在重文轻语的历史上又加以强化，认为什么人都可以说话、说自己的话，不用经过刻苦的训练，这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这两种话语权力此消彼长。
我们中国形而上学的东西，往往干扰着我们老走极端，当一个问题得到重视时，另一个问题就被忽视，这是违反辩证法的。
两种话语权力在历史上可以分成两部分，1980年以前，即1966～1980年这一段，叫话语权力的萎缩，我们几乎没有权力，都是“两报一刊”社论。1985～1995年这一段，是话语权力的泛滥，什么人都可以到广播电视里来说话。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女孩在电台工作，一个月500元，她嫌累，自己不播了，叫她妹妹来，给妹妹300元。她妹妹也嫌累，又让妈妈来帮忙，给她在调音台上操作，给妈妈100元，领导都不知情。我们的广播电视如果泛滥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就出问题了。不是知识的贫乏、美感的消失，而是信息的错乱和责任的丧失！就像前苏联出现的自由论坛一样，什么价值观都可以在媒体中说，都可以张扬，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两种情况，今后要特别注意，让学生在思想里认识到隐性、显性的话语权力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第三，语言功力。中国播音学的核心是播音创作基础理论，往前生发是发声学、吐字归音，往后生发是各种文体、节目形态、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而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核心是讲播音创作主体的语言功力。语言功力不是“语言的功力”，它比语言的功力广泛深刻得多。它从观察力开始，理解力、思辨力、感受力、表现力、鉴赏力、调检力、回馈力，都在语言功力里。把语言功力简化为表现力是错误的。
语言功力管三大块，第一块是思维功能。从功能上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这个表述基本准确。有的人一辈子在想一个问题，没有发表，这就是他思维的能量。等到他出成果发表了，但是思维过程被隐去了，我们看到的是思维的成果。但是他得用语言表述，如果他的语言功力不强，思维也不会清晰、有效率。
第二块是交际功能。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交际，需要语言。没有语言功力，交际也不会成功，反而显得很吃力。
第三大功能是传播功能。你说给很多人听，这些人在你的脑子里可能都没有具体的印象，但他们会给你一种刺激，让你向他们诉说。思维、交际和传播，是通过语言功力将之管理起来，达到表达效果。孔子说“辞达而已矣”，非常深刻，强调说话的主体要“达”，如果每个说话的主体都“达”了，思维的成果就会流通起来，交际的效益也会扩大起来，传播的力量也会增强起来。
语用学里讲说者和听者，包括语境，研究语言链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能忽视话语主体的力量。话语主体的力量是话语主体的一种表现，是话语实施的一个过程，应该说是构成整个语言世界的一个亮点。我们认识语言功力，千万不要仅仅局限在有声语言的表层上。因为我们的有些训练方法，特别是即兴口语的训练，往往停留在表层。所谓的应变多少法，实际都是在表层打转。比如，“今天天很热”，怎么训练？如果出着汗，又没空调，（演示）“唉，太热了！”如果空调很冷，天很热，怎么表达？等等等等，复杂之极。词语的选用、词语序列的排列，到有声语言的色彩和分量，极其复杂。一个人一个说法，怎么能纳入一个体系里面，让大家一起走啊。所以吕叔湘先生说，“有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能说会道”，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文化和有声语言绝对不是对等的，另一个是有声语言与人生体验密不可分，接受事物很快，而且把别人的话能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能灵活运用。所以，我们的训练往往走入机械的、模式化的训练，实际上是对个性的抑制，是对有声语言生长的压抑，不行的。只能给他们一条道路，让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达到一种感悟，语言就会生成，然后就会适应。
要有决心，自己做一下，每天就用5分钟，随便找一个话题，录下来。一开始时，前4分钟叙述，后1分钟评论一下这件事。道路上的交通，天气的变化，人生世态的炎凉……都可以拿它作一个话题。这没有限制。因为这种捕捉社会现象本身，就是对你的思维走向的一种锤炼。练习一个月。第二个月开始，3分钟叙述，2分钟评价。第三个月，2分钟叙述，3分钟评价。第四个月，1分钟叙述，4分钟评价。搞四个月试试看。我没有给任何人定题、定向、定方式，但是这是一种实践当中的，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适应的道路。经过四个月的训练，你的语言能力一定是相当强的，不但善于捕捉越来越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叙述得条理清晰，评价得恰如其分。这种训练是任何所谓的方法和模式达不到的。当然，如果你愿意加大量，一天10分钟，这都随自己。因为，进入了这样一种语境，就是“逼”着你说话，不说不行，非说不可，这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原始状态，体现了恩格斯说的“非说不可”四个字，而且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没有窍门。这只是说独白这方面的训练，将来，再做成对话的训练，这都是提供了一种方式，一条路径，没有任何明显的制约。
如果我们全国的人，或者我们播音专业的学生们，逐渐地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出这样一个东西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我想，我们的语言质量会大幅度提高。当然，它和文化的学习、社会经验的积累都密不可分，因为你不学习，眼界非常狭隘，只能说这点事：就只认识杨树、柳树，其他树都不认得了，那你没话好说；对新的交通法规不熟悉，评价新的交通事故就没有依据，不学习是不行的。你人生的体验也在增加。它不仅是有声语言的训练，它是你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话筒前、镜头前的积累，或者叫“前理解”。这样，你将来的语言就会为你的个性生存，或者叫语言的风格，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不要小看了语言功力。
一会儿我再讲一讲“学院派”。学院派很容易走理想化的道路。
如果我们的专业在大众媒体上，真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实力，我们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化的素质就会有极大地提高，到那时我们就会涌现出很多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供大众学习和欣赏。到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这些人走的这条道路，实现了秦始皇“书同文”却没有实现“语同音”的道路，我们全民族的有声语言状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重文轻语的现象就会得到克服。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示范，不要迷信“普通话水平测试”。我说的不是不重视，要重视，不要迷信。因为这是一个太基础、太基础的测试，就是得了“一级甲等”，那30个0.1的错误，怎么去认识它？现在还没有得满分的呢，怎么也得有个十个八个错。在广播电视里20分钟里出10个错，允许吗？这个要求，太低了。另外，将来全国都在推广普通话，我们14亿人口里，不用多了，4亿这个零头的人，都达到了“一级甲等”，我们的压力该有多大。任重而道远。
我们把对语言功力的认识、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对教学的认识、对学生训练的认识等等，在一个过程里面审视，就会有一个不断的调整，在调整当中又不断地进化，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有不断提高。
首先，要自信，千万不要自惭形秽。别人说“播音无学问”，就觉得是没学问；说“有稿播音没出息”，就觉得是没出息——整天处于这种心态下，自己不能长进，也教不好学生。
然后，就是研究我们还有哪儿做得不够？1996年开始，我提出的这个方法已经八年了，我还没有听到有一个同志说，“我练了四个月”。为什么？是否我的要求太苛刻？是训练得太艰苦？还是什么？就是觉得它是错误的，我也可以练四个月，试验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当然，形成制度就更好了。比如，我们的小课，就布置学生们这么做，每天五分钟，一个星期，25分钟的作业，听一下。不一定小组学生的作业每一个都听，听三五个，再布置新作业，再练，能不能行？“语言这个东西，非下苦功不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