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清
契机
“海派文化”和“海派电影”似乎是两个“题无剩义”的话题，因为前人对它们的探讨已经相当详尽了。不过笔者相信，在新的语境下探讨“海派文化”与“上海电影”（而不是“海派电影”）将会收获新的意义。首先，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上海电影百年的步履与中国电影史是同步的、同构的，甚至中国百年电影的纪念或许可以以上海的名义。但是，往昔梦幻般的繁华并不一定带来今天的成就。上海电影现在尴尬的处境对中国电影百年华旦构成一种反讽。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就上海电影说点什么；其次，经济发展的上海正在重新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化大都市。1990年代以后，以浦东开发为契机，1930年代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或者“东方的巴黎”的上海站出来宣布要恢复往年的荣耀，重新焕发东方明珠的风采。与此同时，同样被喻为“东方之珠”的香港进入暂时的调整与蛰伏时期，上海则更加有意识地全面发展自身，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强调文化建设不仅仅因为想要重振上海的文化信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内涵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上海电影的重建、海派文化振兴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的一致性。重提“海派文化”和“上海电影”，就是不希望它们在无语的状态下寂灭。
上海电影：从主流向边缘滑落的历史
就电影艺术这一门类本身而言，上海电影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电影唯一的中心，为中国电影建立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以上影厂为代表的上海电影也为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或许应该是以上海的名义，因为它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从未缺席和断流过。上海电影发生、中兴与没落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缩影。
北京从1905年在丰泰照相馆制作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到1913年以后将主导权移交给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或者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期间，制作了近8部京剧电影，开创了中国自己的电影。上海则从1910年代中期引进外国资本开始到1930年代的黄金时期，发展了中国电影，推动了第一次电影发展高潮。上海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并且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上海电影”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一座“孤岛”，但上海电影仍然通过历史题材影片在艰危的时局中发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声音；抗战胜利后，以“昆仑”为代表的“社会派”电影和以“文华”为代表的“人文派”电影以及其它一些商业电影，掀起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高潮。在中国电影诞生后的50年时间里，上海是中国唯一的电影生产基地和消费中心，“上海电影”几乎就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电影所带来的成就与荣誉（不管是否专属于上海）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归功于上海。上海为电影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电影的繁荣为上海带来了荣誉。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里，上海电影经历了一次由中心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在“十七年”时间里，上海电影经受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国民党“中影公司”、“中制”等电影机构的接管，以及对民营电影制片厂“国有化”的过程，1953年2月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整合了当时上海的全部电影资源，成为新中国三大电影基地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长春和北京），这实质上是取消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中心的地位和解放前上海电影的经济基础及其市场竞争格局；在新的上海电影机构中，来自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占据了主导位置和领导岗位，而原有的上海电影人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大多数只能从事具体的电影创作事务；以批判电影《武训转》为契机，开始了对上海电影人政治觉悟和艺术精神的改造，上海电影人在历次政治冲击中大伤元气，以石挥、赵丹、郑君里为代表大批的电影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则使上海电影遭受最深重的灾难；“十七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彻底放逐了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的商业传统，割断了上海电影与好莱坞式“娱乐美学”的联系。从形式上看，新中国的电影格局形成了长春、北京和上海三大电影生产基地和制作中心，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长影、北影、八一、上海、西安、峨眉等七大制片厂为主的电影生产系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一派繁荣的局面，但各个创作实体之间缺乏真正的自主权和实质性的竞争，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讲，中国电影的这种规划格局不但取消了上海作为电影中心的地位，而且是把每一个制片厂都当作了“全国一盘棋”上的棋子，形成一种“多中心”（也可以称为“无中心”）的局面，真正的神经中枢则放在电影局、文化部、宣传部这样的行政机构里面。上海电影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不但丧失了上海电影作为中心的地位，而且彻底泯灭了上海电影中的地域特色，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红色电影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电影局部的上海电影在六十年代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不但贡献了像《红旗谱》、《风暴》、《红色娘子军》这样革命电影经典，而且推出了《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具有海派电影的余风的艺术力作；上海电影是“文革”的重灾区；八十年代迎来文艺与科学的春天，以谢晋为代表的老导演和以吴贻弓为代表的中年导演使上海电影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张瑜为首的演员阵容展示了上海电影的亮丽风采；当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占据中国电影话语主导权的时候，上海电影陷入一种整体性的“失语”状态中，既无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也无具有号召力的明星。经济越来越开放，文化却日趋保守，艺术丧失了应有的先锋性，引领中国电影创新重任落到广西、或者西安电影制片厂身上，上影厂在急剧变幻的八十年代开始落伍了；当中国电影的最后一位大师（当然也是上海电影的大师）在上海人自己发起的“谢晋模式”大批判中转型后，九十年代中国电影陷入一种整体性的困境，上海电影也由此进入挣扎的岁月；屋漏偏逢阴雨天，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没有给困境中的上海电影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似乎要把上海电影整个儿吸附进去、消化掉，其来势汹汹的劲头丝毫不比上海电影被边缘化时差。上海电影真正意识到“狼来了”。
上影集团：内忧外患的电影生态环境
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电影机构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整。第一次是在50年代，主要是针对民营电影企业的国有化改造；第二次是整合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上海联和院线、永乐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集制片、发行、放映、销售、传播及相关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上影集团公司。迄今为止，上影集团仍然是上海电影的合法代表，肩负着上海电影生存乃至复兴的使命。上海电影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就是上海电影集团面临的困境，所以，关注上影集团的命运就是关注上海电影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影集团所面临的电影生态环境，其恶劣的程度简直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
先说内忧：首先，与所有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电影制片厂一样，上影也处于一种被挤压的、失语的、尴尬的处境。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有意识地边缘化过程的阴影尤在。北京仍然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文化中心，在与北京的竞争中，上海不管是从文化传统还是文化信心或者地利人和因素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开放的策略，在文化上却摆出保守的姿态，“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样的文化环境不利于电影的发展。其次，没有成熟的文化环境就留不住一流的人才，电影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着上海电影的发展：奠定上海电影声誉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和电影事业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缺乏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中青年导演和演员；人才储备与培养机制薄弱，北京有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广播学院，上海没有真正专业的电影人才培养机构；“北漂”一族、地下电影人、流浪艺术家聚集在北京，是北京电影丰富的人才资源库，上海不但对这些人没有号召力，而且本属于上海的人才还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一批文化精英离开上海，水土流失掉了，氛围随即消失；电影人才结构不合理，电影策划、制作、发行等产业运作方面的人才奇缺，在吸引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投资电影时显得力不从心。第三，国有企业改制的阵痛一时难以消除：“船大难掉头”，上影集团背后的包袱不是通过改制就一下子能够清除的。一是老牌国企形成的体制和机制的弊端；二是冗员过多和高额负债；三是70％亏损单位的存在和由此带来现金流的亏缺等，笔者不在此赘述，
